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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生，由画册移情到画家身上，只有专情的对待过毕卡索。他本人造形也美，而且爱女人，这又令我欣赏。艺术家眼中的美女，是真美女。毕卡索画下的女人，个个深刻，是他看穿了她们的骨肉，才有的那种表达。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也美，只有艺术家才懂的一种美。
可是人太小了。快长大的愿望不能由念力中使身材丰满，而我的心灵一直急着吸取一切能够使我更成熟的东西。回想起来，那些人为的间接人生体验，终因实际生活的直接经验太少，而无法自然结合，那是勉强不来的。急着长大，使我失落了今生无法再拾回的少女时代，虽说那是十分可惜的事，倒也没有真的后悔过。
没有等到见到他，毕卡索死了。报上刊出一代巨星消失在今世的消息时，我的床畔早已有了另外许多许多画册，而且自己也开始在画画了。毕卡索的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教化，使我认知了艺术不死的真理，并没有为他的离世流下一滴眼泪。而我，由那时候开始，便没有想嫁艺术家了，一直再没有了这个念头。
许多年过去了，西柏林展出了毕卡索“性爱素描”的全部作品。我一趟一趟的去展览会场流连，方知性爱的极美可以达到画中的那个深度。那不只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教给我唯一的感动，那又是毕卡索的另一次教化。今生再见一次惊心动魄，如同小学时操场上那个睁大了眼睛的孩子。
过了又几年，西班牙巴塞隆纳城成立了“毕卡索美术馆”，我又去了那儿，在一幅又一幅名画真迹面前徘徊不舍。
回想一生对于美术的挚爱，心中浮上的却是国民学校小房间中那个女童的脸。我知毕卡索的灵魂正在美术馆中省视着我，而我，站在那一张张巨著之前，感激的却是那个动了怜悯之心带我去擦血的军官。如果不是当年他墙上的一幅画，如何能够进入更深的殿堂之门？我猜想，毕卡索如果知道这一故事，也是会动心的。那个军官和小女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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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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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信是我从邮差先生那儿用双手接过来的。
我们家没有信箱，一向从竹子编的篱笆洞里传递着信件。每当邮件来的日子，就会听见喊：“有信呀！”于是总有人会跑出去接的。
那是多年前的往事了。当年，我的母亲才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妇人。她来台湾的时候不过二十九岁。
怎么记得是我拿的信也很清楚：那天光复节，因为学校要小学生去游行，所以没有叫去补习。上午在街上喊口号、唱歌，出了一身汗便给回家了。至于光复节邮差先生为何仍得送信这回事，就不明白了。
总之，信交给母亲的时候，感觉到纸上写的必是一件不同凡响的大事。母亲看完了信很久很久之后，都望着窗外发呆。她脸上的那种神情十分遥远，好像不是平日那个洗衣、煮饭的妈妈了。
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居住的是一所日本房子，小小的平房中住了十几口人。那时大伯父母还有四位堂兄加上我们二房的六个人都住在一起。记忆中的母亲是一个永远只可能在厨房才会找到的女人。小时候，我的母亲相当沉默，不是现在这样子的。她也很少笑。
到了晚上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照例打地铺睡在榻榻米上，听见母亲跟父亲说：“要开同学会，再过十天要出去一个下午。两个大的一起带去，宝宝和毛毛留在家，这次我一定要参加。”父亲没有说什么，母亲又说：“只去四五个钟头，毛毛找不到我会哭的，你带他好不好？”
毛毛是我的小弟，那时候他才两岁多。
于是才突然发现原来妈妈也有同学，那么她必然是上过学的罗！后来就问母亲，问念过什么书。说高中毕业就结了婚。看过《红楼梦》、《水浒传》、《七侠五义》、《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在学校母亲打蓝球校队，打的是后卫。
