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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快步跑走了，一直守在亚历山德罗身旁，伤心地低吠着的上尉一跃而起。跟着她跑去。“别来，上尉，”她说；把它牵回到亚历山德罗的尸体旁，她双手捧着它的头，看着它的眼睛，说，“上尉，在这儿看着。”它轻轻地叫了一声，舔着她的手，趴在了地上。它明白女主人的话，乖乖地服从她的吩咐；但是它的眼睛揭望地注视着她，直到她的身影在它眼前消失。
那条路崎岖不平，而且很难辨认。蕾蒙娜不止一次地停下来，在悬崖峭壁间犹疑。荆棘刺破了她的衣服，脸上也划破了，鲜血淋漓；她的两条腿像灌了铅，步履艰难地往前挪着。峡谷里一片漆黑；她爬过了一个又一个尖坡，前面仍旧只见松树林和荒芜的旷野，她的心沉了下来。以前这条路似乎没有这么长。亚历山德罗曾陪她走过；那是一个阳光明媚、令人高兴的日子，他们时而在某个地方逗留一番，可是这条路似乎太短了。她怀疑自己迷路了，顿时害怕起来。要是真的迷路了，那不到天亮她就得跟亚历山德罗去了；因为夜里圣哈辛托凶猛的野兽到处游窜。但是为了孩子，她决不能死。她着魔似地坚持着。最后，就在天黑得她只能看见前面几手之远时，就在她不单单由于奔跑、更由于害怕而气喘吁吁时，前面只有几杆路的地方，突然亮起了灯光。那就是卡惠拉村。几分钟后她就进了村。
卡惠拉村，圣哈辛托山上一个贫困侵扰的小地方，一块狭窄的、荒芜贫瘠的土地上，坐落着一簇草棚和砖墙草顶房；这里的人很穷，但自傲，勇敢。他们是真正的山里人，凶猛，而且独立自主。
这些人中有亚历山德罗的好友，他被人杀害、他的妻子抱着孩子一路跑下山来请求帮助的消息像野火一样迅速燃遍全村。人们激动地聚集在蕾蒙娜栖息的那户人家的房子四周。她半晕半醒地躺在一张床上。她刚喘着粗气讲完那可怕的故事，人就往前一冲，栽倒在地板上，晕了过去，幸亏有人及时抱走了她怀中的孩子，这才没有使她捧着。蕾蒙娜似乎并没把孩子放在心上；当孩子被抱到床上去时，蕾蒙娜没问起她，也没注意她。一种大慈大悲的健忘症似乎迅即偷袭了她的神志。但她还是说出了几句足以使全村人群情激愤的话。这片激愤之情越来越高涨。四面八方的人纷纷上马──有些人要上山去把亚历山德罗的尸体运下来；有些人组织成一队立即要到吉姆。法劳家去，打死他：这是一些年轻人、亚历山德罗的朋友。上了年纪的村长急切地劝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暴力。
“死一个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死十个呢，孩子们？”他说。“你们愿意像他一样丢下妻儿老小吗？如果你们对那个人动了手，白人们就会把我们通通杀死。也许他们自己会处罚他。”
那群人中爆发出一阵嘲笑声。他们有生以来从没见过一个白人因为枪杀了一个印第安人而遭到处罚的。村长像他们一样知道这一点。
一个朋友被杀了，他怎么还命令他们像女人似的呆望着呢？
“因为我老了，而你们还年轻。我看见过我们同白人的搏斗，但都失败了，”这聪明的老人说。“这件事我并不比你们好受。我的血管里在冒火；但我老了。我见得多了。我不许你们去。”
女人们帮着他劝说他们，那些年轻人放弃了他们的打算。但是显得很勉强，一个个郁郁不乐；到处都能听见有人在嘟哝：总会有这一天的。杀人的办法不止一个。法劳在山谷里露面的时候不长了。亚历山德罗的冤仇早晚得报。
法劳领着他失而复得的马，慢慢地从山上下来，心里在盘算着该怎么办。几年前，他杀死一个印第安人决不会比杀死一头牛或狼有更多的不安。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合众国政府设立了印第安人事务局，专门照料印第安人的事务，前一天，圣贝纳迪诺有几个人打死了一个印第安人，那个事务官就此掀起了轩然大波；他甚至还去逮捕了几个卖威士忌给印第安人的酒商。要是由他来接手处理亚历山德罗的案子，那就麻烦了。思来想去，法劳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立刻去找就近的治安推事投案自首，就说是自卫伤人，这样就能显示出自己的善心和公正。主意一定，他就骑马直奔在沙伯巴下去几英里的威尔斯法官家，声称自己“自卫伤人”，杀了一个印第安人，也许是墨西哥人，他说不准到底是什么人，那人偷了他的马。他胡诌了一通。他说他不认识那个人，也不认识那个地方；但他没有说明，既然不认识那人和那个地方，他怎么会直奔那儿呢。
