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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商懵懵懂懂，测不出是真是假，一个劲儿地集资抢购土地。骗子四处鼓吹，而热衷炒地者，如痴如醉，利欲熏心，在一派混乱中上了钩，订协约，缴纳保证金，少则５００万元，多者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外加美元。
更有甚者，一份与外商未签字的“合同”，写着需调入资金３６０亿元骗局在广州闹得满城风雨。骗子被巨额利润冲昏了头脑，竟肆无忌惮。
这一切，似乎都做得妥帖周到。然而，正当白花花的钞票像潮水一般涌进骗子腰包的时候，正当这群犯罪分子利令智昏的时候，骗局终于露出了马脚。行骗者无知可笑，只知骗人骗钱，连一般的常识都不懂。有一份伪造广州市国土局发出的“征地用地通知书”中，文头、编号、公章、签字样样齐全，可文件封面上红底烫金的国徽和用地单位，却被莫名其妙地省略掉了，编号也是几年前使用过的旧编号，牛头不对马嘴。
更可笑的是，那些上钩者也许是赚钱心切，未辨别文本“合同”的真伪，便大笔一挥，画了押，直到把那些“合同”拿到市国土局去验证时，方才大吃一惊。
这些上当受骗的人更不清楚用地的审批权限和程序。按政策规定，省政府的审批权在１０００亩以下，市政府的审批权限更小，而有一份合同征地４４００亩，这样大的面积，不仅超越了市的权限，连省上也无权审批。
对这场骗局，只要懂法规、政策的人都是会识破的。然而，在那些房地产商中却无人知晓。许多人只顾赚钱，不研究法规、政策，受骗上当之后，方才抱头痛哭，悔之晚矣。
房地产业是一项投资额巨大的风险产业，一旦受骗，会造成许多人倾家荡产。这起巨大的房地产骗局，正是如此，有人破产，有人入狱。
骗子无孔不入，而且胆大妄为。在祖国的南大门广州有，在川南的山区也会产生。
位于川南崇山峻岭中的某县，不少人对严伟的名字十分熟悉。
２０年前，他因诈骗、投机倒把触犯了刑律，锒铛入狱，整整在高墙铁窗内呆了三年。
那失去自由的时光，那枪尖、刀影下的寒伧日子，他不会忘却。但他更不会忘却行骗的伎俩，以及坑人害人的劣卑手段。那是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人常说，狗改不了吃屎。严伟绝对改不了骗子的本性。他获自由后，仿佛发疯似的手痒，不施展他的“才干”，日子便难熬。因此，仅仅过了三百六十五个自由日，他的“病”又犯了。这一回，他用诡计多端的骗术，拐骗贩卖妇女，被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７年。
严伟“辉煌”的历史铸成一个“骗”的技能，深深地渗进他的骨子里。
还应该提一下的是，监狱生涯，似乎使他聪明起来。他深知行骗法律不容，于是，在“房地产热”正火爆的１９９３年８月，他摇身一变，打起了“某县台谊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大招牌，自任“董事长”。
严伟顺势利用这个热门产业，继续他的行当－－－行骗。
他首先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不明真相的记者为他鼓吹；接着又召开“座谈会”，邀请老干部、台属和港澳人士，为他的公司涂脂抹粉，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
这一手瞒得了外客，可瞒不过本地人，严伟在本乡本土，再进行那些违法活动，群众眼睛雪亮，知道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于是，１９９４年４月，他将他的公司迁往成都，并在省上完善了注册登记的全部手续，摇身一变挂起“四川省台谊民生房地产公司”的牌子。
这张“牌子”十分耀眼，外地人和港台人视其光辉。然而，“董事长”却是一位“二进宫”的劳改释放犯。
到了成都，严伟会改邪归正吗？不。这一回他的招数，一个接着一个施展开来。
第一招，他违反有关法规，未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便成立了“李硕勋烈士亲友接待站”，自己粉墨登场，当了“站长”，荣耀一番。
第二招，未经银行批准，擅自印刷“集资券”３０００万元，在成都、宜宾等地广为发售。
这位“董事长”无论施展哪一招，都没有摆脱群众的眼睛，不到半年，有人向公安部门举报。查明，严某不思悔改，成立非法组织，欺世盗名，触犯了刑律，被公安机关送进了拘留所。
这几年，在神州，利用房地产业大肆行骗的奇闻颇多，其特点是：利用土地行骗招财，而且数额巨大！
执法，何以难潇洒
那天，从五福村采访回来，已是晚上八点了。
车，绕过一段盘山公路，穿过一片密林，走向河套，路渐渐平缓些，困倦似乎有所缓减。
然而，今天在会上所听到看到的那些情景，仍然盘旋在头脑中。
在车上，大伙不约而同地又谈起土地执法难，那十分恼人的事。
土地监督处长李德远，在这条战线上已是苦熬苦守、爬摸滚打，干了数年。是酸？是甜？是苦？他体会最深，碰的“钉子”最多。
