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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萨姆宣称，“我提供给你的职位是，拉丁美洲区药品部主任。如果你接受，你将从这里发号施令，当然你也得出点门，经常得旅行。”他带着询问的神情注视着她。“安德鲁对这一点会怎么看？你对离开孩子们又怎么看？”
西莉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会作出安排的。”
萨姆赞赏地点点头。“我料到你会这样说的。”
这消息使西莉亚既高兴又激动，她非常清楚国际药品交易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机会太棒了，甚至比她原来向往的还要好。
萨姆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他说，“将来的销售就靠国际市场了。迄今我们还没做过什么深入的研究，对拉丁美洲尤其如此。”他挥挥手让她走。
“现在回家去吧。把这消息和安德鲁谈谈。明天我们再着手研究细节。”
事实证明，由此开始的五年时间是她整个生涯中的卢比孔河（意大利北部河名，公元前49年恺撒越过此河同罗马执政庞培决战。译者注）。而且，这份工作不但没给乔丹一家的生活带来什么不便，反而无法估量地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正像后来西莉亚在给她妹妹珍妮特的信中所写的，“我们一家都从中得益，而得益的各种方式我们原来根本没想到过。安德鲁和我得益于：他陪我旅行时，我们比在家里时更真正地在一起，因为在家里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工作。孩子们得益于：他们随我们旅行时，扩大了见识，能从国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西莉亚把这新职务的消息一带回家，安德鲁就替她高兴并支持她。他为她终于摆脱门市产品方面的工作而松了口气，即使对于她的新工作将使家人经常分离有所疑虑，他也闷在心里不讲出来。他的态度和西莉亚一样：我们能行。
进一步考虑这问题以后，安德鲁决定：只要办得到，他将利用这机会陪西莉亚旅行，让自己有时能摆脱一下医务工作的压力。安德鲁再过一年就四十岁了，他决心要从诺亚·汤森的事件中吸取教训。他认为诺亚垮掉的起因是工作过度，压力太大。安德鲁观察过其他一些医生，也都是因医务缠身，而渐渐顾不上其他一切事情，这样对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庭都很不利。
在医疗业务上，十一年以前——也就是他和西莉亚相遇、结婚的前一年——安德鲁就被认为是内科医生中的一名后起之秀了，他如今在诊所里是头牌医生。名列第二的奥斯卡·阿伦斯是个加拿大人，他粗壮结实，欢快活跃，忙个不停，还非常有幽默感，安德鲁对他十分信任，把他当成一个宝，两人的友谊也日益加深。第三位内科医生是二十八岁的本顿·福克斯，他有着颇不寻常的证书，来诊所才一个月，工作已很顺手了。
当安德鲁告诉西莉亚，他打算偶尔陪她旅行时，她高兴万分；后来他们果真安排好，他一年里可以陪西莉亚到南美洲去几次。根据学校的安排，他们有时带一个或两个孩子旅行。
以上这些旅行得以顺利实现，都因为家里的事来得凑巧。他们家身兼管家和厨子的英国女郎温妮·奥古斯特早就放弃了去澳大利亚的计划，在干了七年以后，事实上已成为乔丹家庭的一员。她在一九六七年春天结了婚。说来叫人不相信，她丈夫姓马奇。正如温妮说的，“如果他姓别的月份，只要不姓十二月我就很高兴了。”（奥古斯特和马奇在英语中为八月和三月之意。译者注）
汉克·马奇精力旺盛、讨人喜欢，干过多种户外的杂活。当安德鲁得知他想找固定的工作时，便提出要雇他，让他兼作司机、园丁和干杂活。因为雇他就包括住到家里来的待遇，温妮和汉克都很感激地接受了。从安德鲁这一方来说，他一直佩服西莉亚的先见之明。因为他俩刚结婚时，她就坚持说他们得买一座大房子。
不多时，看来汉克和现名温妮·马奇的妻子一样，成了乔丹家必不可少的一员了。
这样安德鲁和西莉亚就可以离家外出，既可带上孩子们，也可不带，因为他们深信自己外出时，家里的一切有人照看。
这一段时间受到一次丧亲之痛的干扰。西莉亚的母亲米尔德里德在一次严重的哮喘病发作时，一口气上不来而去世，当时她六十一岁。
母亲的去世对西莉亚影响很大。尽管有安德鲁及孩子们的慰藉和支持，她还是感受到一种“孤独”。这感觉持续了很久，虽然安德鲁开导她说，有这种感觉是完全正常的。
“我在病人身上见过这种事情，”他说。“当已失去配偶的父亲或母亲又去世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同过去之间的脐带被割断了。不管我们长得多么大，多么老，只要有个父亲或母亲还活着，就总觉得还有人可以依靠。而一旦双亲都亡故，我们就知道我们真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西莉亚的妹妹珍妮特飞到费城来参加葬礼，把她那忙碌的石油商丈夫和两个年岁尚小的孩子留在中东。葬礼过后，珍妮特和西莉亚在莫里斯城小聚了几天。两人都答应对方：将来彼此要尽量走动得勤一些。
