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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地下室手记》中塑造了一个著名的“地下人”形象，这个“地下人”这样自我表白：
现在，先生们，我想对你们讲一讲我为什么甚至连虫豸都没有做成的道理。我只管讲我的，你们愿意听也罢，不愿意听也罢。我要庄严地告诉你们，我曾多次地想做虫豸。可是甚至连这一点我也做不到。我向你们赌咒，先生们，过多的感觉，那是一种病，是真正的、十足的病。
然而，到了卡夫卡那里，无论是《变形记》里主人公格里高尔，还是地洞里的主人公——那个不知名的小动物，它们都真的变成了虫豸，或者变成了“具有强烈感觉的老鼠”了。这样，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他们的主人公便从外部世界走进了内心世界，从“地下室”走进了“地洞”。但不同的是，“地下人”渴望走出地下室；“地洞”的主人公则希望永远留在地洞里。
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总觉得自己是个病人，因此他特别关注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卡夫卡觉得自己是个弱者，因此他希望呈现弱者内心世界的真实图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他的主人公一样在地下室写作，但他渴望从地下室走向“活生生”的世界；卡夫卡则试图逃避“活生生”的世界，一头扎进“地洞”将自己永远封闭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拷问灵魂，并且残酷到了冷静的程度；卡夫卡面对人间的巨大灾变则总是不动声色，似乎是冷静到了残酷的程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卡夫卡的先行者，但卡夫卡跟随这位先行者，却走出了完全只属于自己的路。
大师的眼睛
摩罗
卡夫卡的眼睛——恐惧
世界上最能抓住读者眼睛的眼睛，无疑是卡夫卡的眼睛。
卡夫卡的眼睛充分宣示了他内心的柔弱和恐惧。也许你会像触电一般被他唤醒了自己内心同样的柔弱与恐惧，也许你内心苏醒的是对于一个柔弱而又恐惧的孩子的深深的怜悯与关爱。总之，只要你看见了这样的眼睛，你就一辈子摆脱不了他对你的倾诉与吁请。
卡夫卡说，作家就是一个弱小的生命。他还说，为了原谅自己内心的弱小，他总是把外部世界描写得很强大。这个保险公司的小职员一生都害怕父亲，好像被他的父亲所压垮。其实他是被存在本身所压垮。世界和生命都是完全出乎他意料的存在，他被存在的真相吓得喘不过气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句话用在卡夫卡身上是再合适不过。
刘青汉说，鲁迅笔下的狂人突然发现罪恶的人类“原来如此”，耶稣却知道罪恶的人类“本来如此”。这个精辟论断有助于我们理解中西精神文化的差别。可是，西方人并不是简单地接受耶稣的结论，每一代精神巨人都是重新发现“本来如此”的。在他意识到“本来如此”之前，也惊恐地品尝过“原来如此”的震撼。
卡夫卡的眼神就是这种发现的惊讶与恐惧。
卡夫卡说他的作品只是他随手记录下来的噩梦，他甚至立下遗嘱让朋友把这些文字全部烧掉。他实在不喜欢他所体验到的存在的柔弱、恐惧与痛苦，他深知“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他每天都在吁请信仰的降临，因为真正的生活就是信仰本身。
这是一双最真诚地为信仰而焦虑的眼睛。他好像决心把上帝看个清清楚楚。最后他说“上帝居住在神秘和黑暗之中”。
当我们相信神秘和黑暗之中居住着上帝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恐惧呢？
普鲁斯特的眼睛——梦幻
梦不仅是大脑的一种思维状态，也是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而文学就是人类的梦幻。所以，所有的文学大师都无法与梦脱尽干系。
世界上有一种病人，医生永远看不到患者的临床表现，因为这种病发生在夜间。谁曾见过梦游者的身影和眼神呢？可是，自从普鲁斯特成为著名作家之后，每个有机会读到他的照片的人都可以见识梦游者的眼神和灵魂。
卡夫卡说他的作品就是他的噩梦，这等于说人生就是一场噩梦。普鲁斯特好像有不同看法，他拉着卡夫卡的手，带他来到一座花园楼房，在“格里戈利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大甲虫”的那张床上，恍恍惚惚地回忆起睡觉前母亲慈爱地拥抱他的温暖感觉。这时奶奶送来了一只馅饼，普鲁斯特还没有品尝就感觉到了浓郁的甘甜和馨香，这是对曾经有过的甘甜和馨香的回忆呢，还是在梦中幻想着的甘甜和馨香？
普鲁斯特依然拉着卡夫卡的手，迷迷糊糊地来到海边，欣赏阳光在海浪上跳舞，美丽的舞裙一会儿变成红色，一会儿变成金色。这时一个送牛奶的村姑款款走来，阳光在她脸上开成了一朵变化不拘的小花。普鲁斯特痴迷地赞叹，生活就像阳光一样，在任何地方都闪烁着诗意。诗人不过是这些诗意的感受器。
谁都知道，普鲁斯特因病不能接触空气，只能长期封闭在室内。他是一位生活的囚徒，这才是真正的囚徒。
