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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少人都抱着这样的观点，以为男人为了做事业，所以好面子、虚荣心重。其实搞错了，女人在朋友面前反而是最虚荣的，希望显示出自己的幸福、显示出老公对她的宠爱。所以夫妻相处要反过来，在外人和朋友面前，务必要好好对老婆，给足她面子，在家里批评批评她反而不要紧。
女人的假和小人还是有区别的，女人化妆、穿漂亮衣服，主要是希望得到更高的“社会评价”，对“美化环境”也有帮助。小人就不同了，既做婊子又立牌坊，专门利己，绝不利人。所以要在女人、小人中挑一个养，我一定选女人。自古圣贤多数也结婚，难道是和我“英雄所见略同”？
南怀瑾先生在此章的解释相当精彩，他说表面上看孔子是在骂女人，象吃了女人的亏似的，可“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孔子其实是把天下的男人、女人都骂了。虚伪是女子，无度即小人，这样看，有些男人既是小人，又是女人呢。
『26』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孔子说：“到了四十岁的时候还被人厌恶，他这一生也就完了。”
到四十岁还一身毛病，令人厌恶的人，习性已经形成了，不是知错不改，而是连错都不知、完全麻木不仁了。人不学好，就一定会学坏，不努力做君子，就一定会成为小人。所以，生活中要得大自在，就要学会甩脱羁绊、放弃利欲之心才行。烦恼日日消，智慧日日长，何等痛快！
《阳货第十七》全篇回顾
第1章，通过阳货与孔子的见面，阳货谈仁、谈智，反令孔子无言辩驳，说明假仁假义之徒，真假难辨，非常能蛊惑人心。
第2…6章，讲礼乐教化的重要性。“性相近，习相远”，除了上等智慧和最愚蠢的人不会改变，其他人会因学习、教育而改变习性。子游在武城实施礼乐教化，令君子爱人、小人易使，是非常正确的。孔子也曾想去费地，实现礼乐治国的理想，在东方建设一个象西周那样和谐的王朝。教民以善的目标就是恭、宽、信、敏、惠五种重要的品德。
第7…11章，讲好学就不容易走上歧途。象孔子这样通达的人，即便与佛肸这样的不善者相处，也能保持品行，不受影响。但就一般人而言，要想处世不染，发自真心地追求道德品德就非常重要了。仁、智、信、直、勇、刚的品德，如果认识不真确，不努力保持学习、进步，都会流于表面而产生弊病。学习的内容就是诗、礼、乐，这些都培德重要方式。学《诗》好处多多，不学《诗》则如正墙壁而立，寸步难行。
第12…16章，讲学习应深入实际，不要流于表面。不能真正发心学习的人，容易道德败坏。比如色厉而内荏之人，或者乡原一样的假仁假义的人，会变得道听途说、患得患失，甚至狂也荡、矜也忿戾、愚也诈，成为人们厌弃的人。
第17…21章，讲真正发心学习，即便于无言中也能得到利益。学习的偏差就是容易流于表面、有口无心。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痛恨紫夺朱、郑声乱雅乐、利口乱国的似是而非的“仁德”。对真有心学习的人，又何必需要言语传授呢？孺悲来请教礼，他请教的行为本身就是礼，所以孔子不和他见面，以取瑟而歌的方式，让他领悟礼的精神和载体。对宰我这样的无心守丧的人，礼不过是虚假无灵魂的形式，他哪里能真正懂得孝的内涵呢？
第22…26章，劝人努力进取，改过迁善。终日无所用心，还不如博弈有益，学习就应该上心才有效果。心不取于义，勇也是乱、贼。孔子厌恶以“我”为中心的四种人，子贡厌恶以“假”为手段的三种人。自私、虚假的人就如同小人和女人一样难以相处。人如果不踏踏实实努力学习，到年四十还一身毛病就没得救了。
阳货貌似孔子，心地道德却与孔子有天渊之别。本篇以他作为主角，就是将阳货当作反面教材，教我们如何在学习中避免偏差，真正学习仁德，而不是成为“假仁假义”之徒。本篇可视为《子罕第九》篇“重义轻利、重德轻色”内容的进一步发挥和补充，侧重讲“轻仁德而重利欲”的弊端。
微子第十八时兮？运兮？
『1』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离开了纣王，箕子做了他的奴隶，比干被杀剖心死了。孔子说：“这是殷朝的三位仁人啊！”
微子名启，殷纣王的同母兄长，封于微。他见纣王无道，劝而不听，遂离开都城，隐居荒野。周代初年，封于宋，成为宋国始祖。箕（jī）子名胥余。殷纣王的叔父。他去劝纣王，见纣王不听，便披发装疯，被囚禁，降为奴。据说箕子在周初时封于高丽，是现在南北朝鲜的始祖。比干是殷纣王的叔父，因屡次强谏，激怒纣王而被杀。
从这一章我们就可以知道，“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见《仪礼》）的观点，其“忠”、“孝”、“顺”的方式方法大有学问。正如《为政以德》中“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一样，对“不仁之君”的忠和对“明君”的忠是不同的。对明君，忠体现在能致其身、努力工作上。对不仁之君，则体现在“勿欺也，而犯之”。具体讲，有三种方式，孔子都非常赞同：
