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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丑陋现象，不如去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罪恶。《生活时报》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８日有一篇报道，《我国每年三万人沦为少年犯》，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这意味着每年至少有三万件残酷而丑恶的事情发生，将有不只三万个家庭因此陷入悲哀和不幸。当然，我写这部小说不是为了探讨少年犯罪现象。话题好像扯远了。
问：那么，你想在小说中表达什么东西呢？
答：美国作家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中主人公名叫霍尔顿，他为了寻求自由而逃离学校，而我这部小说里的主人公却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尽力扫除高考过程中的一切障碍，甚至不惜赶班主任下台，他们幼小的心灵被功利和欲望占领，也充满了压抑与不安，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既打上了高考时期的烙印，也和教育体制、社会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在写作之前，我和许多刚刚走出中学校园的人聊天，像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一样收集故事，从而积累了一些素材。我写这部小说是为了记述中学生和老师两种角色之间对抗与妥协的过程，从而描绘青春时期中学生心态的浮躁与迷惘，展示应试教育环境中校园生活的单调与复杂。当然，我的概述或许不够全面，有时候一动笔，故事就不由自主地按其内在逻辑展开了。
问：你这部作品尽管时而让人唏嘘，时而让人忍俊不禁，但我没能看出尊敬和崇高。既然孩子们没能如同天使一样想问题，他们的纯洁就打了折扣，历史悠久的师道尊严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打翻在地，而读了这篇作品我也忍不住要怀疑那尊严的来路是否可靠。所以整个的阅读过程我都觉得很迷惑，是谁对了？是谁错了？或者大家都错了？一切被拿来揶揄过后，在嬉笑怒骂的幽默之后，我为什么没有看出有关怀的意图，也找不到一个被暗示的立场呢？
答：孩子们不是天使，当然不会像天使一样想问题，从小时候懂事那天起，他们便不再纯洁了。你说“历史悠久的师道尊严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打翻在地”，这话我不同意，我没这本事，我很尊敬老师，说到“师道尊严”被打翻在地，那是当年的红卫兵们干的事，话说回来，红卫兵也某种程度上是老师们教出来的吧。——我这部小说里只是写了几位素质不高的教师，并没有对整个教师群体有不恭之意。
我进行文学创作不是为了教导人，我没这心思，更没这能耐。上一代人想让下一代人树立良好的品质，仅靠说教是不行的。如果父辈们虚伪得要命，却又训导孩儿们诚信做人，这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代会看着前辈做事情的。
说到“关怀”、“崇高”、“立场”这些字眼，我很是惭愧，我还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说过：“写作是对自身的正式访问”，我只是想通过这部小说对自己贫乏浮躁的青春时代作一次反省和交待。
问：你有没有考虑过读者会对你的小说作出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解读？
答：这是难免的。我在谈关于王小波作品出现的所谓“误读”现象时说过，现代小说的一大魅力就在于它从文本结构到内容上的开放性，上世纪６０年代在德国崛起一种“接受批评学派”，以尧斯和伊塞尔为代表，他们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不是文本而是文本的具体化，这是由读者来完成的，文学史是一部文学接受的历史……这种理论虽然滑向了价值相对主义，但其充分重视读者主动参与的作用，也是值得肯定的，不同的读者都有权利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作品，一部作品面世之后，读者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角度进行解读，每一个读者的成长环境、性格特征和思维方式都是不同的，他们阅读作品的所感所想自然也不相同。如果读者能从这部小说中获得阅读快感，我就会感觉很欣慰，如果读者是为了提升道德净化大脑，那请恕我无能为力。
问：你对自己这部作品评价如何？
答：我认为这是一部小说，它属于文学的范畴。感谢高考，它是我们青年人生旅途中第一场战役，也为我的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第一个题材。我非常欣赏当代作家王小波先生，在我看来，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师级的人物，尽管这部粗陋的小说无法和王小波的作品相提并论，我还是想通过自己的写作向大师致敬。
王小波说过：“在现代社会，小说的地位和舞台剧一样，正在成为一种高雅艺术。小说会失去一些读者，其中包括想受道德教育的读者，想看政治暗喻的读者，感到性压抑、寻找发泄渠道的读者，无所事事想要消磨时光的读者；剩下一些真正读小说的人。”
我希望我会遇上真正读小说的人。
我也会努力地使自己的作品写得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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