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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引导后来诗人们走向反映生活真实的道路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余冠英同志在《乐府诗选序》中说：“《诗经》本是汉以前的乐府，乐府就是汉以后的《诗经》。《诗经》以《变风》《变雅》为精华，乐府以《相和》《杂曲》为精华，同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里巷歌谣。同是有现实性的文学珠玉。”“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但是构成一个传统，却是汉以后的事，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他指出了《诗经》和乐府的血缘关系及对后人的影响。
三 《诗经》和三曹诗两汉是辞赋的天下，诗歌创作较少。桓帝、灵帝时产生的古诗十九首，和托名的苏武、李陵诗，作者多为知识分子，他们吸取《诗经》、《楚辞》、乐府民歌的营养，在五言诗艺术技巧方面，虽有所提高，但他们的生活面是很狭窄的，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也不广。汉魏时代，三曹打破了两汉辞赋独盛的局面，使诗歌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主要形式。他们面临着东汉皇朝的政治腐朽、军阀割据、互相混战、通货膨胀，给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的局面。曹操、曹王、曹植父子三人都是当时社会的目击者，也是诗歌爱好者。在他们创作中，有些深刻反映了汉末动荡时代的社会现实，带有浓厚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他指出了建安诗人在创作上有社会内容、有思想感情、有艺术技巧的特点。曹操用乐府诗的题目和调子抒写富有新内容的诗，其代表作有《薤露行》、《篙里行》。《薤
露行》叙述董卓焚烧洛阳，人民被赶入关的惨状：“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篙里行》描写袁绍、袁术假借讨伐董卓的名义，各自争夺权利、互相混战的事实，给人民带来“白骨露于野，干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灾难。余冠英《三曹诗选序》说：“这两首批评政治、叙述现实的诗，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称为‘诗史’（明人钟惺语）。“所谓实录、诗史，就是说富有现实生义精神。曹操还有被后人传诵的四言诗，如《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它采用《诗经》四言的形式，而具有新内容、新情调、新语言，被后人称为“复兴四言诗”的作家。曹丕是曹操的次子，他虽然当了魏国的皇帝，但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读过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他的伟大成就主要在写了一篇文学批评性质的《典论·论文》和奠定七言诗形式的《燕歌行》。《燕歌行》是写在军阀互战下兵士征戍而引起家人思念的诗。《上留行》中对“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两种人的生
活作了对比。其它象同情行役人民的《善哉行》，讽刺贵族子弟的《艳歌何尝行》，都是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无疑是受了《诗经》和乐府民歌的影响的。曹植是曹丕之弟，他的才华曾被父亲曹操所赏识，曾经考虑立他做太子，后来因为曹植做事任性、饮酒不节而中止。曹操死后，他的几个儿子都引起曹丕和曹丕的儿子曹叡的猜忌，特别对曹植，不晰地迫害和打击，剥夺他的自由。他名义上是平原王，实际上是一个囚徒，甚至到了“衣食不继”的地步。由于生活的变化，颠沛流离的处境，使他后期的作品反映现实更深刻。曹植的代表作是《赠白马王彪》诗，他写这首诗的动机是这样的：曹植和他的老弟曹彪、曹彰二人同进京师朝见曹丕（魏文帝），曹彰在都城不明不白地死了。只剩下曹植和曹彪一同回到各自的封地，但他们在半路上被朝廷派来的官吏强迫分道，曹植非常气愤，就写了这首七章的长诗。它继承了《诗经》中《既醉》等诗的顶真艺术手法，运用自如：“鸱枭鸥衡軏，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反亲疏。”这说曹丕听从小人的播弄是非，离间自己的骨肉，对他的迫害提出
了控诉。第六章说：“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若比邻。恩爱苟不绝，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祷，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疚，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表现了曹植对曹彪的真挚的骨肉情。最后说：“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收泪即长路，授笔从此辞”，这种弃巨之痛和惜别之情，正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内部矛盾的现实。曹植的其他作品，如《野田黄雀行》《吁磋篇》《七步诗》等，它的主题和《赠自马王彪》诗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写他们内部骨肉相残的。曹植由于自己遭遇的不幸，也同情人民的不幸。《泰山梁父行》说：“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墅。妻子象禽餐，行止依林阻。”《七哀诗》说“借问叹者准？