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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重、轻和犯妇三大监牢，足以看出雍正帝对旗人的管理已经甚为严格。
第四，开设宗学。宗学是民间同一宗族之内为教育本宗族子弟而设立的学校。二年间，雍正帝下令设立宗学，按八旗的左右两翼各设一所宗学，招收宗室子弟入学学习。宗学学习满文、汉文，演习骑射，由政府按月发放银米纸笔。雍正帝每年亲派大臣考试，按成绩优劣给以奖惩。至雍正七年（1729年），由于宗学不能容纳所有爱新觉罗氏子弟，又予各旗设觉罗学，招收觉罗子弟学习文化、骑射。雍正帝这样做，目的有二，一是八旗子弟年深日久享受特权，滋长了骄奢之风气，所以设学教育后代，“鼓舞作兴，循循善诱”，方能使后代“改过迁善，望其有成”。二是宗室中一些人员各怀私心，互相倾轧，把骨肉视为仇敌；更严重的是，他们“要结朋党，专事专营”，为改变这种恶习，须从教育开始。可见，雍正帝之所以兴办宗学，是为了消除八旗后患，预防宗室朋党的再起。
为了解决八旗的种种痼疾，雍正帝对旗务进行了严格的整顿，健全了规章制度，约束了八旗旗民。整顿旗务，既巩固了皇权，打击了朋党，同时，又防止了盗贼的横行，提高了满人的文化素质。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胜利，也是文化上的胜利。
采取措施，解决生计
由于八旗兵丁在为满洲统治者打天下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1644年清人入关后，顺治帝对旗人实行“恩养”政策，宣布永远免征八旗人的差徭、粮草、布匹，从此只承担兵役，给予八旗人种种特权，让他们为官做宦，享受衣食无忧的生活。
为了解决旗人生计，保证置办军械马匹的开支，入关之初，清廷圈占京畿方圆259公里内18万余顷汉民土地分给入关旗人，并且禁止旗民交产，《钦定大清会典则例？户部》曾明确规定“八旗地亩原系旗人产业，不准典卖与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由于八旗兵丁经常出兵在外，后又建立起俸饷制度，此时的旗人根本不存在生计问题。至康熙王朝，八旗生计问题已相当严重，甚至发生了旗人无法生活下去，隐瞒身份冒充民人卖身为奴的事件。这种情况表明，旗人生计问题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由于人口增殖，官职、军职额缺有限，旗地不仅未增，还逐步变为民田；再加上清政府把八旗兵视为“国之根本”，只准他们以“骑射为业”，不准从事其他任何行业的生产劳作，这些都是导致旗人生计恶化的原因。当国家财力允许时，“恩养”这些旗人还算可以。而当国家财力有限、旗人人口不断增加、旗地变卖租赁情况严重、八旗官兵腐败日甚的情况下，八旗生计问题就越来越棘手。
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康熙帝曾从国库拿出银钱5415000余两，平均旗人每户获赏银数百两，但无济于事，很快旗人将其挥霍得荡然无存。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又发库银6554000余两，也同先前一样，旗人很快将其挥霍一空。雍正帝即位后，为了巩固八旗军民这一清朝政府的统治磐石，采取了种种措施维持旗人的生活，希冀八旗军不致为生活问题而减威。雍正帝首先告诫旗人“量入为出，谋百年之生计”。他下令严禁旗人酗酒、斗鸡。到十二年（1734年），他就此事说“近闻八旗人等仍有未改陋习，以多斗奢靡相尚者”，命八旗都统务必加强教育。这些禁令，主要是进行教育，收效甚微。有的旗员仍偷卖旗甲禄米，以便继续追求玩乐。五年（1727年），顺承郡王锡保奏报，贾富成私自偷买旗军甲米，又向旗人放高利贷。雍正帝命他加以追查，将贾富成所买旗甲禄米及高利贷本利银追出，赏给破获此案的官兵。雍正帝一方面严令追查偷卖偷买旗甲禄米的事情，一方面又在京仓附近设立八旗米局二十四个，在通州仓附近设两处米局，专门稽查八旗禄米的买卖情况，查堵漏洞。
在雍正帝告诫旗人要“量入为出，谋百年之生计”，对旗人加强教育的同时，雍正帝对旗人还采取了必要的体恤政策。雍正元年，发内帑银（即内库银）80万两，分给各旗，作为官兵婚嫁丧葬的费用，这算是雍正帝给他们的临时性的生活补助。雍正元年四月，又命发内库银90万两，分发八旗，令旗人以此为本，开展营运生息。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外省驻防赏银生息，并以息银救济兵丁。
以上采取的种种措施，只能解决旗人眼前的饥渴，并不能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雍正帝又探索了解决八旗军民生计的新途径，主要有试行井田、增设养育兵、清理开户人及出旗为民等项措施。
