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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中国的税吏是地地道道的榨取老百姓血汗的人。因此，中国的平民百姓都对他们恨之入骨。这些已丧失了基本人格的骗子，只要没人去猛烈地鞭挞、抨击他们，他们就不会有一丝的收敛。
清政府一年征收两次税费，即年初、年尾各一次。在每次收税之前，各地官员都要策划好收税方式、方法。对收成不好的农户，收税的手段极为严厉。
总的来说，中国人的生活普遍困难。绝大多数中国人在获得丰收前根本拿不出钱来交税。所以，来收税时，他们就不得不想尽办法来凑足税款。比如，女人们拿出自己的金银耳环和发簪，男人们甚至出售耕地农具。对于既无首饰又无农具的农户，税吏则对其采取百般刁难、日夜折磨的办法，使其交税。出于无奈，有的农户只好把家里做饭的铁锅、甚至是破旧的房屋拿来作抵押交税。当然，这些失去居处的农民只好靠沿街乞讨来度日。
为了敲诈百姓交税，各级官员可谓绞尽脑汁。有一个地方为了促使那些有生意、有买卖的居民提前完税，竟不惜借用风骚女人的力量来助阵。
对于在特殊情况下不能按期交税的农户，比如，因个人或家中有事而晚交了一两个星期的，税吏的态度也十分蛮横。他们会登上门来对纳税人大喊大闹：“你知道不，不按期交税，这也是一种抗税表现！抗大清政府的税，是要受到惩罚的！现在，你必须付双倍的税费。否则的话，你就别想拿到纳税证明。”
结果，这些可怜的纳税人还必须违心地交纳双倍税费。因为他们知道，激怒了税吏，就有被诬陷、过堂的可能。事实的确如此。那些专门诬陷、诽谤纳税人的税吏们有着一套常用的托词，如：当我们向他征税时，他不但不交，而且还骂人……还打人……还诅咒大清政府，等等。
下面举个我所熟知的例子。有个人去世后遗留下了几块土地，可是生前他没来得及指定继承人。按清政府有关法规规定，人可以死，但是其遗产，其中包括土地，要照章纳税。于是该地块被写进了纳税名录簿里。可是主人死了，到哪儿去收钱呢？这时，阴险的税吏就想起了死者的邻居。他们找出一位有能力纳税的农户，要求其替人纳税。该户主坚决反对，认为这种“绝户地”与己无关。遭到对方的拒绝，本属于情理之中。不过，那位嘴叼着大烟枪、斜楞着眼的税吏则皮笑肉不笑地对该户主说道：“我们也明白这不是你的地。但是，有人告发，说是你们经常使用这块地。”这显然是胡说八道。而税吏说这些话的目的，就是为了刺激对方，以达到某种险恶的企图。果然，被激怒的农民真的向对方发起火来，说出了不该说的话，做出了不该做的举动。
见时机成熟了，卑鄙的税吏就冲上前拽住农民的衣领往外拖。
此时，怒不可遏的受侮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抬手打了税吏。不仅是他，那两个一直站在身边，愤愤不平的儿子也一齐冲上前把这个可恶的税吏痛打一顿。
倒在地上的税吏，虽然挨了打，但是内心还是畅快的：目的达到了！这“抗税”的帽子已经给他戴上了！为了渲染气氛，他声嘶力竭地嚎叫着。与此同时，身边的随从早已跑回衙门报案去了。时间不长，五个衙役外加税吏的老婆便气势汹汹地来到现场。
看到自己的丈夫被打倒在地，泼妇样的老婆便哭天抹泪地大骂起“凶手”来，并声称一定要为自己的秉公执法的丈夫讨回公道。
戏，演得惟妙惟肖。
此时，淳厚的农户一家人才翻然醒悟：自己上当了！他们忘记了冤枉与屈辱，一个个脸色煞白。因为恐惧，以致浑身颤抖。他们知道，因为痛打税吏，可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雨点般的拳头落在父子身上。即便如此，那位披头散发的泼妇还在不依不饶地煽动着更多不知情的过路人拳打脚踢眼前的已经奄奄一息的可怜父子。五个冷若冰霜的衙役，袖手旁观地站在一旁，看着眼前的闹剧。
在“导演”的策划下，闹剧演得激烈、刺激。看到预期目的已经达到，税吏就向农户摊了牌：只有赔钱，才能了断此事。受侮的农户只能吞下这颗苦果。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一百吊钱了断。该农户向税吏赔偿一百吊钱。这一百吊钱可耗去一个苦力的两年工时。钱一到手，该税吏便一下子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拍拍身上的土，便与众喽罗前呼后拥，兴高采烈地走出农院。
