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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交纳正项钱粮时，官吏即将拟派之费预行扣去，先私而后公者。摊派已经成为吏治清廉民生乐业的一大祸害。雍正帝对此看得很透彻，在他即位后的一两年内就接连颁发“谕禁数条”的革新思想，并且惩处了一批妄行摊派的官员。雍正帝认为，如果想要彻底消除摊派之风，从根本上说，必须造就新一代廉洁的官吏队伍。
总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雍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雍正帝既继承了康熙帝的历史遗产，又纠正了康熙帝晚年的弊政；同时雍正帝的许多措施，也为后来乾隆时期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务实求真，从严治国
雍正帝一生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做事要求实际而不应该有虚念，这是雍正帝的再三要求。他刚一即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雍正帝是中国历史上无人能及的勤政皇帝，他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为此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的批语甚至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要多。今天，在留存下来的清宫档案中，就有数以万计的雍正帝批过的奏折。由此可以看出雍正帝务实的作风。具体地说，雍正帝的务实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奏报（奏折）“只可信一半”。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批所谓巧于仕宦的官员，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弹唱阿谀奉承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并从中捞到好处。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在清代，官场上曾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文武百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情况已经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帝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绝不放过浮夸粉饰的奏报。
对于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帝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二年（1724年），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帝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朕，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不知悔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年）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帝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帝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
厌恶没事找事地奏报。
奏折是君臣之间沟通情况，上传下达的工具。清朝文武大员的奏折，都是派专人送到京城，直接送到皇宫大门。因此这是非常需要人力、物力与财力支持的。一个官员，一年究竟应该奏报几次合适呢？雍正帝在给宁夏道员鄂昌的一条朱批中曾这样明确指示：遇有应该呈报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哪怕是几年没有折子送来，朕也不会怪罪你的。他反复强调：“只务实行，不在章奏。”有的官员无事找事，频繁上奏，用意是与皇上联络特殊感情，向皇上讨好，雍正帝对这种怀有投机心理的官员常常予以斥责。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广东巡抚年羹尧具呈三件折子，雍正帝看后发现，折内所谈之事早就上报各部了，于是批道：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要找事上奏才好。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不要一味地遵旨。
雍正帝作为一个务实的皇帝，常常训导臣工要灵活用谕，因时因事贯彻朝廷旨令，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他强调处理政务一定要“因地制宜，化裁取当”。雍正帝甚至要求内外大吏，不要因钦发谕旨而影响了自己的主见，这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一件朱谕上说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谕，皆因人因事，权宜而发，有合于彼而不合于此，有可行于此而不可行于彼者。因此，他要求臣工不能“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来惑自己主见”，并进而指出，只有秉公报国，才会有“根本主见”。雍正帝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的脸色说话，听皇上的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雍正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路，是在为自己做官。
主张务实的政治，反对沽名钓誉。
雍正帝在继位一周年的时候，告诫臣下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脚踏实地去办事，做实事，而不是耍花招，讲空洞的好听的话，去博取一个虚假的美名。朕自从登基以来，时刻想的是吏治澄清、兵民乐业的事，不是为图好名声。雍正帝对官场中流行的追求名实兼收的做法非常不满，一针见血地指明官员讲的“实”是个人的“货财”，而不是国计民生的“实”；官员讲的“名”，是官爵，是钓誉，而不是由于实心从政而应得的美名。他反对不顾民生吏治的“名实兼收”和官员的沽名钓誉。这对当今的社会是很有警示意义的。
报喜更要报忧。
封建官场一般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想法和做法，雍正帝认识到这种现象不利于了解真实的情况。因此，雍正帝反复告诫内外百官，务必据实上奏言事，万万不可隐饰，并且对报喜亦报忧敢讲逆耳忠言者多加褒奖。
雍正执政期间，署理四川陕西两省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就因为“报忧”而多次受到雍正帝的夸奖。雍正三年（1725年），岳钟琪将川陕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发现共有三十多项，他把这一情况如实奏报朝廷。雍正帝称赞岳钟琪毫不护短，一片苦心，朱笔批示“此奏甚属公诚”。雍正帝还指出，不但四川、陕西有乱摊乱派的现象，其他各省都一样。随后，雍正帝选派一大批官员调往四川、陕西，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坦然承认“朕不知”。
雍正帝作为一国之君，对自己不很了解难以决断的事情，往往坦率地承认，而不轻下结论草率颁谕。一次，雍正帝收到一件有关料理台湾事务的奏折，他看后认为“其中多有可取之处”，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推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不敢轻易颁旨。雍正帝把这件奏折转给福建总督满保，让他与提督、总兵等经办台湾事务的官员共同商讨，选择其中可行的去办。
不掩饰“朕之过”。
雍正帝曾多次颁发谕旨，要求身边大臣看见“朕的过错”直接指出，“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雍正帝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折，专门给皇上挑错，并交代说：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但若是瞻前顾后用一些空话来搪塞，却是万万不可的。有一个叫周英的人，雍正帝派他到西藏去统领军队，后来发现周英这个人能力不行，办事浮躁；地方官员反映也不好。雍正帝很坦率地对身边大臣说：派周英到西藏，属于用人不当，这是我用人上的错误。雍正帝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相信自己可能犯错误，尤其在于一旦发现错误，他能够公开承认并立即加以改正。
纵观雍正帝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的确确是一个务实的君主。雍正帝的务实，不仅在清朝十二帝中，就是在古代中国的二百多位皇帝中也是相当突出的。清史学者孟森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雍正帝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对惩治腐败弊症、振作朝纲、整顿吏治是一剂切中要害的良药；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帝后期遗留下来的弊端，缓和了社会矛盾，推动了清王朝的发展。
第三章 政治智慧，助其成功
政治智慧，助其成功
雍正帝的即位是激烈皇权之争的结果。为了社会的稳定以及改革的顺利进行，雍正帝必须将阻碍改革的其他各种力量除掉，必须将威胁、动摇自己地位的人员除掉。雍正帝即位之初，就将目光瞄准了怀有二心的八阿哥党，接着重点打击了与他势不两立的十四阿哥胤的党团。在巩固好战斗成果后，雍正帝又将打击重点放在了科甲朋党上。“要削弱强劲的对手，必须发展壮大自己；发展壮大自己，等于削弱对手。”雍正帝
拉拢允，离间朋党
雍正帝登上皇帝的宝座后，有很多人不服气，尤其是和他争夺帝位的兄弟们。雍正帝对这些人及其党羽进行了严厉打击，这是他巩固政权地位、树立君权绝对统治威力的措施。
雍正帝的第一个目标是允（在康熙时代，皇子们的名字第一个字都是“胤”字，雍正帝即位后，为了避讳，那些皇兄皇弟们就都改“胤”为“允”了），雍正帝明白：允有心机、有才识，善于笼络人才和收买人心，是允、允禔集团的核心人物，在众位兄弟和满朝文武大臣中有很高的声望。他是威胁雍正帝皇位的最主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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