言是客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曹植同情边区人民凄苦的生活同情弃妇独栖的枯寂生活，是因为他们的命运和自己有共同之处，但也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现实悄况，被后人称为“汉魏风骨”。曹氏父子写下的这些优秀诗篇，显然受到《诗经》和乐府民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巨大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汉乐府民歌继《诗经》之后，发扬了现实主义精神，在引导诗人们走向反映生活真实的道路方面起了不少作用。就以诗歌史上表现现实主义精神最突出的建安时代来说，象曹氏父子、王粲、陈琳等以描写社会乱离疾苦为内容的诗篇，正是继承了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精神。”它正确地指出了《诗经》和汉乐府民歌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四 《诗经》和唐代诗歌从建安到南北朝，唐代大诗人李白为什么认为这个时期的诗歌“绮丽不足珍”？正由于那时大多数诗人背离《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趋向”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形式主义。唐代是古代诗歌的黄金时代，其所以能达到如此繁荣，原因是很复杂的，但不容否认，对《诗经》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之一。如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杜甫提倡“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强调“《风》、《雅》比兴”，都足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唐代初年的诗坛，仍旧沿袭六朝华靡的风
气，多半写作宫廷诗、艳体诗，以上官仪为代表。后陈子昂出，认为形式主义诗风不能反映时代的广阔现实，提出诗歌革新的主张。他在《修竹篇》序文中说：“文章道弊五百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道遇颓糜，《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他主张诗歌要象《诗经》和汉魏建安时代诗歌一样，要有现实性的社会内容和明朗刚健的风格。陈子昂的主张，在屠代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辟了一条复古革新的道路。盛唐伟大诗人的代表是杜甫，他在宦途上一直不得志，经常过着飘泊流浪的生活，从而有机会接触到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穷苦人民。他的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真实地反映唐代王朝由盛而衰这一历史阶段中的社会种种现象，而被后人称为“诗史”。杜甫最关心人民，最同情人民，《赴奉先咏怀》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又呈吴郎》说：“堂前扑枣任西邻，无
食无儿一妇人。……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这些，都说出了人民心里所要说的话。杜甫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是《三吏》、《三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在这六首诗中，叙述了十八九岁尚未成人的中男都被抽去当壮丁；新婚的夫妇是“暮婚晨告别”，被强迫去参加战争：“子孙阵亡尽”的老翁也被拉去；三个战士的老母被拉去烧饭，民生凋敝，家破人亡，农村荒凉，烟火不升，只剩下一二老寡妻了。这反映了安史之乱所带给人民的种种苦难。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丽人行》讽刺唐玄宗和杨贵妃姐妹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在《遣遇》《甘林》《送韦讽》等诗中，揭露官吏搜括民财。在《洗兵马》，指责李辅国等一群官僚的嚣张。在《草堂》中，斥责成都军阀李忠厚的残杀人民。由此可见，杜甫的爱僧是十分分明的。他是一位关心玫治、热爱祖国的诗人。杜甫自己常说：“词场继《国风》”，“文雅涉风骚”，“风骚共推激”，“有才继《骚》、《雅》”，可见他的创作方法是自觉地以《诗经》、《离骚》现实主义精神为最高典范的。元镇在《杜
甫墓志铭》中称赞地说：“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弄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质之流丽，尽得古今体势，兼人人之所独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方孝孺《谈诗》说：“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辞。”他们都指出了《诗经》对杜甫的巨大影响。杜甫揭起了“亲《风》、《雅》”的大旗，推动了唐代诗歌的发展，中唐白居易等所提倡的新乐府运动，就是在《诗经》、汉乐府、杜甫启发下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的诗歌运动。白居易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他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白诗的精华首推讽喻诗包括《秦中吟》、《新乐府》共一百七十多首。多半是针对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给以无情地揭露和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