听见母亲说这些话，看过我也正开始在看的书，禁不住深深的看了她一眼，觉得这些事情从她口里讲出来那么不真实。生活中的母亲跟小说和蓝球一点关系也没有，她是大家庭里一个不太能说话的无用女子而已。在那个家里，大伯母比母亲权威多了。我真怕的人是大伯母。
母亲收到同学会举办的郊游活动通知单之后，好似快活了一些，平日话也多了，还翻出珍藏的有限几张照片给我们小孩子看，指着一群穿着短襟白上衣、黑褶裙子的中古女人装扮的同学群，说里面的一个就是十八岁时的她。
其中一张小照，三个女子坐在高高的水塔上，母亲的裙子被风卷起了一角，头发也往同一个方向飘扬着。看着那张泛黄的照片，又看见地上爬着在啃小鞋子的弟弟，我的心里升起一阵混乱和不明白，就跑掉了。
从母亲要去碧潭参加同学会开始，那许多个夜晚补习回家，总看见她弯腰趴在榻榻米上不时哄着小弟，又用报纸比着我们的制服剪剪裁裁。有时叫姐姐和我到面前去站好，将那报纸比在身上看来看去。我问她，到底在做什么？母亲微笑着说——给你和姐姐裁新衣服呀！那好多天，母亲总是工作到很晚。
对于新衣服这件事情，实在是兴奋的。小学以来，每天穿的就是制服，另外一件灰蓝条子的毛线背心是姐姐穿不了轮到我穿，我穿不了又轮大弟穿的东西，它在家里是那么的永恒不灭。直到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向母亲讨，想留下背心做纪念。而当时，是深恶它的。
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眼睁睁的巴望母亲不再裁报纸，拿真的布料出来给人看。当我，有一天深夜放学回来，发觉母亲居然在缝一件白色的衣裳时，我冲上去，拉住布料叫了起来：“怎么是白的？！怎么是一块白布？！”丢下书包瞪了不说话的人一眼，就哭了。灯下的母亲，做错了事情般的仍然低着头——她明明知道我要的是粉蓝色。
第二天放学回来，发觉白色的连衣裙已经缝好了，只是裙子上多了一圈紫色的荷叶边。
“这种配法是死——人——色！”我说。“妹妹，妈妈没有其他的布，真的！请你不要伤心，以后等妈妈有钱了，一定给你别的颜色衣服……。”母亲一面说一面拿起新衣要给我套上试试看，我将手去一挡，沉着脸说：“不要来烦！还有算术要做呢！”母亲僵立了好一会儿，才把衣服慢慢的搁在椅背上。
姐姐是温驯又孝顺的，她穿上与我一模一样的新衣，不断的拿一面小镜子照自己。我偷看那件衣服，实在也是不太难看，心里虽然比较泰然，可是不肯去试它。
姐姐告诉我，母亲的同学嫁的都是有钱人，那天去开同学会，我们小孩子会有冰淇淋吃。在那以前，吃过冰棒、仙草冰、爱玉冰，可是没有吃过真的冰淇淋。姐姐说，在大陆我们家每年夏日都吃那东西的。我总不能有记忆。
母亲的同学会订在一个星期天的午后，说有一个同学的先生在公家机关做主管，借了一辆军用大车，我们先到爱国西路一个人家去集合，然后再乘那辆大汽车一同去碧潭。
那时候，我乘过十二路公共汽车，还有三轮车。上学是用走路的。每年一度的旅行也是全年级走路，叫做——远足，是不坐车的。
星期天我照例要去学校，姐姐在二女中，她可以放假。母亲说，那日仍然要去补习，到了下午两点正，她会带了姐姐和新衣服来学校，向老师请假，等我换下制服，就可以去了。为了那次的出门，母亲低着眼光跟大伯母讲过一两次，大伯母一次也没有答理。这些事情，我都给暗暗看到眼里去。这一回，母亲相当坚持。
等待是快乐又缓慢的，起码母亲感觉那样。那一阵，她常讲中学时代的生活给我们听，又数出好多个同学的姓名来。说结婚以后就去了重庆，抗战胜利又来到了台湾，这些好同学已经失散十多年了。说时窗外的紫薇花微微晃动，我们四个小孩都在属于二房的一个房间里玩耍，而母亲的眼神越出了我们，盯住那棵花树又非常遥远起来。
同学会那个清晨，我很早就起来了，趁着大人在弄稀饭，一下就把自己套进了那件并不太中意的新衣服里面去。当母亲发觉我打算不上学校，就上来剥衣服。我仍是被逼换上制服背着书包走了。姐姐陪我一路走到校门口，讲好不失信，下午两点钟会来接，一定会来接的。我不放心的看了姐姐一眼，她一直对我微笑又点头。
中午吃便当的时候天色开始阴沉，接着飘起了小雨。等到两点钟，等到上课钟又响过好一会，才见母亲拿着一把黑伞匆匆忙忙由教务处那个方向的长廊上半跑的过来。姐姐穿着新衣服一跳一蹦的在前在后跟。
很快被带离了教室，带到学校的传达室里去换衣服。制服和书包被三轮车夫，叫做老周的接了过去，放在坐垫下面一个凹进去的地方。母亲替我梳梳头发，很快的在短发上札了一圈淡紫色的丝带，又拿出平日不穿的白皮鞋和一双新袜子弯腰给我换上。
母亲穿着一件旗袍，暗紫色的，鞋是白高跟鞋——前面开着一个露趾的小洞。一丝陌生的香味，由她身上传来，我猜那是居家时绝对不可以去碰的深蓝色小瓶子——说是“夜巴黎”香水的那种东西使她有味道起来的。看得出，母亲今天很不同。
老周不是我们私人家的，他是在家巷子口排班等客人的三轮车夫，是很熟的人。我和姐姐在微雨中被领上了车，位置狭窄，我挤在中间一个三角地带。雨篷拉上了，母亲怕我的膝盖会湿，一直用手轻轻顶着那块黑漆漆的油布。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