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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德鲁说。“咱们就在医院里见面吧。”安德鲁觉得，还没到和西莉亚谈诺亚事情的时候，尽管西莉亚和往常一样，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头，但她并不刨根究底。
安德鲁来到圣比德时，古尔德大夫已在医院拨给他专用的小小办公室里。“请进，”他说。“请把门关上。”
古尔德拉开书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两只玻璃杯。“这是违反规定的，我很少这样做。但今晚我觉得有这需要。你一起喝吗？”
安德鲁感激地说，“我喝，谢谢。”
古尔德斟了两杯酒，加上冰块，兑上水，两人就默默地喝着。
接着古尔德说，“我离开你以后，几乎一直和诺亚在一起。有几件事情你应该知道。第一件是——因为这将影响你们的诊所和诺亚的病人——诺亚·汤森永远不能行医了。”
“眼下他怎样了？”安德鲁问道。
“你的问题改成‘眼下他在什么地方？’我就好回答了。”古尔德将杯中的剩酒摇晃了一下。“他已经被送到纽瓦克一家幽僻的精神病医院去了。
据那些精神病专家判断，他将不大可能再离开那里。”
古尔德在叙述着下午和傍晚的经历，声音都变了。谈到某一处时，他悲哀地说，“我希望永远也不再经历类似的事情了。”
离开安德鲁以后，古尔德和汤森来到圣比德主要的一层楼，这时内科主任设法把还在尖叫的汤森推进一个没人在内的治疗室，把门锁好后就急忙打电话找本院的精神病医生。精神病医生到来后，两个人才把汤森制服了并给他服下镇静药。显然，汤森这种状况不宜回家。于是精神病医生又匆匆挂了几处电话，后来用救护车把汤森送进纽瓦克的那家精神病医院。古尔德和精神病医生陪着他去。
他们到医院时，镇静药的作用已过去，汤森变得很狂暴，不得不给他穿上拘束衣。“啊，老天，真吓人哪！”古尔德掏出手绢来擦脸。
此刻，情况或多或少已趋明朗：诺亚·汤森精神错乱了。
正如古尔德描述的，“仿佛诺亚不知怎地一直只有躯壳活着——当然，由于他服用麻醉药上瘾，已这样生活很久了。天知道他怎么能设法混过来的，反正他混了过来。忽然，今天发生的事使这躯壳碎了……而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能起作用，而且，照现在这情况，一切已无可救药了。”
古尔德接着说，一小时以前，他去看诺亚·汤森的妻子了。
安德鲁吃了一惊。几天来发生了这么多事，他竟然从没想起过希尔达。
他问道，“她是怎样对待这件事的？”
古尔德考虑一会儿才回答。“说不清。她没讲多少话，也没失声痛哭。
我有个印象，她一直估摸着要出点事情，但又从来不知道究竟要出什么事。
我想，你最好明天自己去看看她。”
“嗯，”安德鲁说，“我要去的。”
古尔德犹豫着。然后他直视着安德鲁说，“还有一件你我必须商量的事情，那就是：死者怀拉齐克怎么办。”
“我还是现在就告诉你吧，”安德鲁坚定地说，“我根本不想参与任何掩盖行为。”
“那好，”古尔德表示已听见；他的声音严厉了。“我来问问你：你打算干什么？你要发表公开声明吗？说不定还要向报界发表吧？然后，在有关医疗事故的诉讼中，自愿为起诉一方充当证人？你要帮助某个追着救护车讨大笔事故诉讼费的律师，把汤森太太的钱都抢走吗？而这些钱都是诺亚积攒下来防老用的！你要我们医院负担损害赔偿金吗？这将大大超过我们所能得到的保险金，使我们破产，使我们也许不得不缩小医院范围，甚至关门，你要这样吗？”
安德鲁争辩说，“上面所讲的事一件也不会发生。”
“但可能发生。律师的厉害你总读到过不少，总该知道他们在法庭上的能耐。”
“那不是我操心的问题，”安德鲁坚持说。“重要的是事实。”
“事实对我们大家都重要，”古尔德回答。“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独有的。
但有时，在正当理由和特殊情况下，事实也可以遮掩遮掩的。”他变了一副说服人的腔调，“现在仔细地听着，安德鲁，听我把话讲完。”
内科主任停了一下，把思想集中起来，然后说，“死者的姐姐怀拉齐克小姐今天下午从堪萨斯到了这里，斯威廷见到她了。斯威廷说，她是一个善良的普通女人，比她弟弟大不少，弟弟死了，她当然难过。不过姐弟俩并不非常亲密，而且这样已经好多年了。因此对她说来，丧弟之痛并不深沉。在堪萨斯家里还有一个父亲，但他患震颤性麻痹症，已是晚期，活不了多久。”
安德鲁说，“我不明白说这些干——”
“你就只管听吧！”
