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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莉亚试探说，“我知道你是个医学博士。”
“不错，还是个内科大夫。我学医是要维护人们的健康，挽救人们的生命。现在我干的仍是这工作，不过规模比过去大得多。”斯特夫利摆摆手表示不谈她本人。“还是谈安定吧，这个药从另一方面说明你们这行业没有原则。”
“我在听，”西莉亚说，“不是同意，而是在听。”
“没有人需要相互竞争的医药公司生产那么多大同小异的安定。这种药搞了五种之多，毫无好处，任何可取之处都不会有。然而得知安定赚了大钱之后，其他公司就纷纷花上数月甚至数年时间去研究——花宝贵的科研时间，花大笔的经费——目的并不是去发现有用的新药，只是为了换名不换药。
于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安定——把分子结构稍稍改变，只要变得可另行申请专利，销售可获厚利就——”
西莉亚不耐烦地说，“谁都知道市面上是有‘我们也有’的药，或许是过多了一些。但是研制时确实导致了新的发现；同时也可以使一些制药公司——社会需要这些公司——在下一次大突破之前维持财政开支。”
“哎呀，我的上帝！”斯特夫利博士把手往头上一按，表示难以相信。
“你真相信那种幼稚可笑的论调吗？不光是安定这类药物。只要有公司推出一种重要的药，其他公司就争相仿制。这就是为什么药物研究必须由政府来指导和管理的理由，可是费用得由医药公司来支付。”
“我没法相信你这话是认真说的，”西莉亚说。“你竟想让药物研究由那帮破坏社会保障法的政客来操纵把持吗？他们总是捞取政治油水，无力平衡预算，为了拉选票连亲娘都卖。唉，要按那安排，青霉素到今天也上不了市！好吧，咱们就算承认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并不完善，但比起你那主张不知要好出多少，而且还更合乎道德些。”
斯特夫利好像压根儿没听见，只顾往下讲。“你们那宝贝行业要挨到规章条令当头一棒以后，才把药品的禁忌标出来。甚至到了今天，你们拼命想标出得越少越好，而且往往得逞。不仅如此，一种新药上市之后，就把它的副作用封锁起来，狠心地一抬手就把那些资料打发进公司的档案里。”
西莉亚争辩说，“这是胡言乱语！我们根据法律要求向食品药物局报告药的副作用，哦，或许有少数这种事，是由于有人疏忽了……”
“就我们组织所了解，这种事可实在不少。至于没了解到的，我敢说还更多。这是非法隐瞒真相！不过会不会由司法部提出起诉呢？不会的，因为你们的人收买了大批在国会山活动的院外活动分子……”
好吧，西莉亚想，她是到这里来征求意见的，这不是有了吗？她索性听下去，偶尔插上一两句。就这样，原定的十分钟就成了一小时。
斯特夫利曾提起西莉亚也知道的一场新近发生的纠纷。有家制药公司（不是费尔丁·罗思）生产的医院用静脉注射液出了问题。该注射液应该是无菌的，但发现有些注射液瓶的瓶盖有毛病，钻进了细菌，由此引起了败血症，造成几个病人死亡。
难办的局面是这样的：已知有毛病的瓶子数量不多，把全部坏瓶子清查出来也能办到；由于制造方面的问题既已发现又得到纠正，将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但另一方面，如果禁用医院药库里的这种静脉注射液，则会造成注射液严重短缺的局面，势必使更多的病员死亡。这问题在医院、制药公司和食品药物局之间争执不下已有好几个星期。斯特夫利博士批评她目睹的这桩事，说这是个“不光彩的例子，证明制药公司故意拖延时日，不肯收回它的危险产品”。
“这事我碰巧也知道一点，”西莉亚说，“这个问题有关各方都在设法解决。就在今天上午，我听说食品药物局已决定禁用现有的此种静脉注射液，准备在周末前写好通知，星期一上午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斯特夫利目光犀利地盯看了来访者一眼。“你有把握？”
“绝对有。”这消息是那制药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讲的，西莉亚认为此人说话可靠。
斯特夫利把这事记在桌上的本子里。她们又继续交谈，最后话题转到了蒙泰尼上。
斯特夫利说，“我们这组织即使到现在也要尽一切力量，阻止那试验得很不充分的药上市。”
西莉亚听腻了这种单方面的指责，顶了两句。“说蒙泰尼试验不充分，简直笑话！而且，食品药物局已批准了。”
“为了公众的利益，必须撤销批准。”
“为什么？”
“澳大利亚有个案件——”
