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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绝对信仰，还是“岛国焦灼”，转换成偏执、疯狂、专制欲、迫害欲、盲目的仇恨等，并不比雪转化成水更困难。
老辣的费尔巴哈早就看出“信仰，包含有一个凶恶的本质。”
绝对的信仰，便是绝对地占有，绝对地索取，绝对地封闭，绝对地排它。
基督教式的信仰，便是基督教式的迫害异端与处决异端者的一部至高无上的《圣经》。
中世纪最大的神学家托尔斯·阿奎那（1225—1274年），在其《神学大全》中，这样论述了宗教法庭镇压异端的必要性：“败坏作为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比起伪造维持世俗生活的货币来，问题要严重得多。所以，如果说货币伪造者和其他的坏人由世俗当局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是公道的，那么，异端分子一旦被认明有相信异端的罪行时，就可以有充分得多的理由，不但将他开除教籍，而且判处死刑。”
在日本，不信奉天皇，那就是反对天皇。不尊崇神道教，那就是颠覆神道教。
在十七世纪，德川幕府采取了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用来清洗异端者的同样方法，极力要把基督教从列岛赶出去。不论男人、女人，还是小孩，只要被查获信奉基督教的，就被剥光衣服扔进河里。更为严厉的惩罚，是把他们绑在马背上，马由士兵们赶着沿街奔跑，路人们用滚烫的水泼在他们身上。有些基督教徒，还被放进火山口的蒸汽与沸水中煮死……
1622年9月，在长崎，有50名基督教徒被挑选出来活活烧死，其他人则被捆住四肢，每人绑在一头牛腿上，由着狂奋的牛将他们踩成了碎片……
而“岛国焦灼”，从追根溯源上说，乃是孱弱的原始先民们一种发自肺腑的生存恐惧。
“原始思维的一项基本纲领，就是认为自己永远处于各种凶恶的牛鬼蛇神致命的威胁之下，原始人把无数自己无法理解而又随时可能吞噬自己的自然力量想象成五花八门、凶残无比的恶魔，而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只能在于用同样、甚至更凶残的手段去抗御这些可怕的威胁……关于原始文化和古代巫术认为只有用最残酷的手段才能与可怕的牛鬼蛇神相抗衡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如古代巫师惯用油炸、火烧、砸烂、污秽、对牛鬼蛇神的偶像节解分尸、万箭齐射等众多酷刑以驱除恶鬼，而这些方法在后来的‘文革’中，都被以各种形式（例如‘大批判’等等）而加以直接的模拟。”
“……所以对于原始人来说，对异族、异神的残忍非但不是罪恶，反而是最高是美德……在这类原始观念支配下，后人亦往往用最残酷的手段仇杀敌族，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次‘一日之中，斩首数万’、‘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的种族仇杀。特别是这种原始残忍性不仅为文明水准较低的少数民族所尊尚，而且亦或显或隐地为华夏民族所承袭，著名的例子如汉代的韩威扬言要‘饥食虏肉，渴饮其血’，于是王莽‘壮其言，以（韩）威为将军。’这句话成了后人表示对敌族仇恨的成语而布在人口，例如妇孺传唱的岳飞《满江红》中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以后每当民族矛盾尖锐时，这种发源于原始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就会强烈地爆发出来，这种对异族、异神的复仇心理在‘文革’时的典型表现，例如当时街头、红卫兵战报上随处可见的‘油炸勃列日涅夫’、‘绞死柯西金’之类口号；人们对‘美帝、苏修代理人’乃至一切外来文化的刻骨仇恨；以及‘武斗’、‘派仗’时对异己者灭此朝食的疯狂仇恨，等等。”
——（王毅 《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
对大和民族而言，在其绝对信仰与生存恐惧间又构成了一对冲突——
天皇是日照大神在人间的“现代神”，本该号令天下，桴鼓相应。大和民族是优越于亚洲一切民族的太阳子民，本应在东方风樯阵马，仗剑浩歌。却偏偏受到千百年来独处海角一隅的狭小、贫瘠的岛国的制约，这两者间永恒的冲突，形成了日本国民心理的极大失衡，国民性格的极大张力。
倘若中国仅仅是亚洲一个小国，台湾这颗硕大、晶莹的绿宝石也没有镶在日本的出海口，倘若华夏文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一盏纸灯笼的光亮，而且，也没有让日本文化在一段很长的岁月里有过小媳妇般的压迫感；那么，对日本国民心理而言，其“开门见山”，大约就不会是中国。其极大失衡与极大张力，若形象为一个恶狠狠拿在手里时刻准备着吞咽的汉堡包的话，夹在中间的，也不一定就是中国。
