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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各省纷纷效尤，川陕总督岳钟琪报告绿营兵（主要是清军入关后收编的明朝降军和各省改编的队伍，用绿色军旗，故称绿旗兵或绿营兵）兵丁刘子奋在张掖拾银交给原主；鄂尔泰报称云南兵丁李应芳、金贵拾金不昧。雍正帝说这些事出在边疆，更为可嘉，除赏给银两外，给予把总衔，遇缺拨补。直隶巡察御史鄂昌奏报文安县织席民妇卢梁氏拾金不受谢，雍正帝命赏米、布和匾额。磁州（今河北磁县）佃农杨进朝捡银四十两，送交地主，转给失主，也按例给赏。
雍正帝的做法的确有效，在敦化移风易俗、提高社会风尚方面，无疑是有可取之处的。但由于自上而下各级官员对拾金不昧者给予大肆渲染，授予官职，给予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奖励，导致出现了弄虚作假以骗取赏金的行为，而地方官吏也借此猎取声名作为升迁之道，到乾隆帝继位，才制止了此类行径。
乐善好施也是雍正帝实行道德教化的一个方面。他号召百官在各处兴办福利事业，把自己多余的钱财捐助给无力生活的人。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在北京彰义门外建普济堂，收养社会上无依无靠的老人、无以为生的病人，由国库拨款作每年的经费，每月派大臣去视察。雍正帝还扩充了北京广渠门内的育婴堂，把它交由顺天府尹负责，除政府拨钱外，京中贵族、官僚、士人和有钱人也纷纷加以资助，收养弃婴。在雍正帝的带领下，一些地方官、士绅、大商人纷纷效仿，建设各种善堂。江西新城知县邵鸿元建成普济堂，山东淄川知县和绅士买地、捐田，也设置了普济堂。江苏苏州府创建锡类堂，为贫弱死者收尸。松江府南汇县绅士朱日成等兴办育婴堂。雍正帝为了使更多的人发扬乐善好施的好风尚，他还对捐资多的人给予物质和政治嘉奖。雍正帝还曾多次发表上谕，说“孔子讲大道之行也，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些善堂的建立，就是实现孔子讲的“大道”。
雍正帝崇尚节俭，尊崇儒术，向民众大力宣传《圣谕广训》，鼓励民众乐善好施，兴办福利事业，实行道德教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社会风气，使得一些官僚、地主、大商人能够把剥削人民的钱财拿出一小部分来解决少数人的吃饭问题和其他问题，缓和了贫富对立、农民和封建上层对立的关系；在民间还出现了路不拾遗的典型。以教化而使民顺，使雍正朝的政治渐趋清明。
开豁贱籍，立为良户
在清代康熙王朝以前统治的民户中，有类别各异的“贱民”，他们分布于各地，从事着为人所不齿的职业。“贱民”在明代或更早的时期即已形成，历代相沿不改。雍正帝在执政期间，对部分“贱民”，开豁其贱籍，变为一般平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贱民”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奴婢，其数量是相当大的，清兵入关时，满族社会已拥有奴隶200万甚至200万人以上，康熙帝进行过壮丁“开户”和“出旗为民”，豁免了部分奴隶，但进行得很不彻底，奴隶的数量还是很大。第二类是佃仆，也就是地主、富户、官僚等家庭以契约合同雇的家庭仆人、仆户。他们的身份比奴婢身份稍高一点，但人身关系也部分隶属主人，也是 “贱民”。第三类是社会上未被承认的一般平民，包括乐户、丐户、惰民、（音dɑn蛋）户、世仆、伴当等等。第四类是雇工人。这四类人同属“贱民”等级， 无社会地位，人身受到歧视。但这四类“贱民”的等级又不完全相同。奴婢的社会地位最低，他们是贱民的最低等第。他们不能与“良民”通婚，他们的子女也为“贱民”；佃仆和主人也存在着人身隶属关系，他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连穿戴都不能与“良民”一致，要穿有“贱民”标志的衣服、鞋子。他们和奴婢有所不同：佃仆为主人服役是按条文规定的，而奴婢是无条件的，佃仆的人身只是部分隶属主人，佃仆有自己的家庭、生活等。乐户、丐户、惰民、户等虽无固定主人，但其法律地位基本上与佃仆相同。雇工人在契约规定的期间内和主人存在着人身隶属关系，契约结束，和原主人的隶属关系也结束。确切些说，雇工人应属于良民与贱民之间的一个等级。雍正帝执政期间，所解放的贱民基本上是第二类与第三类，即佃仆、乐户、丐户等。
