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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科举儒术出身的文官，一旦垄断了政治，或者垄断了学术，大恶自生——无有制约，恶的滋生便不依任何人的意志。
太祖以为，废宰相，置六部，上下相维，大小相制，分权制衡而驭下便可天下无事，然而天下事，岂会如此简单？文臣又怎么会总是跟皇家一条心？
有儒生说，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皇帝实乃当世之大恶，然而皇帝毕竟只一人而已，而所谓‘天下人’之天下，其‘天下人’者，也许并不包含农、工、商等庶民百姓，而只是他们这些意图‘替天行道’的儒生、文臣吧？这些儒生文臣，若得垄断学术和政治，其实也未尝不能行那‘奴大欺主’、‘客大欺店’之事，公然窃天下之名目为己张目，名为儒，实则伪，斯时更是大恶之中之大恶了
以吾之见，天下之大害，不在皇帝而在文臣，尤其是在外朝部院一家独大的文臣群体。外朝之上，并无其他势力可与科举文臣抗衡相争，皇帝、宦官必然拉一派打一派以分化文臣，则文臣朋党相争必烈，是时文臣各派系皆以合纵连横倾轧内斗为能事，国事还有谁理？国家以此愈加颓废矣。
自古以来，北方蛮夷犯我中原而能得逞者，无不根源于‘中国’自身的衰退、内耗以及分裂，而不在于蛮夷是否强悍凶蛮，民间俗语不是说‘打铁还须自身硬’么，中原若是上下一心抱成团，蛮夷再是凶蛮也不过落个灰飞烟灭的下场。中国之衰亡，从来都是以自身腐朽开端，最后以华夏沦亡作结。那些‘食君之禄’，好处占尽的文臣儒士们，期间又为国家、为天下做了什么呢？最忠贞的文臣，也不过是临难一死殉国殉节罢了，根本于事无补。子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试问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难道将治国不力乃至于亡国亡天下的过错，推到皇帝身上，推到宦官身上，推到权奸佞臣身上；就可自命清白无辜么？此辈儒士于国又有何益？于君又有何用？尸位素餐者，国之蠹也，君之贼也，如此文臣不是大恶又是什么呢？”
雷瑾这番诛心之论，当然不仅仅是指向科举儒生出身的官吏，而是指向整个西北文臣官僚群体，甚至也包括武臣。雷洹虽然知道自己绝不可能有机会承袭公爵，但父亲雷瑾这一席话，在他的理解中，就是在教导他帝王之学，君主之道，王霸之术，因此他心中也不免有些窃喜，这就是在为他将来分封治事做必要的铺垫了，将来一藩国主之位他还是可以预期的。当然以西北当前之现状，这藩国之主的权力也必然大受制约，财赋税收之事恐怕藩国之主也难以直接插手，藩国之主听政治事是可以，但藩国之主要想集军政财赋大权于一身，这种情形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了。
“汝可牢记，君王驭下之要术，可分化而治，可均势制衡，可扶弱抑强，然此等皆属权谋之术。
亡国非一人之罪，治国非一人之力，汝可知明君‘无为’，垂拱而治天下，在于得其势而任之？上古法家有谓‘法’、‘术’、‘势’者，君王只有握‘法’处‘势’，令行禁止，则天下称治平焉，是以吾尤所重者，势也。
昔者，宋帝每被朝中宰执重臣凌迫威挟，天家威仪荡然，或有不如田舍翁之讥焉，汝兄弟尝读《宋史》，可知为何至此？
哼，前有黄袍加身，后有斧声烛影，人皆知赵氏得国非正，宋室自来心虚气怯，不免宽容优遇士大夫以图自固，文臣的毛病就是这么给天子慢慢掼出来的，帝王之势既是不振，虽有权术，难以施展其技矣皇帝乾纲不振，而朝臣朋党相轻，举国上下不能并力一向，则萧墙之祸在内而不在外也。
古人云‘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从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持柄处势，君王之枢也，汝其勿忘。”
雷瑾看了雷洹一眼，忽然问道，“上月十六日，你也去看过赛马赌彩，有何感悟？”
“是。”正说着君王驭下之权术，忽然问到赛马之事，其意自不在彼，雷洹想了想，回道：“孩儿以为，君王驭下之道，亦与这赛马之道相近相通。若是赌彩，整场也只有三五匹马，这赌赛能有什么劲？也只有赌彩的马匹多了，赛马才有味君王驭下之道，当取赛马之势，而裁判其胜负。”
“唔，”雷瑾笑了笑，“看来这申韩之道，商君之书，你算读出真味了。前月，有欧罗巴耶酥会士携书来献，其中有‘意大利亚’马基亚维利氏之《君主霸术论》，似与泉州高阳氏《霸术》译本不同，通译馆已经译出，你可要来细读。”
