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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核心人物，在众位兄弟和满朝文武大臣中有很高的声望。他是威胁雍正帝皇位的最主要人物。
按常理推算，雍正帝即位后，应该立即处置允，但出人意料的是，雍正帝非但没有处置他，反而任用了允以及他的追随者马齐。康熙帝驾崩后的第二天，他就任命贝勒允、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总理大臣位尊权重，毫无疑问应当是雍正王朝的核心人物。
雍正帝不但优待允，优待他的跟随者，同时也优待他的亲属。允的儿子弘旺被封为贝勒，在诸皇侄中地位和荣誉为最高，是除允礽之子弘皙外所仅有的一个。允的母舅噶达浑原为贱籍，康熙朝时噶达浑被流放，雍正帝将他贱籍削去，将他放为一般旗民，并赏世袭佐领衔。允一党的人也得以加官晋爵，如佛格被任命为刑部尚书，阿灵阿之子阿尔松阿也被任用为刑部尚书，佟吉图被提升为山东按察使，苏努晋爵为贝勒，等等。
雍正帝这样做，真的想重用允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是他深谋远虑的一种斗争手段。从即位那天起，雍正帝就感到以允为首的异己兄弟不会善罢甘休，这些人会互相勾结，与自己唱对台戏，不可须臾小视。雍正帝的办法是拉打结合，离散其中的骨干分子。
雍正帝之所以对允采取拉拢的策略，首先是因为允的能量最大，在诸兄弟中最有才能和号召力，是反对派的首领，不可能轻易被扳倒。作为一位新君，他还没有树立威信，在这时贸然发动对自家兄弟的打击，一不小心就可能断送自己的锦绣前程，雍正帝自然不会涉此风险。相反，在政权还不稳固的时候，抓住允，给他和他的一部分同伙加官晋爵，就可以把他们紧紧地套在自己驾驭的马车上，使其不能脱缨。他真正的目的是对反对派分化瓦解，使他们不可能集合在允的门下来反对自己。其次，雍正帝考虑到允有谋反的心理，可以先给予其思宠，然后再逐步控制他。试想，允是总理事务四大臣中之第一大臣，处于代表皇帝发表诏旨，处理政事的地位。如果允继续进行非法活动，雍正帝有亲信年羹尧、隆科多等执掌内外军政大权，可以随时对其施以打击。雍正帝还想利用允当总理事务大臣工作中的失误以及非分的活动，给他罗织罪名，到时候置他于死地。对这一点，允心里也是有数的，身为兄弟，他很了解雍正帝的政治主张和治政作风，明白雍正帝迟早要整治他。不过，允确实是个富有机权的人，有时他对雍正帝交办的事，善则归己，恶则归君，从而博得宽大美名，故意让雍正帝承受苛刻恶名。有时，他故意把事情办错，甚至写奏折时字迹潦草，以激雍正帝之怒，怒必杀人，杀戮显著，则众心离散，“伊便可希图侥幸成事”。可以说，雍正帝对允是做到了先礼后兵的，笼络一手不见成果，接着就会采取重惩手段。他对不肯服己的人，反击起来不会手软。
即位初期，雍正帝把兄弟中的允抬得很高，这或是他先抬后打的斗争策略，或是他登基不久不好施行强硬手段而采取的措施，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从中都可以看出雍正帝高明的政治韬略。
重点打击，同胞允
康熙晚年，十四阿哥胤是与四阿哥胤禛竞争皇位最主要的对手，他不但得到了康熙帝的宠信，而且得到了诸多皇兄皇弟以及大臣们的支持。雍正帝即位之际，允正在西北用兵，掌握着兵权，即位后雍正帝即把允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在处理允的问题上，雍正帝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智谋。
胤与胤禛是同胞兄弟，但为了争夺储位，这对亲兄弟势不两立，成为对头冤家。胤倚靠父皇晚年对他的信任，自命不凡。惟恐自己离京师太远，信息不畅，便和胤、胤等人密切勾结。他对胤说：“父皇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表面上是在关心父皇，真正的用意是为他通风报信。在胤出征西北出任抚远大将军时，胤、胤就支持他出面来夺位，当面祝他“早成大功，得立为皇太子。”胤在西北招贤纳士，网罗党羽，随时准备登基当皇帝。
康熙帝崩逝后，雍正帝下令说：父皇的丧事，若允不能亲临，恐怕内心不安。因此，还是让他急速回京吧。从表面上看，雍正帝这段话是为允着想，实际上是在削夺其兵权。在调回允的同时，雍正帝随即命辅国公延信赶赴甘州军营，接管了允的帅印，并命川陕总督年羹尧协助延信处理西北军务。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十七日，胤回到京城，他赴康熙帝灵柩前哭拜，当时，雍正帝也在那里。看见哥哥当了皇帝，胤万分愤慨，本来自己大有希望坐江山，想不到今日却屈为臣下。但毕竟君臣有礼，允勉强地远远地给自己的对头哥哥叩了头，但不向新皇帝表示祝贺。雍正帝为了表示自己气度宽宏，大度能忍，于是便向前去迁就他，但他还是不动弹。蒙古侍卫拉锡眼见如此下去兄弟势将反目，连忙上前拉住允，想让允拜见雍正帝，然而允并不领情，还在雍正帝面前告状：我是皇上亲弟，拉锡是掳获来的下贱之人，如果我有什么不是之处，求皇上处分；我如果没有不是之处，请皇上速将无礼拉锡正法，以正国体。