其一，象比干那样，“谏而死”。君不君时，做臣子的就拼死以谏，抬棺材上殿或者冒死进万言书。这是自古以来儒生们最推崇的方式，但并不是孔子所认定的唯一的方式。
其二，象箕子一样，“邦无道，免于刑戮”。奋力向君王劝谏，见不可为，就应该保留自己的性命，“卷而怀之”。邓小平若不是在文革期间免于刑戮，焉有后来改革开放的宏伟手笔？
其三，象微子一样，“去之”。分析纣王的性格，连劝谏都很危险，那干脆道不同，不相为谋。辞职、跳槽都可以，待有道之君出、不仁之事平，而后为人民服务。
大家看到没有，孔子是这样中庸、充满智慧的，他早就为后来人讲得清楚无误，将微子、箕子、比干这三种人都认定为“仁”，自然也是“忠”的。而且大家留意，它的排列顺序是以微子第一、箕子第二、比干第三。说明孔子最主张的忠和仁，是象微子那样动脑子、用智慧的，是忠于“道”——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现，而并非忠心于某个朝代、某个君王。否则，那要是个不仁之君，你不“去之”，不就是为虎作伥吗！另外，微子、箕子都是纣王的亲戚，但在周朝初期又都是封了王的。这更不得了了，他们是象施琅一样的“汉奸”吗？怎么孔子还会大赞其仁呢？所以《论语》中隐含的很多问题，就是微言大义啊。
我们如果真把这一章的深意弄通，你才会坚信：孔子绝对是“民主”的代言人，而不是“君主”的代言人！事实上，后来的曾子、子思和孟子，都始终坚持并发展了“民本主义”——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何等“后现代”的民主观念！所以，先秦儒家与后世儒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忠”的分歧。汉代以后的儒士，向君权屈服，用一片“愚忠”换得主子的欢心，我们可以鄙视他们，但同时也要承认他们为儒家思想的发扬光大争取到了更大的空间。如今是时候让忠——“忠于道、忠于义”的真义浮出水面了，顺带的，也该为某些历史人物拨乱反正了。
在我看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是有贡献，是忠是奸，可以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一，看是不是有利于维护“治道”（为政以德）。社稷为天下公器，唯有德能者居之。荒淫无道、祸国殃民的领导者，人人可得而诛之。
二，看是不是有利于造福百姓。我们要学习管仲，不以小节而失大义。如果经过努力，能够促成利国利民之举，君子就应该顺潮流而动，以正道而行，去做一番利国利民的事业。张居正就属于这样的例子。明朝万历帝前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嘉靖皇帝朱厚璁（cōng）都荒淫无道，期间刘瑾、严嵩、严世蕃等大贪巨蠹专政罔上几十年，可谓天下无道矣。但是万历帝新登基，仍有百废重兴之机，而张居正便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促成了“万历中兴”。
三，看是不是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我向来主张应该尊重清政府对中华文明的建设与推动作用，因为这不仅仅是满族人的功劳，而是清政府统治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源自整个中华民族的创造力。象方苞、张廷玉、施琅、曾国藩、张之洞等人，都是对“治道”的维护和发展起过重大作用的，他们都符合儒家真正的“忠”的精神。
好了，就《论语》编辑的角度，本章意在说明：微子、箕子皆因不得其君而避世。
『2』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当典狱官，三次被罢免。有人说：“你不可以离开鲁国吗？”柳下惠说：“按正道事奉君主，到哪里不会被多次罢官呢？如果不按正道事奉君主，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之国呢？”
士师是典狱官，掌管刑狱。司法公正的问题，历来令人头痛，现在采取所谓公、检、法三权分立的办法，实际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官相护的问题。
如果你所在的铁路派出所的民警蛇鼠一窝，个个都纳小偷的贡钱，你想“出污泥而不染”，能不受到排挤吗？柳下惠便是这样，在那个天下无道的年代，想在执法部门体现自己的正直，就会为他人所不容。柳下惠的避隐，是因为复杂的人事环境，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