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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八八年夏天的一个周末。妻子和女儿上街买东西去了，他一个人在家写一篇通讯。正在为一段描写字斟句酌之时，寂静的房间里响起了“砰砰”的声音。是猫儿在翻东西？家里没有猫儿。是耗子在捣蛋？家里没有发现过那东西。仲秋仄耳细听，那声音又响起来了。是从房间大门上发出来的。
仲秋皱了一下眉头，搁下圆珠笔，侧脸问道：“谁？”
门外一个女人的声音，细而无力：“我找仲记者。”
仲秋听说是找自己，将门拉开半边，立在门边半靠着。门外站着一个瘦弱的女人：身高不足一米六，风都吹得倒的身子裹着一件皱巴巴的短袖衬衫和一条颜色、质地和衬衫完全不相同的还打了补丁的裙子，齐耳短发犹如干草，尽管主人用了七八根样式不同、大小不同的发夹压住，但没有光泽的丝丝发丝还是乱飞。两颊凹陷，因而更显得颧骨凸出，嘴巴也被凹下的脸颊挤得有点尖，薄而小的双唇没有一丝血色，两眼大而无神，两个眼泡发青，一管挺直的鼻子只有一张皮包着，额上趴着一根根零乱的皱纹，皮肤蜡黄得犹如才涂了一层菜油。皮包骨头的左手提着一个破旧的黑色塑料包。仲秋心里暗想：这是个什么人？是从垃圾堆里走出来的还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打从当记者起，他和各种人都打过交道，可是还没有面对过这样的人！她是干什么的？……一个个问号在他脑子里转。
“你是仲记者？”女人先发问了。
仲秋从问号中脱身出来，问道：“你有什么事？”
“我，”女人抖抖索索地从塑料包里摸出一个信封，递向仲秋，“这是熊总写给你的信。”
仲秋一时懵了：“哪个熊总？”
“龙山机器厂的总工程师熊为人，是全国人大代表。他说他认识你，说你是个敢说真话的大记者。”
一个他并不认识的全国人大代表、总工程师对自己有这番评价，仲秋心里有一份满足。一个记者不管你在单位上怎么样，只要社会承认你，读者给你好的评价，你就应该满足，你就没有白过人生。仲秋接过信，取出信纸，很快看起来：
不再沉默（2）
我是龙山机器厂的熊为人、全国人大代表。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的
文章我几乎篇篇都读过。那次，你到我们厂来采访，为厂的二期工程上马被人为阻碍
呼吁，得到市领导高度重视，很快解决了。我们全厂都很感谢你。你是一个敢讲真话、 敢与邪恶作斗争的记者。因此，我将这个受苦受难的女人介绍给你，请你给她呼吁、伸冤。
她叫许琼，原在市通联公司财务处工作。是文革结束后财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一九八三年五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她按照安排到公司值班。半夜，被早已打好主意
的公司经理朱誉群强歼。第二天，她去派出所报了案。过后几天，公安人员找了她，也找了朱誉群。以后就没有下文。她去催，派出所说已移交上级部门。她又去找市妇联，妇联的同志很热情，八方为她奔走，而且直接找了检察院。后来，市检察院的同志还来找过她，反复讯问了有关情况，还将她保存的最好的物证——被朱誉群撕烂了的内裤（那上面还有朱誉群的精液）——交给了来人。三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没有下文。朱誉群照当经理和党委书记，每天照样趾高气扬。奇怪的是“七·一”那天，他还被授予市先进共产党员。她多次去问，得到的答复都是“你不要急，我们还在调查了解，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学，这件事她不敢告诉他，只有自己默默地承受。朱誉群找过她，要她不要再告，说：“你只要不再反映。我们一切好说。给你加两级工资，给一大笔奖金，要不，让你去日本探半年亲，等等。否则，有你的好戏看。”她不相信，她要斗到底。现在毕竟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了。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要用法律来捍卫自己、捍卫自己的尊严。
她想得太简单了。一张罪恶的网已经向她撒来，一个挖好的陷阱已经移到了她的脚下。那年秋天开始的“严打斗争”将她作为暗娼抓了进去。她一再反映、申诉，但有好几个证人的证词，特别是盖有公司大印的《关于许琼卖淫事实的说明》的揭发材料，更不容她反驳了。不信组织的信谁的？许琼被判刑四年，送到监狱服刑。远在日本的丈夫得知这事后，二话没说，提出了离婚。
许琼服刑满后，回到了这个生养她的城市，发誓要告倒朱誉群，要洗清自己的冤屈，开始四处告状。但收效甚微。最后找到了我和另几个人大代表。我们联名写了议案。全国人大很关心，将议案的有关内容转给了市里。市里也作了调查，回复还是和过去差不多。也就是说，她翻不了她的冤案。
无奈，我们就只好让她来找你，用你这支如椽大笔，为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女子伸张大义！
