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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要想获得一种新鲜的、感动我们的东西，不能忽视性情、“我”的呈现，这就是作品后面的人的旨趣和胸怀。
我从中国古代的诗歌，包括现当代的诗歌，得到一个启发，就是写作是作者在现场的写作。古代的诗人写诗很少是在书斋里或者凭阅读的二手资料写的，他们的诗歌可以做一个还原，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有一个具体的倾诉对象，登幽州台，登鹳雀楼，送谁，宴请谁，都是在一个现场里面。这样的经验在场的写作是个很重要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当代萎缩了，现在文学的苍白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成了纸上的文学，无法对我们生活的现场对接和还原。二十世纪初鲁迅他们的小说，还是有中国诗歌的特点的，有一个强有力的“我”在那里。但这个“我”到最近一二十年已经发展到非常私人的程度，可能我们又过度地使用了这个东西，而损伤了本来应该更宽广、更高迈、更有容量的那个“我”，“我”的被限制、被损伤是文学困境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江 菲：现在的小说，故事很好看，但行文暧昧，基本上取消了紧张和立场，看不到作者怎样解决内心的问题，显得不够诚实。之所以这样，我觉得是诗人和小说家没有走向知识分子这个角色，对“道”、对人的灵魂洞察得不够，或者说精神的上升力不够。我们民族经历了一百年特别是近二十年的现代性改造，下一步就是如何去塑造我们的民族性和民族精神，用知识分子的角色、立场，命名、教育和启示，把文学来源于生活带到文学影响生活、影响民族未来的道路上。
我所熟悉的一些朋友，基本上不相信目前的这种批评，批评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了。比如对“八。后”的误解，我曾看过两千六百多个“八。后”的博客，我发现 “八。后”根本就不像批评家和大众描述的那样，他们有非常高的精神追求，他们对文学的恢复远远超过了七十年代或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和批评体现了文学精神的回归和思想的重建。但“八。后”好像认可批评家和大众的描述，对给定的这个角色没有反抗。
李静：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经验的断裂性、多重性和不可知性是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好像五十年代生人、六十年代生人、七十年代生人、八十年代生人，每一个用年龄段划分的人群，都有对自身经验的独一性、不可沟通性、神秘性的认识，这就带来了认知的难度。尤其是网络时代开始，“＇kO后”出现后，经验的断裂是异常突出的现象。这一现象，是批评家面临的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用传统的经验和价值观是否能判断这种变化？是否应先去了解、综合，才能判断我们所面临的文学对象？
我批评做得很少，很大的原因就是丧失了对当下作品阅读的耐心，好像小说家已经没有了对文体和语言的追求以及对形而上的超越的迫切感，好像现在的小说家的目光就盯在现时现世、一人一事这种具体的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而且秉持的精神逻辑是过日子的逻辑，这让批评家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种文本。作家当然要关注现实，但文学几千年来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即用彼岸来看此岸的这种眼光，就是一种超越的眼光，如果小说家也用过日子的逻辑，那么文学的价值又在哪里？是否值得认真对待这种创作，我一直很怀疑。
作家是应该写自己的经验，但是否还应有一个哲学的眼光？中国古代的诗人有一个阅读经史子集的传统，有一种哲学的本能。不见得是把自己的哲学在作品中形象化地体现，但对眼前的一人一事总有一个哲学的框架，以对世界的整体性认识来面对眼前的事物、风景。现代文学在中西文化的激荡下，也有在整体世界观的观照下对社会、人生、自身经验的看法，而当代文学之所以让人觉得缺少立得住的东西、让人回味的东西，我觉得是丧失了这种哲学的本能，没有在一种整体世界观的视野下处理自己的经验。
孕 洱：作家的发言很困难，如果作家做深刻的自我批评，就会被批评家抓到把柄。据说理论是灰色的，创作之树常青，实际上，作家易老，批评家永远年轻。
当下的作品我读得很多，读得很认真，都是从序读起，在读知青作家，尤其是那些明星知青作家的序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们序的第一句话往往是：很高兴向世界各国的读者推荐这本书，接下来就攻击全球化，然后强调本土文化的重要性、地方叙事的意义，最后感谢世界各国的读者。我觉得这种写序的方式很有意思，到目前为止，我的书都是一个自序一个后记，自序都是在做自我批评，我发现自我批评是没有力量的，如果有力量的话，被批评家看见就倒霉了。
