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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此次用兵虽屡屡失败，并且决策也有一定的失误，然而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是扼制了准噶尔的发展壮大，使其不能干预喀尔喀、青海和硕特和西藏的事务；其次，震慑了噶尔丹策零，策零出兵喀尔喀，虽然胜利了，但最终退去，终不敢留在这里，最后还得以阿尔泰山为界；第三，雍正帝在喀尔喀西北部设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辖治阿尔泰山东边的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营造了科布多城，使喀尔喀人更加依赖于清朝政府，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车臣汗垂札卜请求给予俸禄，雍正帝欣然接受；第四，为乾隆时期最终解决准噶尔问题奠定了基础。
清朝后期著名思想家魏源讲到清朝经营西北、西藏问题时说，“圣祖垦之，世宗耨之，高宗获之”，道出了康、雍、乾三代的各自贡献，相当中肯。总之，雍正帝对西北边疆的经营有其成效，是值得肯定的。
第十一章 增强贸易，管理外交
增强贸易，管理外交
在对外政策上，雍正的改革是谨慎的。对于封建帝王来说，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保证江山的稳固和人民的安定。而对外开放、对外开展贸易则容易导致社会动荡、民众不安，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为此，明朝的统治者和康熙朝以前的清帝都曾实行海禁，一度中断了对外贸易往来。雍正帝即位后，审时度势，斟酌再三，在一定范围内解除了海禁，使得沿海民众摆脱了流离失所的境遇，同时也增加了税收，充盈了国库。为了加强对外商的管理，雍正帝还制定了严格的外商管理措施，实行海关引水制度和稽查制度，同时逐步改善了与邻国的外交关系。
商夷同制，鸦片禁行
雍正初年，清政府仍沿袭康熙末年的海禁政策，但是却对广州实行对外开放贸易的特殊政策。广东历来是外贸中心，明万历年间，代市舶司（掌管海外贸易的专司机构）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即有“广东三十六行”之称。
在对外贸易中起最重要作用的人是行商，又叫“洋商”、“官商”。行商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行商在康熙年间组织公行，经过向政府申请，获得允许后，负责对外商的贸易。雍正初年洋行名为“十三行”，“十三行”实际上并不只十三家，雍正王朝时就有四五十家，“十三行”作为当时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特区。朝廷对洋货行商人的准入也作了严格的规定，必须是“身家殷实、赀财素裕”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十三行”，成为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
十三行被外国商人称为清政府经营对外贸易的广州制度，就贸易自由化来说，虽然有其垄断保守的负面影响，但在当时中外商人彼此隔阂、语言不通以及外商不了解清政府管理对外贸易体制的情况下，广州制度使行商成为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者，对于当时以广州为中心市场的贸易全球化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的。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设置粤海关。粤海关的设立，标志着在中国实行了上千年的市舶制度彻底结束。雍正年间，对外贸易锁定粤海关一口之后，广州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商贾使节往来不绝，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有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这里拥有通向欧洲、拉美、南亚、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是自清初第一次执行闭关政策后惟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