古尔德在往下讲以前又停了一会儿。“怀拉齐克的姐姐不是来找麻烦的。
她没有提很多问题。她甚至主动地说她弟弟的身体从来就不结实。她要将他的遗体火化，然后把骨灰带回堪萨斯。但她缺钱，斯威廷和她谈话时发现了这一点。”
“那么她有权得到帮助。当然这是起码的——”
“一点儿不错！”我们大家意见完全一致，安德鲁。不仅如此，经济上的帮助可以安排。”
“怎么安排？”
“伦纳德和弗格斯·麦克奈尔已经研究好了。今天他们忙了一个下午。
细节情况就别管了；你我反正都无须知道。但事实是，我们医院的保险公司——我们曾把事情真相秘密地告诉他们——很希望这件事悄悄了结。怀拉齐克原先似乎寄钱去堪萨斯，补助他父亲的医药费用。这笔钱可以继续寄下去，可能还会多给一些。怀拉齐克的丧葬费用由我们出。还可以给一笔抚恤金，数目虽不巨大，但足够他姐姐度过余生了。”
“如果你们不承认有责任的话，那怎么向她解释这种做法呢？假如她疑心起来呢？”
“我想这样做是冒风险的，”古尔德说，“不过斯威廷和麦克奈尔似乎不这么看，他们俩毕竟都是律师嘛。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小心地处理好这事。
我还这样想，这同怀拉齐克小姐是什么样的女人有关。最重要的是：这样做不至于需要荒唐地耗资数百万才能把事情解决。”
“我想，”安德鲁说，“荒唐不荒唐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这问题。”
内科主任不耐烦地作了个手势。“请你记清楚：这件事中没有妻子可牵连，也没有子女将来的教育问题需要考虑——只有个快死的老人，还有个中年妇女，而这妇女将得到合理的照顾。”古尔德停住了，忽然问道，“你在想什么？”因为听到最后一句话时，安德鲁笑了。
“一个玩世不恭的想法。如果诺亚手里反正要死一个病人，他不可能挑一个比这位更合适的人了。”
古尔德耸耸肩。“生活里总是有各种机遇。这次恰巧被我们碰上了。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哦，是问你发表不发表公开声明？举不举行记者招待会？”
安德鲁着恼地说，“当然不。我从来没想过要那样。你知道得非常清楚。”
“那么你还要干什么呢？你把你所知道的提请医院注意，这事你做得很对。何况你和这事毫无牵连。任何解决办法都不会影响到你。又不要求你撒谎，而且，即使由于任何原因，这件事张扬开了，引起官方对你的询问，你也自然可以讲清事实。”
“假定这是我的态度，”安德鲁问道，“你们的态度如何呢？你们会告诉怀拉齐克小姐她弟弟死亡的真正原因吗？”
“不会，”古尔德简洁地回答。接着他又说，“所以说我们有几个人在这件事中牵涉得比你深。这可能是我们该当如此的原因。”
在随后的沉默中安德鲁想：古尔德刚才的话虽然婉转但很明确，那是承认四年以前安德鲁的做法是对的，是别人错了。当时安德鲁曾想把诺亚·汤森服用麻醉剂上瘾一事摊出来，但被回绝了。安德鲁现在有把握：伦纳德·斯威廷一定把他们俩的谈话告诉了别人。
毫无疑问，认错只会有这么一次；这类事情绝对不会见之于文字。但至少，安德鲁劝慰自己，总算吸取了一点教训——这包括他自己、斯威廷、古尔德还有另一些人。可惜他们吸取得太晚了，既帮助不了汤森，也没能让怀拉齐克免于一死。
安德鲁问自己说，那么从现在起，他向何处去呢？回答似乎是：哪儿也不去。
古尔德刚才讲的话，总的说来很有道理。没有要安德鲁撒谎也是事实；虽然从要求他不去声张这一点看，他是参与了掩盖行为。而从另一方面看，还有什么人可告诉的呢？告诉了又有什么好处呢？不管发生什么事，库尔特·怀拉齐克不会重返人间，而诺亚·汤森已不得不被悲惨地撤离医疗岗位，再也不会危及任何人的生命了。
“好吧，”安德鲁对内科主任说，“我不再有任何行动了。”
“谢谢你，”古尔德表示了谢意。他看看表。“这一天真长呀，我该回家了。”
第二天下午，安德鲁去看望希尔达·汤森。
汤森六十三，希尔达比他小四岁。以她这样的年龄来说，她还是风韵犹存的。她身材保养得很好；脸上皮肤不松弛；头发虽全部灰白，却剪得短短的，样式很时新。今天她穿得很潇洒，上身是蓝绸外衣，配着白亚麻布的便裤。脖子上戴有细细的金项链。
安德鲁原以为她会显出紧张不安或是哭过的迹象，但什么也看不出来。
汤森夫妇在莫里斯城希尔大街上的住宅，是一幢小巧而舒适的两层楼房。离埃尔姆路和富兰克林路路口的诊所不远，在天气好的日子，诺亚·汤森往往走着去。家里没有仆人，希尔达自己开了门，把安德鲁领到起居室里。
室内的家具都是淡棕色和米色的，从室内可以眺望花园。
两人就座以后，希尔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