卡夫卡禁不住嘟囔着说，可怜的梦游者，你都几十年没有见过阳光了。
普鲁斯特说，我在生活中没有见过阳光，不见得梦中也没有阳光。生活不过是梦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噩梦又是生活很小的一部分。何必被那一小部分压垮呢？
一位诗人说，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就只是在这里。普鲁斯特说，不要以为我活在生活中，就只是在生活中。
人类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梦游者，作家是唤醒梦中记忆的通灵师。
文学大师的存在方式就像村姑脸上的阳光之花一样变化不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睛——疑惑
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一只眼睛，从额头到下巴整个脸部就是他的眼睛，额头则是他的眼珠子。深重的苦难在这只眼睛里阴暗地闪烁，严重得无以复加的神经质在这只眼珠子上翻滚颤栗。在他年仅24岁的时候，别林斯基就从这位《穷人》作者神经质的敏感与善良中看到了俄罗斯文学的希望，但是这颗希望之星升起得艰难而又缓慢。因为他要等着西伯利亚的10年流放生活给他以决定性的锻造。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令人惊奇的是，他体验苦难的深度，就是体验爱的深度。别尔嘉耶夫不无骄傲地说，俄罗斯作家常常因为爱而发疯。安德烈耶夫、迦尔洵都是这样的疯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更加博大的疯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拿普希金与西方文学大师作比较的时候说：“普希金具有除他之外任何其他人都不具备的特质和天才——他对全世界都抱有悲悯的同情心。”其实，普希金只是这一特质的开启者，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和托尔斯泰身上，这一特质才表现得更加鲜明更加丰厚。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思想明晰而又确定，他先是因为主张西方化而被流放10年，后来又因为强调俄罗斯民族本土传统而遭受文化界的攻击。他在精神上却更多地表现出犹豫、疑惑、徘徊、质疑等等不确定性的禀赋。他对赌博的痴迷和对癫痫病的眷恋说明他对一切未知事物保持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
他不但热心于展现底层人的苦难生活，同时也是最热衷于描写圣徒精神的作家，可以说他自己就是一位圣徒。可是他是唯一一个同时把对于上帝的疑惑表达得淋漓尽致的圣徒，他的极度神经质的敏感帮助他始终处于疑惑的状态。这些疑惑体现了他对人性的弱点具有最深刻的理解和同情。
托尔斯泰的眼睛——悲悯
托尔斯泰是一位生前就被认可的圣徒，受到广泛的拥戴和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在穷困凄清中孤零零地告别人世。
托尔斯泰献给人类的主要精神财富，就是这充满普世之爱的悲悯目光，包括不以恶抗恶学说在内的他的全部著作只是这种伟大目光的解说词。
一般说来，一个作家所体验到的人类苦难，总是以他个人的坎坷经历和艰苦磨难作为底子并从中升华起来的。感受了自己的苦难才能同情别人的苦难，体验了自己面对苦难的弱点才能怜悯别人的弱点。托尔斯泰却不是这样。这位伯爵先生在人生道路上是如何养尊处优、平步青云是大多数读者都心中有数的。所以，托尔斯泰的苦难意识和悲悯心肠初初看上去总觉得有点虚假。
一个没有被现实的苦难深深伤害过的人可以当伟大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而不会成为作家，因为即使一位平庸的作家也是由造化的捉弄和折磨造就的，一位伟大作家几乎非得以心灵的巨大伤害和严重残缺为代价不可。高尔基说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唯一健全的心灵，等于说托尔斯泰是唯一没有资格当作家的人。
托尔斯泰天生具有圣徒的禀赋，他动笔之初就是以圣徒的身份写作的。《卢塞恩》、《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作为小说只能说是平庸之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的辉煌才华有天壤之别，可是在精神上他们却完全相通。托尔斯泰被人类社会的苦难和存在论意义上的苦难深深伤害，为人类寻找出路的热肠折磨得他寝食不安。他一面对生命意义作形而上的思考，一面牵挂着每一个农奴的切身贫困与病痛。
他知道没有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解除我们所面对的困境，这种深重的绝望使得“唯一健全的心灵”变得千疮百孔。“托尔斯泰主义”是他献给人类的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