六
遥远地方的见闻令安德鲁着迷。西莉亚在费尔丁·罗思公司的拉美推销点同当地人员处理事务时，他就去考察异国城市中五花八门的不寻常事物，或去野外领略农村风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科隆公园他现在熟悉了，阿根廷草原上大群大群放牧的牛他也见得多了。还有在大山包围中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那里有很陡的斜坡马路，安第斯山的冰水就在这些路上流淌，古老的骡车也在和现代化的汽车争地盘。在哥斯达黎加，安德鲁总算知道了这国家的中心地带——梅塞塔·森特拉尔，过了这地带就是阔叶树的密林，长着桃花心木和雪松。从蒙得维的亚老城狭窄而拥挤的街道，可以通向乌拉圭的河谷地带，空气中弥漫着马鞭草和灌木的芳香。在大悬崖的边上，有巴西生气勃勃的城市圣保罗；在大悬崖背后，有长满青草的广袤平原，肥沃的土壤呈红紫色，是为红土带。
如果孩子们在一起旅行，安德鲁就带着他们去寻山问水。另一些时候，他一人先去探路，让西莉亚抽得开身时再去和他会合。
安德鲁的乐趣之一就是逛当地商店，经过讨价还价买点东西。叫安德鲁着迷的是药店droguerias（西班牙语，是兼卖饮料、糖果的药店。译者注），那儿的东西把小小的货架挤得满满的。他和药店老板闲扯，偶尔还设法与当地的医生们交谈。他本就懂一点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通过实践，运用这两种语言的能力又有所长进。西莉亚也在学这两种语言；有时他们俩互相帮助。
尽管如此，并不是每次旅行都很成功。西莉亚的工作很辛苦。有时，在不熟悉背景情况的条件下，想解决当地的问题是一种负担。结果就使人疲劳不堪，还容易和别人有摩擦。有一次，这导致了安德鲁和西莉亚婚后最激烈、最痛苦的一次争吵，这是一次不同意志、不同观点之间的冲突，对此，他们两人都不大可能忘却。
那是在厄瓜多尔发生的。和大多数夫妻间吵架一样，开始时并不激烈。
当时他们带着莉萨和布鲁斯待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这座高高的山城坐落在安第斯山围成杯状地带的中心处，是个对比强烈的地方——主要是在宗教和现实之间。一方面是众多华丽的教堂和修道院：金晃晃的圣坛、雕花的唱诗班座位、由银子和象牙制成的十字架和镶珠嵌玉后显得俗气的圣体匣。而另一面是肮脏和穿不起鞋袜的贫穷，其农民毫无疑问是拉丁美洲工资最低的人——如果他们走运能找到活儿干的话——大约一天才挣十美分。
与贫穷构成鲜明对比的还有基多饭店。在这非常豪华的旅馆里，乔丹一家租了一套房间。傍晚时分西莉亚回到饭店里。这天她和费尔丁·罗思在当地的经理安东尼奥·何塞·莫雷诺先生打了一天交道，心烦意乱。
肥胖而自负的莫雷诺清楚地表示，总公司派员前来不仅不受欢迎地侵扰了他的领地，而且侮辱了他办事的能力。再者，每当西莉亚建议改变一些传统做法时，他总给她来个拉丁美洲人的标准回答（她现在已知道这点了），“Enestepaís，asísehace，seora。”（西班牙语，意为：“在我们国家，事情就是这样干，太太。”译者注）西莉亚又提出“在我们国家，事情就是这样干”的态度使低效率正当化，这有时甚至违反了职业道德。但她遇到的还是无动于衷的同样回答，再就是耸耸肩膀。
西莉亚牵挂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把费尔丁·罗思的药品情况向厄瓜多尔的内科医生交待清楚，尤其没有讲明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她指出这一点时，莫雷诺争辩说，“别的公司这么干，我们也这么干。不一定发生的事讲得太多对我们不利。”
尽管西莉亚有权发号施令，但她知道，莫雷诺身在本地，又是一个成功的推销商，她走后他可以——又有语言不同为借口——任意解释她的规定。
此刻她在旅馆套间的起居室里，不快情绪还没消失，她问安德鲁，“孩子们呢？”
“上了床，睡着了，”他回答说。“是他们自己要早睡。我们今天够折腾的。”
没见到她指望见到的莉萨和布鲁斯，再加上安德鲁的语气似乎有点冷淡，这两点激怒了西莉亚，她冲着他说，“又不是你一个人今天过得糟糕。”
“我没有说糟糕，说的只是折腾，”他在叨叨。“尽管对我来讲，确实有不愉快的成分。”
他们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但基多的高度——海拔九千英尺以上——确实对他们都有影响。在西莉亚，这使她身体疲劳，使她本已低落的情绪更低落。
而安德鲁就更加敏感，时刻像找岔儿似的，与他在国内正常的随和脾气完全不同。
西莉亚说，“‘不愉快的成分！’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
“我讲的是那个！”安德鲁猛地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