在中国，近一半的官司为土地官司。为交税，许多农民不得不拿自己家的土地作抵押。但是，土地一旦被抵押出去，就很难收回了。这里，赎回的过程很复杂，弄得不好，就要过堂。而过堂是令老百姓最头疼的：或是要有关系，或是要有足够的钱财，缺了哪一项都不容易打成官司。比如，一位一时交不起税的农民，把自己祖传的土地抵押给了同乡。他以为，几年后，当自己有钱了就一定能把它赎回来。但是命运捉弄了他：他在赎回之前去世了。又过了几十年，他的后人富了起来。孙子为实现爷爷的遗愿要把土地赎回来。可是，已经更名的新主人拒绝赎当。官司打到了衙门。由于被控方事先用钱买通了当庭官员，所以控方告败，该土地仍留在了被更了名的新主人手里。原来，该新主人除了用行贿的方法外，还制造了一份假地契。这种造假行为在中国相当普遍。该假地契的文字先是用古汉字书写上，然后用灰土抹旧。为了逼真，还要用温火燎烤，使之变成褐黄色的、半破旧的祖传地契。
但是，造假也有失败的。一个人向衙门呈送了一份祖传地契。该地契虽然蒙骗过了几个执法官员，但是最终还是被一位公正且知识渊博的判官识破。还有一位自称是替祖先赎当土地的人来到衙门。事先，他既准备好了钱，又准备了一份十分逼真的假地契。但是，没想到接管审判的是一位口碑极好的官员。首先，该官员把原告、被告的地契都拿过来进行缜密的研究、观察，终于发现了破绽。然后，他把声称要赎回祖父土地的人叫过来说：“虽然，您的地契准备得很充分，但是，我不得不抱歉地告诉您，这是伪造的。您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吗？缺乏历史知识！您看，这地契上皇帝名字怎么会是当今的圣上呢？您败诉了，土地仍然归对方所有。”
问题在于，虽然这几个案子被秉公执法地裁决了，可是其他相同的案子呢？如果其他案子的判官不是如此诚实、廉洁，那么其结果将会如何呢？
通常情况下，老实淳厚的中国人都会服从衙门的判决。因为，在他们的眼里，衙门就是他们的父母官。父权、兄权的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里，父权的概念一清二楚，无须赘述，而兄权可能不为欧洲人所熟知。所谓“兄权”，也就是长兄为大，即父亲逝后，家里的全部财产都应归长兄支配。如果几个兄弟分家，那么长兄应得的最多。姊妹呢？按中国的传统偏见，她们什么也得不到。不仅如此，姊妹出嫁后还不准保留娘家的姓，只准随丈夫姓。也就是说，女儿一旦嫁出就不能算做原家庭的成员了。
父亲去世后，虽然兄弟之间可以分家，但是还是吃住在一起。这一点与我们欧洲不同。如我们也都生活在一起的话，那么争吵、辩论，甚至不愉快的事都可随时发生。可是在中国不同，他们不但和睦相处，而且还能找到共同语言。这恐怕是由中国人的天性所致。一条街道建起来后，沿街两边要鳞次栉比地盖上许多民房。这倒不是说有什么规划，或者什么要求，而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扎堆习惯。这种习惯的能量之大，是可以把海龟、龙王都驱赶到狭小的沙滩坑道里去的。
中国人很习惯在一个地方祖祖辈辈地成长、生活，所谓故土难离。不过，久而久之，就会变得固步自封、与世隔绝起来。对他们来说，外国人是野蛮人、怪异人。几乎每个外国人都遭他们的鄙视。可是，我发现，不仅是外国人，就是对他们自己的同胞，有时也表现出某种冷漠感。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的感情意识。
在中国，相互之间交心是他们加强联系与团结的重要基础。相同职业的人易于相互接触。比如，有修鞋一条街、小吃一条街等。商业中心也是这样。其实，这一点是与我们欧洲相同的。中国的生意人、小贩很愿意在热闹繁华地区摆摊设点。虽然，这些地区很肮脏、嘈杂，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意。中国人不喜欢静，而喜欢动。高声高调、大吵大喊，这是他们情绪发泄的突出表现。当然，这也不算是缺点。坐在人群中间，观看着街头杂耍，听着震耳欲聋的锣鼓镲钹的击打声，这种兴奋劲儿是很让欧洲人开心的。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土地的话题上。在中国，还有很多纠纷、官司是因为家庭成员在分配祖传土地时出现分歧而引起的。尽管家庭和睦，但是，绝大部分家庭成员认为，最好是取消“长兄为大”的分配原则。在中国，人们本来就保守，就不愿意创新、不愿开辟新天地。处在这种窘境下，如果继续保留“长兄为大”的分配原则，那么其他成员的实际利益就会遭到极大损害，土地、居住面积就会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