西莉亚不耐烦地说，“澳大利亚那案子我们知道。”接着她阐述了医药专家们如何驳斥了原告在法庭上的指控，讲了当地法庭以及澳大利亚政府为此举行的听证会所作的结论，证明蒙泰尼是无害的。
“那些专家的见解我不同意。你看过审理此案的正式记录吗？”斯特夫利说。
“我看过有关此案的详细报告。”
“我没问那个。我是问，你可看过审理此案的正式记录？”
西莉亚只得承认说，“没看过。”
“那就把它看看吧！等你看过了再来谈蒙泰尼。”
西莉亚叹了口气。“我看我们再谈也谈不出个结果。”
“如果你记得起的话，这正是一开始我就给你讲过的。”她那咄咄逼人的眼睛下，总算第二次露出一丝笑意。
西莉亚点点头，“而且你说对了，但不是在其他问题上，只是在这一点上。”
斯特大利博士已低下头，继续阅读西莉亚来前正在读的东西，只抬头瞟了西莉亚一眼。“再见，乔丹。”
“再见。”西莉亚说完就往外走，她穿过那沉闷的办公室，再走到外面同样阴沉的大街上。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西莉亚由曼哈顿驱车返回莫里斯城的途中，思考着斯特夫利博士的性格。
斯特夫利当然很有献身精神，但也有点着了魔。同样清楚的是，她缺少幽默感，非让自己显得是铁板一块不可。这种人西莉亚从前碰到过，要跟他们作认真而客观的交谈总是很难。他们惯于绝对地、对立地看问题，不是白的就是黑的，没法让他们收起对立的看法，转而用生活中常见的那种略带灰色的中间观点来看待问题。
另一方面，这位协会主席显然消息灵通，口齿伶俐，条理清楚，机灵的脑子可能已达到出类拔萃的程度。她在医学上的资格使她具有一种身分，自然而然地有权要求人家听取她对处方药的意见。与西莉亚自己的见解相比，她的有些见解并无太大差异。西莉亚想起：自己十四年前说到“我们也有”
的那些药和“改掉个分子结构”时，口气也跟斯特夫利的相近。她今天下午用来对付斯特夫利的论点，就是当年萨姆·霍索恩回答她时提出来的。虽说自己用了那些论点，但对它们的正确性仍不十分信服。
但是，斯特夫利在强调制药业的缺点时，未免失之偏颇，无视这个行业在发展科学方面，在增进健康方面作出的人道主义的积极贡献。西莉亚曾听到有人把美国医药工业说成是“国宝”，她认为这讲法总的来说是对的。但斯特夫利竟有那种幼稚而荒谬的主张，要让政府来操纵医药的科研工作；而且她对蒙泰尼既有极大的误解，又有极深的偏见。
总之，斯特夫利及其协会是强劲的对手，不能忽视或小看。
西莉亚的一处疏忽给斯特夫利抓住了，使她想起来颇为懊恼：她没有看过澳大利亚审理蒙泰尼案件的正式记录。这疏忽她准备在下星期弥补过来。
后来，在当天吃晚饭的时候，西莉亚向安德鲁谈起她走访公民争取安全药物协会的经过，也谈起自己的一些看法。安德鲁和往常一样，提供了颇为明智的意见。
他说，“像莫德·斯特夫利、西德尼·沃尔夫、拉尔夫·纳德之类的社会活动家，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很难相处，有时可能会对他们非常反感。但这类人你还少不了，你们的行业需要这类人，就像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汽车公司在纳德出场之前就需要他这种人一样。因为纳德总在挑刺儿，这才使得汽车——供咱们大家用的——质量更好，更安全可靠。拿我来说吧，就对纳德感激不尽。现在斯特夫利和沃尔夫也正在使你们这一行的人头脑清醒。”
“这点我承认，”西莉亚叹了口气。“但要是他们客气一些，讲理一些该有多好！”
安德鲁摇摇头。“人家要是像你说的那样，就当不了有成就的社会活动家罗！还有一点，如果他们不顾情面，不讲道德，像他们有时表现的那样，这时你就该问问自己：他们那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亲爱的，答案是：从你们这样的大公司学来的。因为在没有人盯牢这些公司时，他们就不顾情面，不讲道德。”
西莉亚如果能目睹那天下午她离开以后，公民争取安全药物协会办公室里所发生的事情，她对安德鲁讲的最后那段话或许会理解得更深刻一些。
斯特夫利博士把助手叫来问道，“刚才同我谈话的女人走了吗？”
听到“走了”的答复之后，她就吩咐这青年，“明天上午我要举行记者招待会，能安排多早就多早。你通知他们事情紧急，关系着医院和病人的生死存亡，务必请电视网和通讯社的人到场。会上要同时发布新闻，我现在就来起草。今晚必须有人干到……”
简洁明快的指示不断地在发出，第二天上午十时记者招待会开始了。
面对着记者和摄像机镜头，斯特夫利博士侃侃而谈，讲她头天和西莉亚谈过的静脉注射液的问题——瓶子被细菌污染，导致败血症，据信有几例病人因此死亡。但这位协会领导人既没有提到西莉亚，也没有提到西莉亚向她透露的消息：食品药物局已决定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