从表面上看，允是在攻击拉锡，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雍正帝。雍正帝看到允恼羞成怒，无理取闹，当面指责他心高气傲，决心打击他的气焰，削去了他的王爵，只保留贝子身份。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雍正帝送康熙帝灵枢至遵化县景陵享殿，并于此时传旨训诫允，允仍不服气。允生怕把事情闹大了，使允的处境更加为难，就命他跪着接受，允这才接受了。遵化的事情完毕后，雍正帝返驾回京，而留下允看守景陵，并谕令副将李如柏，若允要去陵寝，除有重大的事情外，都不准他去，这实际上就是把他软禁起来了。雍正帝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允和允彻底地分开，不再让他们有任何联系，更不许他们商议对策，从而使他们处于被动地位。
雍正帝即位后，其母德妃晋升为皇太后，拟为“仁寿皇太后”。皇太后去世后，雍正帝看在母亲面上，封允为郡王，但仍将他软禁在景陵。至此，允的势力被彻底粉碎了。不久，允的福晋故去，雍正帝指定葬地，允以风水不好表示不满，又是经过允的劝说，他才勉强接受这块葬地。
总的来说，雍正帝对待允，采取的是一种柔中见刚、刚中见狠的手段，并因此控制了局势，逐渐占据了主动地位。雍正帝封允为郡王，一方面是看母后的面子，另一方面是以此来掩盖他打击同胞兄弟的事实，他要让满朝文武官员觉得，他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维护国家法度才对允进行打击的。再说允，雍正帝曾经屡次给他台阶下，但允仍居功自傲，不思悔改。雍正帝作为一国之君，皇权是不容亵渎的，因此，他不顾手足之情，决意要拘禁允。
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允被撤回京城，雍正帝以“不能悔悟，又造大逆之言，遥惑众听”等罪名，将允禁锢于景山寿皇殿，直到雍正帝驾崩。乾隆帝登基之后，允获释，并于乾隆二年（1737年）封为辅国公，乾隆十二年（1747年）元月晋封贝勒，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复封恂郡王，乾隆二十年（1755年），允病逝，加“勤”，称恂勤郡王。
对待允和允，雍正帝持不同的态度。雍正帝重用允，是把他套在自己驾驭的马车上，让其不可脱缰。他是集团的首领，影响大，抓住他，就易稳固他的集团，使他们不至于起来造反。允也是首领，因他在康熙晚年呼声远远高于允，雍正帝即位之初，他的影响力也比允大，号召力强，雍正帝对他不能优待，否则人们可以乘机向他靠拢，会使他发展势力，不好收拾，故应以打击为妙。
惩治允，孤立允
雍正帝对允采取重点打击的手段，对允也是不讲情面的。雍正帝觉得允 “文才武略，一无可取”，是乃父“不足数计之子”，但允是允最忠实的追随者，因此，雍正帝决定用打击允的方式来孤立允。
允虽然“文才武略，一无可取”，但他过去曾经得到康熙帝的批准，没收了权臣明珠家庭的数百万家产，他的太监何玉柱被派去关东私挖人参贩卖，又在天津开办木行。所以，在诸皇子中，允最富有。同时，允是个“好酒色，图受用”的人，他两次派心腹太监到苏州、扬州购买“良家儿女”，供自己享用。这样一个花花太岁，康熙帝从来都看不上他，长时间不予其晋封爵位。在康熙朝后期，允心里很明白皇位与自己无缘，便采取了讲求实际的做法，支持八阿哥允，以便在将来得到更多的权力，用来维持自己淫逸的生活。允和允的府邸只有一墙之隔，他的家财是允集团进行活动的重要经济来源。
雍正帝登基后，允大失所望，其不满情绪和对雍正帝的抗拒不礼态度甚至比允更为突出。据《清世宗录》记载：康熙帝仙逝时，雍正帝在哀痛哭泣，允却突然跑到雍正帝面前，傲慢无礼地在康熙帝的尸体前对坐着，没有一点做臣子的礼节。在灵前举哀时，允却一滴眼泪也没有，当雍正帝责问他时，他却公然与雍正帝争辩。可以说，允的种种无礼行为也是招致雍正帝憎恶他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外，允的生母宜妃也为雍正帝所厌弃。早在康熙帝死讯传出之时，允的生母宜妃正在病中，听后从病榻直奔灵堂，她原本受康熙帝宠爱，一向高傲惯了，慌乱之际没来得及细想，便冒失地跑在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