大禹治天下时曾实行过井田制，但是在春秋时代这种制度被废弃了，到战国时已经不复存在。其后两千多年间，我国历史上虽有过屯田，但都没有出现过恢复和试行井田制的君王，雍正帝是真正实行井田制的君王。雍正二年（1724年），根据户部侍郎塞德的建议，雍正帝令拨京城以南霸州、永清、固安、新城等县官田200余顷，作为井田，把京城中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无业八旗旗人派去耕种。当时派去的旗人是满洲50户，蒙古10户，汉军（皇太极时曾设满八旗、汉八旗、蒙八旗三种八旗）40户，共100户。每处井田均为公田在内，私田在外，中间百亩为公田，旗人共同耕种公田。同时又给每户土地12亩，作室庐场圃之用，官给盖房屋，按人口分配。另给每户发银50两，购置耕牛、农具、种子。私田收入全部归耕种者所有，公田三年内不缴粮，三年后收入全部归公。为了更好地办理此事，雍正帝还设置了井田管理处，派建议人塞德前往料理。雍正帝推行井田制，希望以此来发展旗人产业，改变旗人长期以来脱离农业生产的现象。
雍正帝提出的方案固然很好，实行起来却异常困难。井田制在旗人中间实行以后，愿意去的人很少。五年（1727年），雍正帝下谕：那些没有产业，游手好闲的旗人，依靠亲戚为生，使好人受累，而他们却为非作恶，应强迫他们迁往井田处耕种；那些犯了枷号鞭责罪的革退八旗官兵，也应罚往井田处耕种。以后，又把获罪的侍郎哲逼、尚书石文焯等先后强行发往井田处效力。
雍正帝实行井田制十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关于失败的原因，历史上说法颇多，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雍正帝的主观愿望不符合客观实际。一部分旗人因长期脱离生产，早已成为四体不勤的寄生虫，要他们改变习性和生活习惯，不是一般的行政命令所能做到的，所以用他们耕种井田，只能劳而无功。其次，雍正帝自始至终把井田务农看成是一种惩罚，被派遣者当然视为畏途，裹足不前。再次，实行井田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简单的事情。它同土地所有制、政治制度、赋税制度等相关，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已流行千百年后，在没有经历社会革命的情况下，实行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井田制，即使是在一片国有土地上实行，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包围下，它也不可能长期存在，必然会出现将井田私租出卖的现象。
增设养育兵是雍正帝解决八旗生计的第二个措施。养育兵也即今天的预备役兵种。雍正帝于二年（1724年）正月向八旗都统发布了设立养育兵的谕旨。即：“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人等，俱经累世效力，现今承平既久，满洲户口滋盛，余丁繁多，而护军、马甲，额设有定，是以不能披甲之闲散满洲，至有窘迫不能养其妻子者。朕每加悯念，将如何施恩俾得资生之处，再四筹度，并无长策。若欲增编佐领，恐正项米石不敷，若不给与钱粮养赡，伊等何以聊生？既不能养其家口，何由造就以成其材？今将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内，共选取四千八百人为教养兵，训练艺业，所选人等，每月给与钱粮三两……”
八旗都统遵旨议定后，即着手选拔、组织训练。他们在选拔时，一是考虑品质较好、有一定骑射功底，是“实系贫乏”的旗人。训练任务由八旗都统派员管理，五日之内要练习步射一次，十日之内要举行骑射一次。优劣分别记录在案，以待有兵员缺出，由教养兵补充。这次一共增设教养兵五千一百二十人。增设教养兵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既解决了部分旗人的生计问题，又能源源不断地为八旗补充训练有素的马甲（马兵）与护军。
清理开户人是雍正帝为解决八旗生计所采取的一项最重要的措施，它与豁贱为良有一定联系。开户人主要是立有军功的奴仆，依法从原主户档分出另立户档者；此外，还有被原主收为养子而分产开户者；亦有系籍名设法赎身私入民籍，查出后令其归旗，在原主佐领下作为开户者。与豁贱为良所不同的是，另立户头的开户人的身份反比未立户头前降低了。雍正帝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从解决八旗生计角度考虑。
雍正帝认为八旗生计问题主要是满洲人的生计问题，而开户人绝大多数原本是汉人，因原是满人奴仆，敞开户便成了满洲（满洲作民族名称解释时是满族的旧称）。大批开户汉人混入满洲，佐领下满洲人少者，恐怕因此而裁去佐领职务，因将户下满洲及家生子、开户人载入令户满洲册内，令充前锋、护军，对此，雍正帝没有表示不满。但是很多佐领却以此来掩护，将养为子嗣的汉人载入满洲册内，令补前锋、护军。前锋、护军历来是满洲八旗骨干，不仅地位重要，且收入较高，月饷四两，岁米四十八斛。而步兵月饷仅一两五钱，岁米十四斛。在大批满洲正身旗人无差可补、沦为闲散、靠救济过活的情况下，雍正帝是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雍正帝于七年（1729年）降旨，禁止派遣开户人充当前锋、护军。将这些汉人从旗籍户口中清查出去，由八旗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