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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与河陇豪强多兼而从事畜牧工商有一定关系，河陇豪强不纯靠地租获利，佃户在以往年成相对好的年份是不至于日子太过艰难的，而今年河陇掌握土地最多的两个大族——雷、马两氏族裔的土地，又先后有一半试行定额地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佃农怎么可能起而造反？而且关中、四川的流民之乱，对河陇豪强大族震动也很大，慑于流民军几乎所向披靡的威力，加上河西幕府半带威胁半是强迫的高压强势下，所有豪强大族都响应幕府的倡导，普遍都减少了地租分成，降低了高利贷息口，让利便民；并且共同捐资营建修缮各处寺庙道观学宫文庙和桥梁道路水利河渠城池堡寨等，加之关中四川富户因避乱而向河陇的大量迁移，类似夜未央这样的吃喝玩乐场所空前繁荣兴盛，吸纳了许多生计无着的流民作雇工，这才使得关中纷乱之时，河陇晏然安定，无人响应关中、四川的流民之乱。安定平稳的局面又使得士农工商各安其位，在一片乱纷纷的帝国，河陇成了比较难得的安定繁荣之地之一。
河西很多灌溉土地对雨水要求本来也不太高，今年雨水好，人又肯干，于是一派丰收景象便出现在巡视各地的雷瑾面前。
这一幅丰收的景象，让雷瑾对内记室、幕府的部属幕僚所做的艰苦而细致的努力有了更直观的印象，感叹幕僚部属们确实不容易，尤其是自己离开的几个月中。
既要让豪强大族作为幕府与底层民众之间的缓冲，发挥其建设性的治理作用，又要限制其不利治理的一面，显然是需要幕府具有很高的理政技巧和治民手腕，以及足够的政治耐心，否则幕府不是趋向极权横暴，滥施杀戮，就是一味故息养奸，受制于人。
而为政过猛或过宽，向来皆非生民之福，幕府能够比较好的把握这宽猛之间的火候，这让雷瑾在赞许幕僚部属的努力成果时，也不禁暗自对自己“择人任势”的眼光有些自鸣得意起来。
对农耕稼穑之道，雷瑾从一些农书上了解多，实际的亲身体会少，畜牧盐铁工商之道雷瑾反而比较熟悉，其他一起外出巡视的部属幕僚也多半对农事不熟悉。
因此，开始的时候，大家对那些深耕通晒、施足基肥、培育壮秧、合理密植的门道还比较有兴趣，等去的农庄多了，新鲜劲一过，都未免心里有点厌烦。
只有雷瑾，他虽然心里也有点嫌烦，但作为众人之首，幕府之长，是绝对不能太过表现出自己个人的喜恶，如果说一定要喜好什么的话，关心农耕稼穑之道倒是可以适当当众表演一下，以作为表率。
所以，每到一农庄，他都表现出对农庄在除草、中耕、追肥、烤田与防虫、收割、收藏、运输、售卖等各方面的规定和做法有浓厚兴趣，举凡耕稼、园圃、蚕桑、树艺、畜牧等如何因时、因地、因物制宜的办法他都详细的加以了解，也正因为他强迫自己去深入了解，雷瑾才真正了解这些雇工农庄确实在减少了不少人工的情况下，通过提高雇工工钱，甚至象一些商号给掌柜伙计派“顶身股”那样，给农庄的管事雇工等派以顶身股，以此来提升他们经营的积极性，又重视水利农具的改良改进和精细的综理核算，加上严密组织和调配人手，从而可以做到减人增产，这些成效都增强了雷瑾推行和倡导雇工农庄和定额地租的信心，虽然推行过程中种种不足也一一被雷瑾看在眼里，但雷瑾认为成效还是很大的。
主上如此，幕僚部属们自然更加不敢怠慢，这些或阅历深厚或学识渊博的幕僚们，倒是很快发现了几样雷瑾不曾留意之处，譬如就有幕僚趁机建言，可以借鉴商人们在茶叶、生丝等生产上实行的包买之法，由雇工农庄包买一些实施定额地租的零散农户所生产的农产品，雷瑾就觉得此议很好，完全可以考虑在将来施行，因而大加赞许。
大受鼓舞的扈从幕僚们，都颇想在雷瑾面前表现一番，又纷纷提了一些建议，都得到雷瑾的嘉许。
倒是比较留心农耕的独孤岳，在一处农庄留意到该农庄有种植少量的玉蜀黍和番薯（即红薯、地瓜之类），询问之下，农庄的管事说这是长途贩运商队从西番、云南、四川一带带过来的新作物，不知道原来是产自外番何处，总之在云南、四川已经有不少府（州）县种植，大抵山之阳宜于玉蜀黍，山之阴宜于番薯，河陇虽然有栽种，但储种、觅种不易，所以所种不广。
雷瑾虽然知道在福建，曾由官方倡导过农民种植从海外传入的番薯以备荒，但不曾知道在云南等地也有番薯种植，而对玉蜀黍倒是较为陌生了，而在西北边塞也能见到有栽种这些外番物产的，不由也觉得有些新奇——番薯在西北居然也能栽种！
听着那农庄管事眉飞色舞的说着从商队那里听来的玉蜀黍别名，什么御麦、玉麦、番麦、西番麦、包谷、苞粟等等，其他人大多还是第一次见到从未见过的外番物产，都大大的感觉新奇。
而一向留心农事的独孤岳很快就从那农庄管事的叙述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两种作物的价值——似乎是沙地、瘠壤、盐碱地或者不能灌溉的土地、贫瘠苦寒难以栽种的高山地都可以栽种，而且产量似乎还很可观，譬如玉蜀黍就比小米、高粱之类的作物高产，这就大大超过了独孤岳以前对番薯、玉麦的认识，以前只以为这是闽浙的南方物产。现在看来，这两种作物显然适合在许多贫瘠土地栽种，这对于增加口粮产量显然有好处。他马上向雷瑾建议，尽快想办法解决储种、觅种的问题，在河陇各处州县推广番薯和玉蜀黍的种植。
