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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吐蕃入长安，乃是唐廷奇耻大辱，更何况吐蕃不但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广武王李承宏，还在撤退之后掳掠了十万青壮妇女，在长安放了一
把大火，并且从此将河西陇右之地全部占据。有这个二十年前的前车之鉴放在那里，满朝文武谁也不能拍胸脯保证说不会再来一次故事重演。
德宗还是不死心，派了陆贽前去说服李怀光。这陆贽乃是德宗的首席智囊，此时位居翰林，诏令制书都出自他手，派他前去，也是充分说
明了德宗对此事的重视。却不料李怀光给了陆贽三条理由，让他辩驳不倒，只得泱泱回到奉天。
根据李怀光的判断，吐蕃出兵有三害：
第一，如果攻克京城，吐蕃必然要放纵士兵焚烧掳掠，我们唐军是攻击友军还是放任不管呢？
第二，根据赏制军功，募民壮团练攻
城得手的，每人赏钱百贯，现在朝廷穷的当裤子了，这五百万贯哪里来？
第三，任何时候都不能指望雇佣兵出死力，吐蕃骑兵虽然到来
，必定不肯率先进军，而是按兵不动，保存实力，观望唐军形势，胜利了，便跟着瓜分功劳，失败了，便借机图谋变乱，诡诈多端，不能信任
。与其说是友军，还不如说是定时炸弹，到时候出了乱子，谁来负责？
陆贽碰了一鼻子灰，回到长安，就在德宗面前大谈李怀光如何养
贼自重，迹象可疑种种，再加上李晟与李怀光矛盾日益激化，屡屡上书要求改换驻地，德宗心中便日益怀疑李怀光。但这种疑虑又不好表露出
来，只能耍个花招，一方面让中书省下令调李晟离开，另一方面又给李怀光下诏，说是他自己愿意让李晟调走，有陆贽为证，不该有怨言之类
，但却越发让李怀光猜忌了。
至于李怀光和李晟为什么会产生矛盾呢？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探讨。
【注1】本章部分材料见古子文
：《佛、苯斗争和吐蕃王朝的终结》。
第二十一章 一个咸阳容不下两员名将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大唐帝国的中央政府维持不了太多的常备军队。试想一下，以八世纪的物质文明条件和生产力水平，要控制一支高
达百万的军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由于各种内忧外患，现在整个大唐帝国的军队数量，却恰恰在这个数字上下。由于交通通讯、后勤保障等
等诸多困难，唐帝国只能采用称为“方镇”的地方军区制度。这种军区，其最高长官称为节度、观察、团练、防御之类的使，是数州之内的军
事最高长官。军队的军需供应，则采用所谓“当道自供”的手段。
什么是“当道自供”呢？简而言之，就是节度使属下部队的军粮、兵
丁，全部都从本镇征发，平时的任务就是驻守本地，边境地区主要是防卫边界，内陆地区则是镇压动乱，维持治安。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可以
以最小的成本维持最大的军事力量，因为供应距离最小，部队还可以在防区屯田生产，降低不必要的物资损耗。
在交通条件和信息条件
都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长距离的物资转运，是非常不经济的，不但需要大量的民夫劳力，同时还要在漫长的路途中损耗相当多的粮食。由于运
输工具和运输条件的限制，以及各级官僚上下其手的克扣，中央政府转运军粮的运费非常惊人，每石米路运运费约为每里两文，水运也在一文
上下，这种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从扬州到长安两千五百里，全程水运计算，运费也需要每石米两贯五左右。以郭德罡的一万五千兵为例，这些
兵每人每天口粮二升，一天需要三百石粮食，光运费就要达到一天七百五十贯，一年下来更是高达二十八万贯上下。而郭德罡在濮州搞集体农
庄营田的粮食生产成本，则只有一石一百五十文，其间的经济效益差额，不言而喻。
从濮州运粮到醴泉，由于是本镇军粮，经手人是不
敢太过盘剥的，再加上郭德罡采用了集装箱车船和集装箱马车运输，以及路面条件的改善，使得粮食运输的效率大为提高，两千里的运距，只
需要十余天就可以由陆路抵达，水运稍慢，也只需要二十五日左右。一个标准大唐物流集箱，使用八匹挽马牵引，可以装运两百石米，而人力
风帆两用螺旋桨车船，则可以采用拖运的方式，装运四个到八个标箱，效率更高。
一辆集装箱马车，负担十人的护卫和十个民夫的口粮
，以及八匹挽马，每日要消耗两石粮食（人每日两升，马每日两斗），这样每两百石粮食只需要损耗大约三十石粮食，以及缴纳大约三十贯的
