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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中国有很大不同。直到19世纪中叶，只有武士以上的阶层才拥有姓氏。在中国，姓对于家族而言至关重要，没有这些姓或者类似于姓的东西，家族就不能称其为家族，更谈不上发展。某些宗族制定的家谱实际上就起了相当于姓的作用。但是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才制定家谱，像“美国革命妇女会”在美国所做的那样，是从现在还活着的人往回追溯，而不是从古到今地把从始祖传下来的每一个人都写进去。这两种方法有本质的区别。此外，日本是个封建性的国家。效忠的对象不是宗族，而是封建领主。在日本，重要的事情是一个人属于萨摩藩还是属于肥前藩。人与人之间是通过他们所属的藩来建立联系的。
使得氏族制度化的另一个途径是在神社或祠堂里拜远古的祖先或氏族神。在日本，这对于没有姓和家谱的日本“庶民”也能做的。日本没有祭祀祖先的习惯。“庶民”举行祭祀的神社里，即使集中在一起也无须证明彼此存在血缘关系。他们被称为该神的“孩子”（氏族之子），仅仅是因为他们住在祭神的领地内。这种祭祀同一氏神的村民当然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村民一样，是因为连续几代定居在同一地方而形成了互相间的亲戚关系，而不是他们出自同一个祖先的缘故。
正文 第三章 各守本分（2）
与神社完全不同，祭祖是在家庭房间的神龛前进行的，神龛里只祭奠六七位近亲。在日本的所有阶层中，人们天天都要在神龛前祭奠那些至今仍记忆犹新的已故父母、祖父母或近亲并为他们供奉食物，神龛里供放着小墓碑似的牌位，代表被祭奠的人。甚至曾祖父母墓碑上的文字已¾；无法辨认，也不再有人去重新刻写它们，导致三代以前的祖先的墓地迅速就被遗忘。日本的家族间的联系薄的如同西方，很有点像法国的味道。
因此，日本的“孝道”只限于小范围的家庭内部。最多包括父亲、祖父、他们的兄弟及后代。在这个团体中，根据辈份、性别和年龄占据一个适合于自己身份的地位。即使那些大家庭也会分割成几个小家庭，次子以下的男子都分家另起炉灶。在这种直接接触的小家庭范围内调节“适当位置”的规矩是详细周密的。除非长者正式隐退（隐居），否则他的命令都必须严格服从。甚至今天，一个自己几个儿子都已成年的男子，在他的父亲还没有隐退时，干任何事都必须¾；过年迈的父亲的认可。即使到了三四十岁，结婚和离婚依然要由父母说了算。父亲作为一家的男主人，吃饭时是第一个，洗澡时也是第一个，全家人见了他都需要鞠躬而他只需点头回应。在日本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谜语，若译成我们的谜语形式就是：“为什么儿子向父母提意见就像要求和尚头上蓄发一样？”（佛教僧侣是剃光头发的）回答是：“想到死你也做不到”。
“各守本分”不仅包含着辈分的差别，而且也包含着年龄的差异。当日本人想表述极端混乱状态时，他们会说“非兄非弟”。这话类似我们所说的非鱼非鸟。家中长子应严格保持他作为长兄的身份，才能在社会中如鱼得水。长子是继承人。访问过日本的人曾谈到过“在日本长子很早就表现得很负责任”。长子在很大程度上拥有类似于父亲的特权。在过去，弟弟不可避免地总有一天得依靠长兄；现在，特别是在乡下的集镇和村子里，长子按旧习继承祖业，而他的弟弟们或许要闯向社会，接受更高的教育，赚更多钱。但是古老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甚至在今天的政治评论中，在有关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也生动地表现出兄长的传统特权。1942年春，陆军省的发言人，一位中佐在谈到“大东亚共荣圈”的事情时说过：“占领区的居民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对居民过多地表示体谅，会使他们产生一种利用日本仁慈的倾向，从而给日本统治带来有害的影响。”换句话说，在做决定时，哥哥觉得怎样对弟弟好就怎么办好了，在这件事上不必过分考虑弟弟的意见。
不论一个人的年龄如何，一个人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还和他的性别有关。日本妇女因为地位低一等，走路要永远走在丈夫后面。有时穿上西装的妇女会与丈夫并肩而行，进出门时也会走在丈夫前面。然而当她们换上和服，就又得走在后面了。日本家庭里的女孩子们要平静地对待看到她们的兄弟得到礼物、关照和教育费这样的事。即使有专为年青妇女设立的高等学校，但依然是以教授举止礼仪为主。
与男孩的智力教育更是相去甚远。这类学校的一位校长主张对中上层阶级出身的学生授以某种欧洲语言知识，可笑的是，他提这项建议的理由竟是希望这些学生以后在掸去丈夫藏书的灰尘后，不会在把这些书放回书架时搞颠倒了。
但是，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女性相比日本女性享受着更多的自由，而这并非就是日本西化的表现。她们从不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缠足。相比于印度女性，她们能够自由出入则让后者羡慕不已。日本的妻子掌管全家¾；济命脉，控制收入和支出。钱不够用时她们会挑选某样东西拿去当铺。他们管理着佣人并且对儿子的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而她一旦成为婆婆后就真正是家政大权独揽，指手脚，好像生命中从未做过那个惟命是从的小媳妇。