“孩儿正看阿爹批判的《商君书新注》、《韩非子集解》、《慎到阐综》、《稷下书》、《法论》和《君王春秋书》，明儿便打发人去要《君王霸术论》。”
雷洹说的这几本，都是雷瑾命印书馆、弘文馆、博物馆以及北衙文学馆等详加注解、阐发并亲自批注，审定编次的法家典籍，也算开天辟地第一回（自秦以后，几乎没有人对法家典籍进行过全面系统的解释、阐发和批注，与儒、兵、道等家典籍的待遇完全无法匹敌），所言都是王霸之学和法、术、势，等闲人也拿不到这些书册；而《君王春秋书》更是雷瑾亲自手书的历年治军理政之心得，以自身所历之大小军政事例为纲，以编年本末为领，以成败得失为条目，其事缘起、形势、问计、推演、意图、决策、方略、施行、督导、变化、结果、后续，剖析综述，检讨反省至为详尽，兼且旁征博引，论及中外历代帝王治国之得失、理政之成败，内记室、护卫亲军、北衙侍从皆有多人参与编撰，由于其中事涉西北机密，此书写成之后秘藏于公府，乃是纯粹的王霸学术、权柄之道、决策秘录、军国大略，西北的文武大臣也无缘一见。
父子俩继续批答公牍，将将要办公完毕之时，剩下的公牍中却有一份礼曹呈送、祠祭宗教司副署的《西北僧道宗教半年综述》，是关于西北治下僧道宗教的一季和半年综述，其中涉及到各宗各教的出家僧道官授职、入替、增补、僧道度牒发放及僧俗教务，居士、信徒人数的监控等，这都是常规，亦需与秘谍衙署上呈的秘报两相对比，勿需多说。
引起雷瑾注意的，首先是公牍上面提到有三所佛寺，五处道观，三处广成道的下院，五处弥勒教的教院，一处落日庵下院，两所大弥勒教的寺院，两处大光明寺下院，两所密宗白教的喇嘛寺院，都递了申请，要在殿堂上改筑‘管风琴’，事情并不大，但这可是僧道宗教的新动向。‘管风琴’，当年西洋传教士的耶酥会士来到中土传教，曾在松江、京师等处西洋天主教堂中设有，是与教堂一起同时建造安装的特别大型的乐器，西北的天主教堂中也同样建造了大型管风琴，雷瑾甚至在‘夜未央’的大戏院见识过那种隐藏于殿堂建筑之中，堪称宏伟巨大的奏乐大机器。雷瑾只是没想到，那些僧道出家人怎么会不约而同的看上了西洋外道的乐器，为了传法宏道可以借鉴一切可以拿来的东西么？
而公牍上提到的另外一件事，也引起了雷瑾少许的注意，那就是有相当多的佛道教院的‘经师’，近来都在穷究‘名理’（Logic逻辑）之学。研究《名理探》、《穷理书》这两部几乎就要湮没于时光中的西洋之学译本（亦即西北通译馆新译之《亚里斯多德氏辨证逻辑论》），似乎成为了西北各宗各教‘经师’们的最新学术风向。当然公牍上还提到了《墨经》与佛学中的‘因明’学（古师因明、汉地因明、密宗因明），这些学理上的东西，义理晦涩而艰深，现在也有不少各宗各教的‘经师’在下大力气研究。雷瑾本来以为只有佛门僧侣（中土佛教至少有‘因明’学的‘逻辑’传统）才会穷究‘名理’之学，没想到其他教派的经师也这么感兴趣。宗教之中，经书义理是最晦涩没趣的，但又素来是立教之本，立教之基，佛法东来之所以能融入中土宏扬光大，并与本土道教并驾齐驱，甚至隐隐略胜一筹，佛学义理上的圆满清晰、层次分明是其主因之一；道教的优势和致命伤都在于他自身的庞杂博大、兼收并容，却稍微欠缺一个贯穿始终、圆满清晰、层次分明的道学义理，差了佛教一截。
雷瑾自己就是左手大弥勒，右手大光明，集大天师、大尊者、大法王于一体的大教宗，他对宗教门中的行道多有研究，十分精通，自然明了西北宗教间的激烈竞争，已经延伸到了经学义理这种层次了，心中已是有所定计，也不必多说。
不过，君王事业，治民理政，怎都绕不开僧道宗教的，雷瑾觉得很有必要提点一下雷洹。对雷洹这个庶出子，他还是抱有相当期许的，虽然不可能让他承袭公爵之位，将来恐怕也是坐镇边陲的藩属国主了。
“以吾之见，僧道宗教，其实不必有神，亦可自圣。岂不闻心之所安即吾家么？
入宗入教，不外是求心灵慰藉，信仰寄托，灵魂皈依，精神安居等等，但大多愚民无知，是以非得请回一个泥偶木像虔香供奉，以功利自身，而有所敬畏。
斯时，生者求我益，死者求利我，心有所寄，魂有所归，其实也还不坏。
岂不闻举头三尺有神明，下愚只求心安然么？
佛道之教义，有人见之曰麻醉，而有人见之曰救赎，有人见之曰度己度人，有人见之曰自利利人，然而人无敬畏，恶念自生，这佛在心头坐，总好过魔在心头盘吧？
虽说求诸于神佛，不若求诸于己，然而上智、下愚，贤、不肖，教门应对之法宜乎有所不同。
僧道宗教之门，嘉善阴骘，乐积功德，亦当求利益于人群，有所益于教化。救苦救难之事，恤穷慰苦之事，文教化育之事，导人向善之事，国家或有挂一漏万，佛道教门宜乎补阙拾遗，有所益于人世，俾使缓急有所救应；病患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