过路费，便可以到达醴泉。这样，最终到达醴泉的一百七十石粮食，其运费不过是一百贯左右，平均每石每里不到半文，远远低于唐中央政府
的转运成本。水运则更为低廉，唐中央政府的漕运运费为每石米一里一文，而郭德罡的水运成本，大概只有零点二文上下。当然，郭德罡当然
不会傻到照这个数字报上去，经过认真仔细的盘点和精密地计算成本，大唐物流陆运粮食的成本大约在每石每里一点六文上下，而水运每里在
零点八文左右，即便如此，那也是降低了朝廷百分之二十的开支，乃是大大的功劳了。
在这种情况下，“当道自供”，便成为了养兵的
必然选择。但由于地方政府习惯于征收实物税赋，而这些税赋大多直接拨给了军队，尤其是安史之乱使得地方军队数量和开支大幅增加，慢慢
地军需任务就成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工作内容，而这反过来就使得节度使的军权逐渐渗透进了地方民政事务之中。
由于均田－租庸调－
府兵体系的彻底崩溃，唐中央财政急剧恶化，不得不采用两税法。两税法直接将地方的财政收入划分成上供、留使、留州三个部分，也就是上
缴中央一部分，节度使把握一部分（也就是军费），地方政府保留一部分（民政开支），这就使得节度使正式在军权之外把握了财权。在两税
法施行之后，这个制度就彻底地在经济上固定了下来，也使得节度使的权力从军事最高长官变成了军民一把抓的一方诸侯，成为了事实上的军
阀。
但只有军阀部队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调动不灵的情况，还不停地出现节镇统帅拥兵自立，不停朝廷号令的状况。为此，唐廷不得不
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是提供“出界粮”，凡是开出本道为朝廷作战的部队，一律由中央提供两倍的伙食标准，并且不停地从内地藩镇抽调“
防秋兵”，加强西北边境对吐蕃的防御，借此削弱地方藩镇的实力。第二，就是加强中央直属的禁军部队的力量，尤其是神策军。神策军饷酬
丰厚，器械精良，算得上是嫡系中的嫡系，其待遇要比地方部队好得多。
在“当道自供”体制下，穷镇的兵，待遇自然也不好。朔方本
来就是边镇，常年打仗，人口稀少，军士甚至需要自己屯田解决口粮，尽管历来朔方镇兼领河中晋绛节度，以河东富庶之地养边军，但也比不
上直接从户部和天子内库之中支取经费的神策军，更不用说还有郭德罡在背后大力支援的李晟部队了。没钱发饷，队伍没粮吃，迟早要散摊子
，更不用说李怀光手下还不只是自己的三万朔方兵，还有王智兴带着的宣武、永平、武宁、义成四镇两万兵，一旦没粮，马上就会众叛亲离。
因此，郭德罡在大发转运财的同时，还不忘了挑拨李怀光和李晟之间的关系。本来，东渭桥有户部的漕运粮仓，李怀光早就看上了这个地
方，但是好死不死，神策军早先排去援救襄城的刘德信打了败仗之后退到潼关，听闻兵变马上就抢了东渭桥的地盘，而那李晟也是人精，渡过
黄河之后马上借着神策行营节度使的名义进驻东渭桥，以刘德信兵败劫掠的罪名将其斩杀，将东渭桥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而郭德罡出于要逼
反李怀光的目的，便故意让大唐物流将军粮直接在东渭桥卸载，要李怀光从李晟那里调拨粮食。
东渭桥本来有十万余石历年转运剩下的
压仓陈粮，再加上郭德罡把给他们两家的军粮都卸在了东渭桥，这就逼得李怀光要低声下气地和李晟讨要粮食。李怀光本来就觉得神策军待遇
也比自己好，赏赐也丰厚，处处看李晟不顺眼，这下连脖子也被神策军卡了，就更不愿意了。
“凭什么要我们地方杂牌部队挨饿受冻，
缺衣少食，你们中央军还霸占着粮仓码头？我堂堂领兵副元帅还要来找你要吃的？看看那副嘴脸！看看这是什么粮食……陈芝麻烂谷子，打发
叫花子那！”李怀光在东渭桥处处憋屈，领回来的还是陈粮，早就气不打一处来了。
“大帅，为今之计，只有让李晟移军与我等合营，
才能将粮食名正言顺地拨调到我等手中啊……”说话的人，却是早先不让德宗进咸阳城的汤伯虎。原来这李怀光从昭应到了奉天，又奉诏驻军
咸阳郊外，汤伯虎料定李怀光将来必定权倾天下，那是巴结的一个到位，要不是自己年纪和李怀光差不多大了，都有心认李怀光当干爹了。李
怀光移军咸阳，正式郁闷之际，有这样一个玲珑马屁精在左右，自然是倍感舒爽，一个多月下来，竟已经将汤伯虎视为心腹。那汤伯虎便常为
李怀光出谋划策，颇得李怀光中意。
李怀光听了汤伯虎之计，便以集中兵力方便后勤便于指挥等等理由，上书要李晟和自己一起屯驻咸
阳，德宗此时害怕忤逆李怀光会将其逼反，只好听从。李怀光又上书要把东渭桥的十万石粮食也调拨过来，德宗也许了。于是李晟便至好压着
粮食，心不甘情不愿地来到了咸阳，挨着李怀光扎下营盘。此时鄜坊节度李建徽，神策左厢节度杨惠元，以及王智兴等人，也都驻扎于此，一
时间咸阳周边大军云集，有近十万之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