李德远给我的印象，和几年前相比大不一样，黝黑的皮肤增厚了，额上的头发更稀疏了，人也显得更加严肃、老成。但有一点没有变，他执著的事业心、紧迫感没有变；高嗓门，大气度没有变；为土地的赤诚之心，为人类的生存而呐喊的声音没有变
他心急，看到脚下的土地一片一片被吞噬，人类生活的地盘一天天变小，他的心似乎被人捅了一刀，正在流淌着热血！
在这场圈地与护地、捍卫与抵赖的争夺中，他算是豁出去了，那根永不松弛的神经，紧紧系在黄土地上。
他肩上的担子不比局长轻松，热法、监察，成天装着“黑脸包公”，在党风民风遭到践踏的年代，他花去的力气更大，而获得的效果往往仅是三个字“讨人嫌”。
“唉，执法难啊！”他又一次感叹。
“执法难，是人的法制观念的淡薄，特别是干部，”他急切地说，“在他们的脑壳里，就是缺乏国法、党纪，甚至是明知故犯。碰上这种人，气得你七窍生烟呀！”
他说，土地执法，许多旧的案子执行不下去。国土部门执法手段不齐备，人员不足，受到种种制约和束缚，管不了，致使许多案件有法难依。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只好求助于政法部门，而公安人员已捉襟见肘。有些案件，即使借助政法部门，也依然执行不下去，许多案子一拖数年，土地占了，房子建好了，生米煮成了熟饭。干部为避免流血冲突，只好以罚代法，从轻处理或不了了之。
１９９２年初，某市一位区政协副主席，是一位不大不小的知名人士，公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违法占地建营业铺面，国土部门多次打招呼，他不理不睬，国土部门要处分他，上面有人为他说情，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前些年，某县以县水电局局长为首的三位干部，违法占地建私房１２套，县纪委查处了此案，省监察厅、省纪委都支持，依照《土地管理法》作出处罚决定：非法修建的１２套房屋全部没收进行拍卖，所得收入上交国库。然而，由于个别领导的干预，依法作出的决定成为一纸空文。
李德远越说越激动：“这桩案子，省上跑了七八趟，我也走了四五趟，就是执行不下去，你说气人不气人。”
“土地官司难断，土地执法更难啊！”李处长又一次激动起来。“峨眉山市有一位国土干部被打残。梓潼县国土局一位股长被打伤，一气之下，不干了”
他讲了许多执法引起的恶性事件。
自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日《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土地官司在全国地方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中，一直位居第二或者第三。几年来，河南省各级法院共受理土地案件３０００多起，占行政案件的３０％。徐州市３年间受理土地案３００起。四川省仅１９９３年全省土地案件就达２．５万件。
旷日劳神的土地官司，使土地管理部门疲于奔命。
为什么土地案件居高不下呢？分析其根源，大多是涉及的当事人手中有权，或不服土地管理部门和政府对其行为进行的处罚。这里既有法律意识薄弱的问题，也有社会风气不正的问题，还有当事人“通融”无效后拒不执行的情况。
这些案件，大多数是陈案旧案，发生在一些基层干部，或农民身上，新近发生的违法案件更有它的特点。
李德远越说越气愤，嗓门也越高。他说：“特别是１９９２年以来，违法的主体变了，是部分地方政府、政府官员。他们越权批地，或划整为零，或少批多占，有的‘开发区’自己建立土地管理机构代替政府的职能，权很大，可以直接越权批地、转让、制定政策。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官员的违法行为猛增。他们还制造了种种说法：“啊，２０００亩地要国务院批，外商来了，不可以‘特批特用’吗？等上面批，要什么时候才能批下来？等到批下来，外商都跑光了，还要地干什么？”他们违了法还找出遁词，怪上级，怪国土部门。
近几年情况复杂，弄得国土部门顾了东，顾不了西。一方面旧案未了；另一方面新案不断。
他说，川中某县农民自筹资金办丝厂，这是好事，可占地３０亩，应报省上批。他们一合计，办用地手续要交税费４０多万元。县里几大班子的头头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未批先用。他们拍板：“将来有错我们承担。”
川北某市有一家饲料公司决定在本市建一家联合企业，占地５０亩。土地未经上面批，而且征地费每亩８万元，只收３万元，让国家资金流失。
更有甚者，地处成都平原的某县“旅游开发区”，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在省报刊登一整版广告，公开拍卖土地。广告称，无论是远近的来客，只需交９００元钱，即可在本开发区拥有一分土地土地第三次失控之后，土地案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