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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七年（1660年），越南国王黎维棋曾遣使“奉表贡方物”。康熙五年（1666年），清王朝派遣内国史院侍读学士程芳朝为册封正使、礼部郎中张易贲为副使到越南册封黎维禧为安南王，并赐镀金驼纽银印，此后越南三年一贡，通商互市，双方关系比较密切。雍正九年（1731年），安南国王黎维祹死，次年，其子黎维祐遣使到清廷告哀。雍正十一年，清廷赐恤已故安南王祭文、银、绢，并遣使册封黎维祐为安南国王。
中国和越南的民间海上贸易，在明朝初年已不乏记载。十六世纪后半期，由于中国商人入境增多，在靠近广南的发福地方，形成了一个专为中国贸易而设的市场，十七至十八世纪，这里成为印度支那的一个商业中心。在雍正王朝时期，中越之间除了保持三年一贡的朝贡贸易外，民间贸易也很频繁。从广西龙州到越南的牧马庸、驱驴庸，从云南开化府的马白关进入越南，以及从广东的钦州到越南的江坪、芒街，两国间都开展了良好的民间贸易。当然，这些都是小宗贸易。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布匹、绸缎、纸张、缸碗、烟、茶、药材、瓷器和铜器等；进口商品有大米、槟榔、胡椒、燕窝、香料、藤黄、牛角以及黄金等。
虽然中越之间的贸易关系比较融洽，保持着友好往来，但关于领土的纠纷却不断发生。清朝初期，云南建水县外六猛（今中国的金平县、越南的封土县一直到越南莱州以北的地区）内附，也就是将云南的宁远州还给中国。康熙年间又发生了云南开化府的牛羊、蝴蝶、普园三处纠纷，雍正帝睿智地处理了这一问题。
中国与泰国从古代开始就有友好交往，从未发生过战争和重大的武装冲突。根据史书记载，早在西汉时，中国航船就到过泰国。阿瑜陀耶王朝即暹罗王朝统一泰国的时期是中泰关系史往来最为频繁的时期。雍正年间，广东澄海县华富乡人郑镛到泰国大城谋生，与暹女洛央结婚，生子郑昭。郑镛死后，郑昭被暹罗大臣昭彼耶郴克里收为义子，长大时当御前侍卫，后擢升哒府太守。1764年，当暹罗国家遭受缅甸封建王朝军队侵略的时候，郑昭率领暹罗军民和华侨共同艰苦奋战，至1767年赶走侵略军，被拥戴为暹罗国王，建立吞武里王朝。暹罗国王与清政府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在中泰友谊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
雍正时期，泰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是清政府。泰国的大米、香料等商品大量运至今北京一带，雍正帝发布了免除进口大米税赋的上谕，并允许中国的生丝、瓷器等物，由泰国商人尽情选购，甚至于弓箭、红铜、马匹等禁品雍正帝也同意让泰国的部分商人选购。民间对泰国的贸易量也很大，广州、海南、汕头、厦门、宁波、上海等地的商船去往泰国的，每年达几十艘。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诸国也长期维持着友好关系。但是，自十六世纪起，这些国家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殖民主义者纷纷东来，这些国家相继沦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殖民地。到雍正初年，这些国家已基本上断绝了和中国的来往。但是，长期形成的经济联系，却不是殖民主义者所能阻止的。中国丝绸不仅为菲律宾人喜爱，而且通过菲律宾，远销到墨西哥，受到墨西哥人广泛的欢迎。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民间贸易有增无减。在雍正五年（1727年）开放东南诸省后，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民间贸易更加活跃，仅往菲律宾马尼拉的中国民间商船，每年就达四五十艘，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珠宝和漆器等，商品到达马尼拉后，西班牙商人成批收购，再经墨西哥转口欧洲。与此同时，大批华人也移居这些国家，去印尼雅加达（时称巴达维亚）的华人已过万数，移居马六甲的华人也有两万余人，菲律宾的华人更达三四万人之多。
雍正年间，中国与东南亚能保持友好往来关系，与雍正帝取消海禁、实行开放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当今东南亚、南洋诸国的华人众多，与雍正朝的政策也有很大关系。大量华人移居这些国家，不仅改变了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在这些国家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合文化，同时也促进了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中国和这些国家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俄交涉，促进贸易
中国与俄罗斯最早的比较重要的接触，应该是康熙年间的“雅克萨之战”，这场战争最终以签订《尼布楚条约》告终。《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俄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而签订的边界条约。