仲秋看完信，又打量起面前的这个女人，心里有点乱。她的遭遇真如熊总写的这样吗？作为一个记者，可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但是，眼前的这个女人已被岁月的沧桑折磨成了这副模样，看她的五官、她的身板，原本是一个美人儿啊！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当初，为什么没有告倒朱誉群？”
女人叹了一口气，说：“他的关系网太大。公安、检察院和妇联开始都为我说话，也叫我写了不少材料，还提供了物证。以后就不了了之。然后就把我抓起来了。”
“什么理由？”仲秋问。
“说我是暗娼……”许琼全身抖了一下，眼泪滚了出来。
“要证据呀！”
她用手背抹了抹眼泪，说：“他们做了假材料，朝我身上拨脏水。朱誉群也倒打一耙，说我去勾引他，为了加工资、得奖金和到日本探亲。”
“你的物证可以说话呀！”仲秋显得一点急愤了。
“他们说，那内裤是我自己撕烂的……”
仲秋抢过话头：“那裤子上的……”
许群微微低下头，脸上泛起一丝淡淡的红：“说是我与别的男人的……”
“叫他们去化验，看是朱誉群的还是别人的，不是一下就可以说明白了吗？”
“他们说，找不到了。”
一个弱女子，没有了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物证，面对朱誉群的强大的关系网，面对代表国家的专政机关，孤立无援，在那个时期，其结局可想而知。仲秋看见弱不禁风的许琼一直站在门外的过道上，真想让她进去坐着谈，话到嘴边，又被理智或者叫世故挡了回去。她现在是这种身份，家里又没有另外的人，万一……以后，他可说不清楚。
几个新闻界的老前辈告诫过他：“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特别是要讲真话，要敢于碰硬，要批评报道，那么你就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让自己轻易受伤。被批评的人是会想尽千方百计来为自己辩护，来搞你，甚至不惜动用一级或几级组织来和你斗。”这些年，仲秋一直把它牢记于心，随时受用。他狠了狠心，让她继续在门外站着。这是他当记者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对采访对象的不礼貌。
不再沉默（3）
他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转换了话题：“你到哪些地方去反映过？”
“能去的都去了。”说着，她从提包里取出一叠厚厚的材料，递给他，“后来，在别人的推荐下我才去找到了熊总。他和他的几个代表很热心，但是……他说，他们碰了软钉子。惟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舆论来呼吁了。所以就叫我来找你。”
仲秋用上牙轻轻地咬着下唇，一时没吭声。如果许琼说的是真的，那么这个看似简单的案子，实则很复杂，要不，她告了这几年，又加上熊总等全国人大代表的呼吁，都没有弄翻过来？当年凭人证、单位的材料抓她、判刑的办案人员，有的可能升迁了，有的可能调动了，有的可能退休了，现在再组织复查还不是要找这些人？即使许琼是冤枉的，又有谁愿检讨过去，说自己错了？有良心发现者也宁愿在内心反省，而不愿公开，因为这要牵一发动全身呀！何况许琼的材料不过硬，没有物证、没有人证！明知朱誉群搞的是假材料，那几个他的心腹作的是假证，但你怎么推翻？除非他们站出来否定自己！这不可能。
仲秋急速地思考了一番，觉得面前的这个女人走的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他想给她指出来，又觉得不妥。多少人都是靠着希望在努力地活着。如果你像个先知先觉者般告诉了他们的未来，人家是不会感谢你的。尽管你可以给他节约时间、省去不少的金钱……看许琼那柔弱而坚定的样子，翻案，还自己的清白，就是她现在活着的目的。
面对这个从苦难中跋涉过来的女人，仲秋真不忍心拒绝她，但自己毕竟不是万能的啊！这事就发生在本市，一个市里管着的报纸的记者，对这件案子能有多大能耐？就作算有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那样大的能耐，但这事从何下手？找朱誉群，他一定还会加油添醋地说一些不利于许琼的话，即使不，他也不会说“过去是我们冤枉了她”这句话；找公安，人家会拿出材料说“这是根据他们公司的举报才抓的”；找检察院、法院，人家会抱出厚厚的案卷让你看，一步步都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进行办理的。真是“野猫咬牛，无从下手”！
仲秋翻着材料，说：“许琼，你这事……”
“我只有求你帮忙了。”许琼深怕仲秋把话说死，赶紧抢过去：“你行！你是大记者。熊总他们都说，只要你一呼吁就好办了。
仲秋苦笑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这个已经迹近绝望的女人把自己当成了救命的稻草，他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