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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依靠一个民族自己讲清楚他们自己的行动习惯和思想，这是不可能的。每个民族的民族作家都试图对自己民族做个估价，但是这比较难以实现。不同民族不会以同样的透镜去观察生活。人们也不会意识到他们是以何种眼光观察事物的。每个国家都认为他观察事物的眼光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民族的焦距和透视法使该民族获得一种全民的人生观，而在这一民族的人民看来他们通过这种焦距和透视法看到的景色是上帝安排就绪的。无论何种眼镜，我们不会指望戴那种眼镜的人知道镜片的配方，同样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分析其自己的世界观。假如我们想知道有关眼镜的知识的话，我们不如培养一位眼镜专家，并期望他能为任何一副拿到他那里去的眼镜写出配方。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为当今世界各民族研究出他们的“眼镜”的“配方”，这一点总有一天我们会认识到。
这项工作要求同时具备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宽宏大量的胸怀。这项工作需要一种被人误解时坚持不懈的精神。这些倡导世界大同的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说服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里的人都相信：东方与西方、黑人与白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一切差异都只是表面现象，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有些人称这种观点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不明白为什么信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就不应该再说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美国人有美国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似乎有时候如果世界不是由如同同一张底片印出来的面目相同的各族人民所组成，那些善良的人的亲善教义就没有容身之地似的。但是，如用这种一致性来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与一个神¾；失常的人要求他的妻子和孩子同他容貌一致性格无异又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有些人不在乎存在差别，因为他们是具有坚持不懈精神的人。所以他们尊重差别。他们的目标是求同存异，在世界安全的前提下保持差别，只要它不威胁世界和平，美国可以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在这同样的前提下，法国可以就是法国，日本可以就是日本。任何一个学者，只要不固执地相信差异必定就是一把悬在世界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源出希腊神话，表示随时会大祸临头的意思），那么在他看来，用外部干涉的办法来阻止人们形成无论何种人生观的人，都一定是不道德的。他也不必担忧，他会因为采取这样的态度，成为使世界凝固起来永远保持现状的帮凶。对保持文化的差异来说，鼓励并非意味着要世界维持静止。英国的本色并未因为在伊丽莎白时代以后随之又来了一个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而失去。不同时代人们能有各不相同的标准和各不相同的国民气质，只因为英国人仍然是英国人。
对民族差异进行系统地研究，同时需要具备坚持不懈的精神和某种程度的宽宏大量。比较宗教研究的繁荣兴旺是只有当人们自身的信仰受到充分保障，因而对人能够非常宽宏大度的时候才会实现的。他们可以是耶稣会会员、阿伯学者抑或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他们唯独不可以是一个宗教狂。比较文化研究不会繁荣的时候正是当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那样坚定不移地予以捍卫，以致认为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世界上最理想方式的时候，这种时候的这些人决不会懂得了解其他类型的生活方式，将会使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更加热爱。他们故意拒绝的¾；验实际上能让自己颇为愉快且又会丰富自己。他们固步自封到了除了要求其他民族接受其独特的处世方式之外，便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如果他们是美国人，他们就会把美国人所喜爱的信条强行要求所有的民族都来接受。好比我们不可能学着用十二进位来代替十进位的演算方法，或者好比我们学不会某些东非土著人用一条腿站着休息一样，其他民族是决不可能接受他们不愿接受的生活方式的。
因此，本书所要叙述的就是那些在日本被认为是可以接受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本书涉及的内容还有日本人在何种情况下能否得到礼遇、耻辱、窘迫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任何一位普通老百姓都是对本书中任何一句话能作出评论的理想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普通百姓得亲自置身于每一个特殊的场合。不过这确实意味着任何一个人都会承认在那种场合事情确是那样。这种研究的目标是描写出根深蒂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即使达不到这一目标，作者的理想也不会改变。