沙皇俄国早先并不和我国接壤。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沙俄才形成一个统一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沙俄派遣侵略军，越过欧、亚两洲交界的乌拉尔山，向亚洲扩张，将西伯利亚并入俄国版图，从此便开始了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
明末清初，沙俄侵略军越过外兴安岭（俄语斯塔诺夫山脉，位于黑龙江以北），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烧毁村庄，杀掠人口，抢夺粮食和貂皮。他们在强占中国领土尼布楚后，又于1650年侵占了雅克萨。在边疆人民奋起抵抗下，清政府曾一度派兵收复了雅克萨，并多次敦促沙俄进行谈判，可是俄方却置之不理。1685年，康熙帝命清军分水陆两路围攻雅克萨，在凌厉的攻势面前，侵略军被迫投降，答应撤退，但当清军一离开，侵略军又偷偷开进雅克萨城重建据点。次年，清军再次围攻雅克萨城，经过几个月的战斗，侵略军头子托尔布津被击毙，俄军伤亡惨重，雅克萨城指日可下。当时，由于沙俄在西方同波兰为争夺乌克兰进行了多年战争，和土耳其、瑞典的关系也很紧张；国内人民不断起义，兵疲财乏，困难重重，没有力量再派兵到远离欧洲的黑龙江流域大规模作战。沙俄政府为了缓和远东方面的紧张局势，确定了暂时避免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设法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谋取商业利益的方针。所以，当它在雅克萨一带受到沉重打击后，一批俄国信使由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率领，从莫斯科出发，星夜奔驰，于1686年11月来到北京，递送沙皇给康熙帝的书信，要求清政府停止攻打雅克萨，等待戈洛文使团到达，进行谈判。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 清政府全权代表索额图与沙俄代表戈洛文在中国尼布楚城进行了正式谈判，于9月7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中规定两国人民凡持有护照者，准许贸易往来。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根据这个原则，进一步规定：俄国商人每隔四年来北京通商一次。但是，沙俄却一再违反这个规定，据统计，自康熙三十六年至五十七年的22年间，俄国商队到中国贸易就多达10次，每次商队人数都超过规定的200人，有时甚至达800人。而且，有些私商并没有合格证书，他们或者在西伯利亚的地方官那里弄一张通行证，或者伪造证书，偷偷地来中国境内进行贸易。
俄国一方面积极通商，一方面对中国提出的划定两国北部边界的建议却迟迟不予答复。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帝敦促沙俄派使谈判，指责沙皇为议定中俄喀尔喀蒙古地区边界事，行文沙皇十余年，至今未给答复；在此期间，沙俄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引诱中国边民，制造叛逃事件，同时支持准噶尔部叛乱。噶尔丹几乎年年派使者前往俄国，乞求军事援助，沙皇给予鼓励和支持。噶尔丹更加大胆地在广阔的草原上采取军事行动，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喀尔喀蒙古。有鉴于此，清政府决定：自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起，拒绝俄国商队入境，断绝中俄贸易。
在中俄陆路贸易中，沙皇和他的宠臣们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由沙皇直接组织的一个庞大的商队，在北京以价值1000卢布的俄国货物换来中国货物，在莫斯科以6000卢布出售，一转手间，获得巨利。
在康熙帝拒绝贸易后，沙皇在经济上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为了恢复中俄贸易，沙皇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派特使伊兹玛依洛夫来北京洽谈。康熙五十九年，伊兹玛依洛夫抵达北京，在北京的三个月期间，康熙帝先后接见他十余次，康熙帝进一步提出了中俄边界谈判、交还逃到俄国的700名蒙古人等事情。依兹玛依洛夫答应回国与沙皇禀报中俄边界谈判事宜，把索还逃人问题当即通知了俄国边境长官，康熙帝也同意了恢复中俄贸易。事隔不久，康熙帝得知沙俄与准噶尔部往返密切，质问来华的商队头目郎克，郎克拒不答复，康熙帝再次中断了双方的贸易关系。
雍正帝即位后，继续执行康熙帝的拒绝对俄贸易的政策，拒绝同沙俄进行贸易往来。雍正元年（1723年），有一部分被清军追剿的准噶尔叛乱分子逃亡俄国，清朝政府要求俄国交回逃人，未获结果。为了恢复贸易，俄方任命郎克为俄方代表于雍正二年（1724年）同清政府商谈中俄贸易问题。雍正帝派一等公、都统鄂伦岱、理藩院侍郎特古忒前往中俄边界，会见驻色楞格斯克（地名）负责对华事务俄国官员郎克，中方代表继续要求俄国政府交回逃人，俄方代表不允，结果中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