偏偏与列岛隔海相望的辽阔无边的西部大陆是中国；
偏偏与大和民族为邻的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尤其有过大汉雄姿、盛唐丽影的华夏民族。
此种安排莫非出自于天意，在非洲没有，在欧洲没有（法德两国稍有类似，但情况仍有大不同），美洲大陆亦未见，或许真是一个历史深藏玄机的吊诡？一个让华夏民族世世代代无法逃避、总要去面对的宿命？
除了武士道精神的传承，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日军在中国的残忍，更有着来自于信仰与原始性恐惧的双重动力。
第八章 战后考
日本特色的脸（1）
大约是1990年前，一位名叫野田正彰的日本社会学者，在近江的乡下见到一位叫川崎太二郎的老人。
老人这年79岁，还和妻子一起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可能除了稻米，食物几乎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很难从川崎那清癯红润的脸上看出他过去的经历，从他对野田一再发出的由衷感叹里：“没有比百姓的生活方式更好的了”，人们会以为他毕生都是个赏心悦目于桑麻渔渚的村夫野老。
老人领着野田参观了鸡舍，一块褪色的黑板上写着“米糠10公斤、鱼粉2。5公斤，牡蛎壳10公斤”等字样，像是鸡饲料的配料。下面，抄着的却是一首诗：
小小的鸡冠花哟，
让我想起上海原野上，
那采野菜的孩子。
问声你在做什么？
柔美地微笑着，
抬头向我张望，
开口说出“咪嘻咪嘻”。
那披在肩头的红布片，
是什么？
回答一句，
“女”
孩子若还在世上，
已50岁？
怀抱着孙儿，
讲不完战争年代的故事。
红色的山茶花哟，
宛如那穿着褪了色的、
美丽衣服的孩子。
由黑板下面的搁板上插着的一枝山茶花可以想见，这首诗并不是作者随意涂抹在此的。当野田问及过去，老人告诉他：“二战”期间，他先在中国经历了“上海事变”，以后又因太平洋战争被派到南方，在拉包尔迎来了战争结束……野田一下从这眼前山茶花到遥远的鸡冠花的意象跳跃里，感受到视自己为“战争加害者”的老人心灵深处的罪意识的表露。
视自己为“战争加害者”而有罪意识流露的，在日本的旧军人中，还有一些。前面提到的有直接间接血债达328人，被其逮捕、拷问者有近2000人的“特高课”少尉土屋芳雄，在做足了吃枪子、上绞刑架的心理准备，唯祈愿自己的骨灰盒能回到故土，却也在1956年7月，经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宣判，以免予起诉被释放，乘船回到了舞鹤港。
当他到达故乡的上山车站时，一心想悄悄回家的土屋，没想到大约有四五百人来迎接。一片交错飘扬的太阳旗和“祝归还”的旗帜，让他感到头晕目眩。市长的助手代表市长作了欢迎演说，学校的学生们也全体出动，加入了欢迎的行列，其情绪亢奋，如当初送他们出征时一样，只不过此批娃娃脸已不是那批娃娃脸了……
土屋芳雄的答词只有一句：“作为关东军的宪兵，对中国人民做了坏事，对此衷心地反省。”台下马上就有一句话掷过来：“说什么呀，不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回国后，土屋在农地改革后的农村重新成为百姓，并且在母亲开的食品店做帮手。上世纪50年代，列岛到处是蓬勃的反战和平运动。即使在比较封闭的上山乡间，也成立了“上山市和平恳话会”。劳动之余，只要对方有求，无论是学校、妇女组织、工会、市民集会或讨论，不论晴雨远近，土屋都去参加。他的发言都有作证性质，既为当年齐齐哈尔宪兵队的罪恶举证，又为自己当年在齐市几乎无人不知的恶名而自证。当人们纷纷在记忆中消赃灭迹，逃离现场，在现实中金盆洗手后为一双摇拂橄榄枝的御手时，王屋的言论显然破坏了游戏规则。对他发言的骚扰和抗议，总是十分激烈。1984年8月5日的《朝日新闻》以大篇幅介绍了他的手记《战犯的实录——半生的悔悟》之后，抗议文、骚扰信几乎扑门而来，它们多来自于原是宪兵的旧军人。
“宪友会”是全国范围的原宪兵的民间团体。1984年9月10日，《东京宪友会会报一八三号》重点刊载了该会会长写的《驳斥宪友的某个出版物》，内称：
“这是一篇实在令人吃惊的文章，越读越觉得是冒充的宪兵编出来的故事，于是翻开宪兵名簿。很遗憾，确有其人，该人一直在担任齐齐哈尔宪友会会长。同时搞清了该人极有可能是所谓被洗过脑的日本共产党党员，是以宪友会为对象进行工作的组织者。总之，这件事让人们看到了该氏巧妙地利用《朝日新闻》的反战反核宣传活动这种组织者的侧面，但结论是一切都无事实根据，充满谎言。”
该期会报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又发表一篇题为《面对悔悟记录的愕然》的文章，作者是千叶县的一位原宪兵：“在当前全国宪友会同心协力把对原宪兵的正确评价传给后世的活动中，绝对不能允许一个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