李静谈到整体性的缺失，以及对整体性经验的把握，这些当然非常重要。最近我在看罗蒂的一本书，罗蒂据说是个很重要的哲学家，但是书看完之后，我发现他的整个哲学生涯是在和别人吵架，我们不知道他的哲学立场，他也谈到整体性经验的丧失，也试图找到对世界的一种整体性的把握，但是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这仍然如此困难，那么，对靠经验写作来混饭吃的作家来说，这样一种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又该是多么困难！我觉得这个难度超过了批评家的理解。
我想写出知识分子几十年来成熟的经验。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百年沧桑，在我看来，没有一部作品写出了知识分子的这种心路历程。在较长时间内把握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面对这种困难有没有一个支点呢？有没有一个精神骨架呢？我在想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有哪些障碍，哪些无法绕过去的障碍。我想到了两点，一是知识分子的过时的痛苦——种陈旧的痛苦，暴力、愚昧、专制等等在我们良知上无法绕过去的痛苦。这种痛苦在知识分子身上是有的，不矫情地说，在我身上是有的，这种痛苦我称作“重的痛苦”，一种重，一种某一瞬间我们还生活在过去时代的、无法抹去的痛苦。还有一种痛苦，就是我们在酒吧、网上的陶醉、愉快，这是一种痛苦的释放，是在机械复制时代个人无力的精神释放，是一种精神的彻底的困乏状态，这种困乏状态是以愉快的、甚至高潮体验的方式体现的，我把它称为“轻的痛苦”，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就是生命无法承受之轻。中国知识分子在长时间内的痛苦是“重的痛苦”和“轻的痛苦”的反复纠缠。有没有一种可能、一种写作来表现这种反复纠缠的关系？目前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何向阳：文学创作的难度，我觉得是处理繁复芜杂生活的难度。是与非、真与假、道德与不道德本有着明晰的界限，但这样的界限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模糊。我们无法对这种中间地带、这种暧昧状态做出命名和判断，我觉得这是批评的一个难度。批评不要匆忙地去下结论，这种命名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就会出现，强制性地命名可能会毁掉我们的丰富经验，我的感觉是回到生活本身，答案可能会慢慢浮现。
乔 叶：最近在读赫拉巴尔的随笔集《我是谁》，作者说：我实际上已经是别人了，是除我之外的一切。他说他就是那个没有主心骨的人，倒霉失败的人，住着破房子的人，结结巴巴说话的人，就是在园子里种土豆、萝卜和喂猪的人，就是那些去小酒馆偶尔喝啤酒的人。他说这些人融汇在一起就是他。他还有一个观点说，对于一个写作者，他必须将自己置于他不喜欢的境地，一个不顺心、力不从心的地方，自己要跟自己过不去。他本身的创作经历好像就是这样，胆子小，却去当推销保险的；喜欢休闲安静的散步，却在钢铁厂干了四年；讨厌剧院，就去当了四年的舞台布景工。他称这些为人工命运，他说通过这些人工命运，他学会了如何去理解别人，学会了观察自己周围的人和事，然后才深入自己的内心，有了比平庸的表面生活更现实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自觉，他不娇惯自己，由此有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狭隘的专业作家，以前是比较娇惯自己的。
张新颖：雷平阳讲一个老太太说了一辈子的英语说烦了，我就想我们这一辈子说的是什么话，是说了一辈子自己的话呢，还是说了一辈子别人的话？我不知道我们是在做自己呢，还是在做我们努力要成为的那个人？我们在做我们努力要成为的那个人，我们就是在做别人，这和说话是一样的。其实有的时候说自己的话非常地难，好像自己的话不值得说，自己的话和别人比较起来感觉自卑。
还有一个例子，奈保尔出生在一个英属殖民地，他一开始的作品怎么看怎么像是在写伦敦，像狄更斯笔下的那些东西，他写了那么多年一直不敢写出他家乡的一条街道的名字。二十几岁的兰波说了一句话，“生活在别处”，这成为我们八十年代以来，不仅仅是文学，也是当代人的基本观念，我们一定要追求不是现在的那样一种生活，我们的文学在追求不是现在的一种文学，人也要追求不是我现在这样的一个人。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临死的时候说，我这一辈子一直在追求要成为的那个人我烦了。
李洱说到痛苦，我觉得痛苦是个很青春的词，人到中年就说不清楚了，不知道痛苦还是不是痛苦了。想使自己成为现在还不是但可能会是的那种人，我觉得是一种青春的冲动，这样的冲动是挺好的，但有的时候需要—个调整，比如说生活到底是在远方还是在现在？可能比较好的是把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文学调整到远方和没有远方之间的一个比较恰当的位置上。
＇责任编辑 徐则臣＇
二ＯＯ七年度青年作家批评家揭晓
二ＯＯ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第六届青年作家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