对于独孤岳的建议，雷瑾本来就很重视，象在河陇推行定额地租、雇工农庄都是出自独孤岳的建议。现在这番薯和玉蜀黍的建议，雷瑾自然也一口同意了调派人手，解决番薯和玉蜀黍的储种、觅种问题，尽快推广种植。
见雷瑾重视，其他幕僚自然也不愿意让独孤岳专美于前，有那博览群书的幕僚就提起帝国浙江地方有栽种落花生，又名万寿果、长生果等，曾经有人著书记录，沿河及其它沙壤地可种之，宜民食、榨取油料，河陇也不妨试取种种之；
又有幕僚见多识广，说道有一种和兰豆（即马铃薯），据说是西洋之物产，因为味淡不甜，现今种植者少，但适合苦寒山区、贫瘠土壤种植，也可以推广栽种。
对部属幕僚们的这些建议，雷瑾全部同意试种推广，农是立业之本，如果这些作物能增加粮食产量，又何乐而不为呢？
虽然，一路巡视下来，风尘仆仆，但是雷瑾信心反而更足了。
雇工农庄、定额地租、佥兵令、番薯……
这些若一一得以落实，必定牢牢夯实自己的军政基础，盐铁工商也才能拥有广阔的发展天地，征战也才有了雄厚的实力基础啊！
但世间之事，总是利弊互现，喜忧参半，雷瑾在为这些立本之事果有成效而喜悦的时候，另外的忧虑却已经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一番巡视，所有随同巡视的人都意识到一个以往有所忽略，但却已经不容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河陇州县的主要官员，或由幕府委任，或由当地荐举幕府选任，但多半是择优从各处汉回豪强大族以及番蒙大族的族人子弟中挑选。这种情形很可能在将来形成挑战幕府的一种新生力量，对此岂能无忧？而且雷氏族裔、回回人各姓族裔等等，他们的利益如何平衡，也是一个大问题，不尽早解决，将来必定大生事端。
这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大族子弟接受各种文化教育的机会，永远比一般的底层草根民众来得多。在汉、回的宗族中，家境比较贫寒的子弟，也能依靠其族中子弟的身份，能够在宗族族田的资助下，在宗族自办的义学中接受教育，这也是一般的小家小户望尘莫及的；而番蒙大族虽然与汉回豪强大族的情况不太一样，但酋领子弟比其他人拥有更多机会也是显而易见的。大族子弟只要用心肯学，其才能见识自然不是一般只识几个大字，甚至一字不识的文盲可以比拟。幕府不选任这些有才能见识者为官，难道去选文盲为官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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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不带任何偏见，公正的看待宗族豪强，则无论是大姓宗族，还是小姓宗族，其实都是一个个的自治团体，他虽有勾连官方，压迫族人，维护皇权及其自身统治的种种弊端（这还是我们现代人这么认为，当时人可没有这样认为的），同时又承当了相当多的合作互助，办学扶困，收粮征税，佥派捐费，修桥补路，赈济较小灾荒，防疫避瘟等许多社会义务，混合履行着现代政府和现代社会团体譬如保险、养老、医疗的许多职能。当然这在实际中主要取决于宗族上层的道德和良知，其实际的成效都是因人而异。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通例，过于强调道德和良知‘无为而治’的一面，忽略轻视了人性总是趋利避害为己的实质，使得实际成效总是会大打折扣。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这是多么的讽刺，多么的深刻，一语道破了独木难支的道德和良知在利益的狙击下是多么的无力和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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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独河陇州县各处官员是这样，幕府本部的幕僚，幕府诸司的部属，也有许多汉回番蒙大族的子弟在其中充任僚属。
幕府虽然有谍报司和后来的秘谍部、内务安全署的谍报，而且原先又是在野，对大族中才能比较优秀的子弟了解得比较充分和清楚，目前选任官吏亦称得上允当适宜，但毕竟是一时权宜之计，幕府如果总是这样采取长期秘密考察的方法，殊非为政长久之计。
这培养和选拔人才同样是立业之本啊。
本身就是从雷门世家那种冷酷无情的培养方式中捱过来的，雷瑾清楚这事儿的份量有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