在这种研究中，工作进展到一定程度后，就没有了进一步搜集证据的必要。例如，在何时向行了一个礼的事根本就不需要再进行统计研究。日本人好行礼是公认的习惯对此都能够予以说明，若再得到二三人的确认后，完全没必要再去进行广泛论证。
一位学者所面临的任务如果只是用统计数字证实某种说法，那么试图揭示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赖以建立的假设前提，相比之下就困难得多。他要做的艰巨工作是报告那些公认的习惯和见解是怎样变成日本人观察生活的透镜的。他必须说明日本人的假设是如何影响他们在观察生活时所选用的焦距和透视法的。他必须让用完全不同的焦距观察人生的美国人也能够理解这一点。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权威的裁判未必就是“田中”，意即平凡普通的日本人。认为没有必要向美国人作解释的“田中”自然不会把“假设”表达清楚。
美国人研究社会时通常都假定文明文化这些前提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并不打算去研究他们所赖以建立的前提。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只是用统计方法关心舆论和行为的“扩散”状况。他们利用大量的数据资料、受询者的大批答话或其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心理测试的结果等，进而作统计学的分析，试图从中推论出某些独立的要素和相互依存关系。在公众舆论调查领域，则利用相当完善人口抽样的方法进行全国性的民意测验。运用这种手段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一位公职候选人或某一项政策。还可以分别列出支持和反对者的城乡比例贫富比例和党派比例。在一个实行普选制的国家里，法律实际上是由人民代表草拟和制订的，这样的调查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美国人进行民意测验，并能够理解测验的结果的前提是：美国人了解美国生活方式，并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理解其他国家的前提是先对该国国民的习惯和假设系统地进行定性分析，然后民意调查才能起有益的作用。慎重抽样是保证民意测验能够发现支持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这一结果准确性的重要手段。但是，民意测验的结果是建立在对国家观念非常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这样的测验毫无意义。只有了解了该国国民对国家的观念后，我们才能懂得该国国民所争论的是些什么内容。一个国家的国民关于政府的设想所具有的普遍和持久性的意义要远远超过表示政党势力的统计数字的意义。在美国，无论是对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来说，政府几乎总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恶魔，因为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使得人们除了在战时有可能获得些许地位之外，在其他时候即使受雇于政府也不会使人获得他从私人企业的相应工作中获得的地位。美国人的这种国家观甚至同许多欧洲国家国民的国家观也相去甚远，那么同日本人的国家观相比更是天差地别。我们最先需要了解的正是他们的国家观。我们要从他们的社会习俗、对成功者的评价、民族历史神话和在民族节日发表的演说中的间接表现来研究他们的观点。但这要求系统地研究。
如果我们倾注于查明一次选举中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的居民比例时的注意力与细致心可以与调查其他国家一样，那么任何一个民族对生活所具有的基本设想以及他们的处世态度都是可以研究出来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颇值得探讨的国家。我确实发现，一旦我弄清了我的西方观念与日本人的生活观念的相悖之处，一旦我对日本人所使用的范畴及符号多少有点理解，我便理解了日本人的种种矛盾。我开始明白日本人怎么会把他们行为的某种急剧改变竟视为是首尾一致的一个体系中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还能够试着对其做出解释。在我同日本人一起工作的时候，最初发现他们使用许多奇怪的措词和概念，在后来也明白了其具有的丰富的含义，充满着年代久远的历史情感。西方人和日本人对于德与恶的理解的是大不相同的。这是一个既不属佛教也不属儒教的独特体系。它是一个日本体系——既是日本的力量所在，也是日本的弱点所在。
正文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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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2）
除了日本人关于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和精神至上的说法，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对各种事情的其他说法对那些日本研究者来说也都是富有启迪性的。日本人¾；常说只要有思想准备，安全与士气就有保障。无论面临怎样的灾难——城市被炸，塞班岛战败，菲律宾失守，政府对其国民的解释始终如一：不必担心，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大概他们相信通过告诉日本国民，他们依然居住在一个安排妥当的世界里，就能够给日本国民一种安全感，所以电台依然夸张地广播说，“由于基斯卡岛被美军占领，日本已置于美国轰炸机的行动半径之内。但是，对此我们早有预料，并且已做好相应准备。”“敌人肯定会陆海空三军一起发动联合攻势，但我们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