他说：“我先顺着这条小路走了一段时间，但来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时，我走上了一条错路，找不到原来的路了。我想我的马肯定是被领上了不会留下脚印的硬草皮路，这样别人就找不到它了。我坚持往前走，跨过了小溪，很快又发现了原来的软草皮路。这儿我从没来过，非常荒芜。最后我来到了一道山脊上，从那儿我往下一看，看见了一个小牧场。我朝那户人家走去，就在我发现我的马被拴在一棵树，L时，狗叫了起来。听见狗叫声，一个印第安人──也许是墨西哥人，我说不准──走出屋于，手里握着一把大刀。我朝他喊道，‘这匹马是谁的？’他用西班牙语回答说，‘是我的。’‘你从哪里弄来的？’我问。他回答说，‘圣哈辛托。’我见他边说边挥舞着大刀朝我步步逼近，我就拎起枪，对他说，‘站住，要不我就开枪了！’他没站住，我就开了枪；他还没站住，于是我又开了枪；他没倒下，我就用枪托砸了他一下，把他砸倒了，然后又用手枪朝他开了两枪。”
法官在这件案子中的责任是很明确的。他把犯人送进国室，然后派人去请来六人陪审团，去检验那个据说是印第安人或墨西哥人的尸体。第二天一早，法劳领路，他们上了山。来到牧场时，尸体已被搬走；房门锁上了；除了亚历山德罗倒下的地方尚有几滴血迹外，前几天发生的那出悲剧已看不出丝毫痕迹。法劳一见这副情景，颇觉意外，心里一块石头不觉就落了地。但是，威尔斯法官并没有就此提出连夜打道回府，相反，他打算在离卡惠拉村几英里的一个牧场里过夜，这下可把法劳吓坏了，他说夜里卡惠拉人肯定会来杀死他的，他可怜巴巴地恳求法官和陪审团的人别离开他，好生保护他。
半夜里，威尔斯法官被卡惠拉村的村长和其他首领们的脚步声惊醒。他们听说法官和陪审团来了，就来领他们进村，那个被枪杀的人的尸体就停放在那里。法官责怪他们不该把尸体从现场搬开，现在已无法作尸体检验了，他们听后大为沮丧。
不过，威尔斯法官还是亲自跟他们进村去看尸体，并听蕾蒙娜详述凶杀的经过。然而，蕾蒙娜正发着高烧，神志昏迷，因此她也说不出什么来；她什么人都认不出，甚至当人们把她的孩子放在她怀里时，她也认不出来。她躺在床上，神情不安，辗转反侧，手里抓着念珠，嘴里不停地嘀咕着，不时地夹杂着几句祷告，哭叫着亚历山德罗和费利佩；唯一清醒的标志是紧紧地抓着念珠，当人们试图把它拿走时，她就把它藏进胸脯里。
威尔斯法官是个老垦荒者了，向来不爱动感情，可这会儿，看着昏迷的蕾蒙娜，也止不住热泪盈眶。
法劳曾提出请求，要法官立即进行预审；但是法官访问了这个村子后，拒绝了他的请求，决定一个星期后，等蕾蒙娜清醒过来，可以做证人时，再行审讯。他尽可能地让村里的人们明白，蕾蒙娜能否出庭，对审讯至关重要。事情很明显，法劳的陈述从头到尾句句假话。
亚历山德罗没有刀。他没有时间从门口走出好几步；蕾蒙娜从屋里奔到门口时听到的一连串咒骂和那两声枪响几乎是同时发出的。亚历山德罗不可能说很多话。
预审的日子到了。在这之前的日子里，法劳名义上是被关在囚室里，但他亲口保证准时出庭，因此照样能外出料理自己的事务。
威尔斯法官眼见审讯的日子已到，出庭的证人除了法劳本人外，别无他人，产生了一种既遗憾又宽慰的奇怪感觉。法劳是个尽人皆知的恶棍。打死亚历山德罗在他来说只是他一连串罪恶行径中的一件；法官为能把他押上审判席并将他绳之以法，心里很高兴。但是圣哈辛托山谷与世隔绝，如此荒僻，还没建立像大多数文明的村落那样能为大众接受的法律准则；再说，一个白人要是流露出对印第安人的同情心，那就得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正义”这个词儿失去了它的意义，如果说在牵涉到印第安人的问题上，它曾经确实有过那么点儿意义的话。不管这个山谷与其他地方相隔多远，在这个问题上它是不应被遗忘的。总的说来，法官觉得宽慰，尽管有点儿内疚，就像自己是个从犯，或是出卖了朋友一样；因为他很了解亚历山德罗。然而，总的来说，当他被迫同意法劳的辩护律师提出的建议，“既然没有证人出庭，法劳当无罪释放”时，他内心还是觉得宽慰的。
他聊以自慰地想，即使把这个案子提交陪审团审判，结果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当然不错；因为，整个圣迭戈找不到一个陪审团会判一个杀死印第安人的白人有罪，如果除了这个印第安人的妻子，别无其他证人出庭的话。但是这并没有使他感到多少宽慰。亚历山德罗的脸庞时时出现在他脑海里，还有蕾蒙娜躺在卡惠拉村那个小草屋里，辗转反侧、呻吟不止的形象使他难以平静。他知道，她之所以不出庭，不是病体未愈，就是已经死了。如果她还活着，神志清楚的话，那些印第安人准会一路背着她到法庭来。
夏天，当她跟亚历山德罗住在沙伯巴的时候，法官曾见过她好几回，她那罕见的气质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的孩子们都认识她、喜欢她；常到她家里去；他的妻子曾买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