在日本，由辈份、性别和年龄的关系而造成了极大的特权。但是行使这些特权的人并不像一个专横的独裁者，而倒像一个受托人。父亲或兄长对家庭全体成员负责，无论是活着，死了，还是即将出生。关键事物由他决定并负责贯彻执行。而他的权力并非绝对的。他的行为关乎全家的荣誉。他必须让他的儿子和弟弟记住他们家族的传统，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传统，并要求他们与之相配。即使身为农民，他也是祈求祖先能够保佑他的崇高事业。地位越高责任越重。有时为了家庭利益他们要必须放弃个人要求。
遇到任何重大事情，无论地位高低，家长都会召集所有成员参与讨论。例如，有关订婚的会议，家族的成员会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在作结论的过程中，地位低的人的意见也不会被无视，一位弟弟或一位妻子的意见很有可能就是该事件的定论。家长如果无视众人的意见而一意孤行，自己也会很难堪。当然当事人对这种家庭会议的决定可能无法接受。不过，那些作为“过来人”的长辈会坚决让他们走和自己当年一样的路。与普鲁士传统中那种男子对妻子和小孩的专横权利比起来，日本人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法律上和习惯上都与普鲁士的不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的权利小，而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日本人在其家庭生活中并不故意教孩子们尊重专制，也不培养他们轻易对权力屈服的习惯，而是以家族全体成员都休戚相关的最高价值的名义来要求人们服从家庭意志，不管要求他们做的事有多么艰难，都以共同忠诚的名义来要求服从家庭意志。
儿时在家庭内部等级制度下学到的东西和养成的习惯，在他成人后用于¾；济和政治等更广阔的领域。他早已习惯对那些在特定的“适当位置”上的人表示充分敬意，而不管他们在这个圈子里是否拥有实权。即使一位受妻子支配的丈夫，或一位受弟弟支配的兄长，在正式场合依然会受到尊重。特权的表面形式并不会因为背后操纵而被破坏。同样，等级制规定的各种礼节仪式也不会为了合眼前当权者而有所改变。等级制依然是不可侵犯的。这些习惯，有时候会让那些不在乎正式身份而乐于幕后掌权的人行动自如，因为该情况下，他很少会引人注意。让家族的全体成员确信这是维护家门名誉的事，是让全体家庭成员作出最有力的支持的根本，这一点，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得到了确认。这种决定并不是某些专制家长的心血来潮，也不是通过铁腕强加于人的。日本的家长更近似于是一位物质与精神产业的受托管理人，这种产业对家族所有人都至关重要，所以要求人人服从。日本人反对在家庭中使用暴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不服从家庭，不尊重长辈。家族中的长者很少是强势人物，但家族等级制依然运转良好。
与日本人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不同，美国人对上述关于日本家庭等级制度的描述难以接受，当然更不能正确理解日本家庭内部的强有力的、公认的感情纽带。日本家庭里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休戚与共精神，这正是本书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同时，要想理解等级制度在政治和¾；济生活等更广阔的领域里对他们的影响，其前提就是先认识到他们怎么在家庭生活里养成的这种习惯。
等级制在日本人阶级关系上的体现一如等级制在家庭生活中的体现。整个日本历史，就是一个严密的等级制度历史。一个有数世纪等级制习惯的民族，在存在重大长处的同时也存在重大短处。等级制一直是日本有文字历史以来生活中的准则，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在那时；日本就把从没有等级制度的中国借用过来的生活方式作了修改，使之与日本的等级制度相融合。在7世纪和8世纪时期，日本的天皇及官员们都被中华民族的绚烂文化深深吸引，因而他们决定要用中国的那种高度文明来充实日本的文化事业。他们为此倾注了极大热情。此前日本并没有正式的文字，7世纪时，日本采用了中国的象形文字，来记述他们那种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语言。日本曾¾；有过一种有四万个神的宗教，它保佑山林和村落，并赐福于人们。这种民间宗教历¾；变迁延续至今，发展成了现代的神道教。7世纪时，日本从中国大举引入佛教，并逐步使其成为国教。此前的日本并无永久性的建筑，无论官方的还是私人的，这时天皇仿照中国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