粤海关对外商船舶的管制也较市舶更为严格，且内容具体详尽。凡外商船舶到粤，先泊澳门，经批准方许入海口，至虎门，经海关检查，按例缴税后，方可入黄埔泊位。同时规定对进出港外国商船实施“引水”（领港）制度，这是粤海关贯彻自主贸易的重要表现。雍正帝规定所有到达广州的外国商船，一律令在黄埔停泊，后因距省城太近，于雍正十年（1732年）改在澳门停泊。对于船只所带炮位，由中国官方起卸保存，离去时始行发还；船到后，都由中国派兵看守，只许外商与中国的行商贸易，其水手只能在船上等候；外商将货单交给行商，一切进出口报关运输事宜，皆由行商包办；由粤海关有关人员进行征税和查货；与外商贸易无关的所有中国人，一律不许进入外商船只；来自各国的船队，每年五六月间泊靠广州港，在十三行商馆卸货交易后，外商于当年十一月、十二月乘季风回归。
除广州之外，澳门也是当时清政府对外贸易的一个聚集地。因此，雍正帝对澳门的外商也进行了严格管理。康熙末年，康熙帝禁止中国人到南洋进行贸易，于是，居住澳门的西洋人把握住了做生意的机会，他们逐年添置船只，扩大交易。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澳门的洋船已达二十五只，居住西洋男女三千五百多人，清政府深感有必要加强管理。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规定，澳门西洋人的船舶只限于现有的25只，不准再添造，防止其扩大贸易、招引西洋人来澳居住；无故来澳门的洋人，令其随船离去，不许在当地居住；在澳门的西洋人要遵守清朝法令并向粤海关交纳赋税；清政府还在澳门设有驻军，又在澳门通往内地的交通要道设立城池关卡，由都司、守备带领兵丁驻防，四面安设炮台，不许西洋人随便进入内地；雍正九年（1731年），于澳门前山寨设立县丞衙门。这些都是雍正年间清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的具体表现。
为使税制规范化，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制定关税税则《比例税册》。货分四大类：布匹织品、食物、器皿和杂货。进出口关税大体和前代类同，属低税政策。税则虽粗糙，但大致勾画了关税税则的轮廓，这也是超过历代市舶管理的地方。
在雍正帝执政期间，管理外商的官员往往大肆贪污。雍正三年（1725年），广州巡抚杨文乾在行商中设立行头，专用其中的六家垄断与外商的贸易，并代替粤海关征收关税。关税是清王朝重要的赋税来源，为保证清廷的财政收入，清政府还规定了粤海关的关税征收定额和超额指标。当两广总督孔毓殉、广东藩司常赉珣揭露杨文乾贪赃时，雍正帝很不以为然，大加保护。可是，后来的结果表明，杨文乾的确有贪污的行为。他在粤海关每年额定税四万两之外，又以溢耗名义，多得十一万两。此外，还向行商勒索钱财，行商须按接洽的商船大小，包送杨文乾一万、八千、六千或三千两数额不等的银子。对待贪官，雍正帝一向从严治罪，但惟独对杨文乾，雍正帝认为贪点无妨，他还站在杨文乾的立场上，为他说话，以为这些事不关国计民生，设法巧取，而名实兼收。
雍正帝在管理外商上，处处以国体为重。而官吏借外商而获暴利，也是有失国体的行为。可见，雍正帝在处理杨文乾这件事上，是有失考虑的。
雍正帝严格外商管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禁止鸦片贸易。鸦片的吸食在明末就已传入我国，但由于当时价格昂贵，尝试者人数极为有限。18世纪20年代，英国殖民主义者找到了一条发财之路，那就是向中国走私鸦片。当时的皇室认定西方货物包含着诱惑，因而采取限制的措施，限制的措施包括禁止以货易货的实施。当时的官员们却随心所欲地认可允许进口的货物，且规定出口必须换回金银。由于英国人非常喜欢中国的茶叶，商人们必须用现银购买茶叶，在交易过程中会导致巨额逆差，而内地市场严禁外商涉足，有限的贸易额不足以弥补这个逆差。为了弥补这种逆差的商人们很快发现，官员们从不禁止进口鸦片。产于印度的鸦片有暴利可图，官员们特别需要它来发财。中国虽然已经盛产罂粟，但国产鸦片质量却无法与印度鸦片相比，何况国产鸦片远不能满足需求。正是这种广泛的需求助长了鸦片贸易的扩展势头。
雍正帝敏锐地意识到鸦片的侵入祸国殃民，于雍正七年（1729年）下令禁止鸦片贸易，对于从事鸦片贸易的人进行严厉处罚，处罚包括100军棍、三个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处死。雍正帝禁止鸦片贸易，官员们都能较认真地执行。福建漳州知府李治国全身心致力于查处鸦片贸易，同年，他在商户陈远家中查获鸦片三十三斤，拟以枷号充军之罪，陈远申冤，说这是药用鸦片，不是鸦片烟，经巡抚刘世明交药店鉴别，确系医药用品，尚未制成毒烟，因此将陈远释放，将鸦片贮存藩库。通过这个案子，也可看出当时吸食者极少，所以连巡抚等人也无法识别鸦片烟为何物。
雍正帝在对外贸易的管理中，充分发挥了行商的重要作用，达到了以商制夷的目的，同时以官制商，官员通过征收关税协调管理贸易活动中的商人，同时也增加了财政收入。在限制外商的过程中，雍正帝所采取的某些措施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雍正帝对西洋人的活动非常警惕，极大地防止了侵略者和清政府内部一些腐败分子的勾结，避免了社会动荡，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