雍正帝以仁义治国，而贱民政策恰恰与仁义不符，况且此项政策也是使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于是雍正帝决定予以清除。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监察御史年熙上书请除豁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山西、陕西乐户的祖先，是明朝永乐皇帝夺取天下时，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永乐帝登基后，除加害这些政敌本人外，还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世代相传，久习贱业。她们想脱离卑贱处境，但因身陷乐籍，政府不准，而且地方上的绅衿恶霸也以她们为蹂躏对象，也不容她们跳出火坑。年羹尧之子年熙在奏疏中说她们是忠义之士的后代，沉沦至此，无由自新，请求雍正帝开豁她们的贱籍，准许她们改业从良。
雍正帝看到奏折后，很是赞同，于是令礼部议行。王大臣们秉从旨意，说“压良为贱，前朝弊政。我国家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似此有伤风化之事，亟宜革除。”雍正帝就批准山、陕乐户改贱从良，于元年（1723年）四月发出第一道“豁贱为良”的谕旨 。雍正帝在下令开豁乐户贱籍的同时，又令各省检查，如发现本地也存在类似乐户的贱民，也准许他们出贱为良。
元年七月，两浙（浙东、浙西的合称，即今浙江省）巡盐御史噶尔泰上奏折请求除豁浙江绍兴府惰民（惰民，不是指乞丐，乞丐本是良民，因破产、灾荒而只得以乞食为生，乞丐之中当然也有惰民存在，而惰民是宋代罪人的后代，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丐籍。惰民的身份极其低下，不得列于士农工商四民之中，不得列入民籍，甚至不能穿着四民的服装。他们只能从事为士农工商所不屑的服务性行业，男子只许以捕蛙、逐鬼、卖饼为业，妇女或说媒，或依随良家娶嫁，为人髻冠梳发、穿珠花，或走市巷，成为私娼。可见，惰民同乐户一样，毫无政治权利，没有人格尊严，是受侮辱和压迫的人群。
噶尔泰在奏折中请求给惰民自新之路，雍正帝命礼部议奏，礼部的部分大臣认为捕蛙、卖饼、说媒等是惰民养家糊口的职业，假如消除其籍，就是不许他们再做这些事，他们反倒无以为生了，不同意消除其籍。雍正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认为除籍是好事，能恢复惰民应有的地位和尊严。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给礼部官员分析当时的形势，这些王公大臣也就不再反对了。雍正帝于是令惰民消籍为良。
雍正帝在执政期间，还解放了户。户亦称乌户、龙户、獭户等，他们主要集中在广东沿海、沿江，常年生活在船上，以捕鱼、水运为生。户地位卑贱，不能登岸居住。户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跼蹐舟中，终身漂泊。七年（1729年）五月，雍正帝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上谕广东督抚，说“闻粤东地方，有一种民户名为户，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船。粤民视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终身不获安居之乐。深可悯恻。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彼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安得以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乎！”
雍正帝指出，陆地居住的广东人将居船的户视为贱民，这是不合理、不公道的，应该尽快给他们立好良民户口，让他们上岸落户居住，谁也不得歧视他们。并令地方官解决他们的定居、耕种等困难，使他们安居乐业。在广东户豁贱为良的同时，江苏有名的“九姓渔户”也享受同等待遇。九姓渔户据传是陈友谅部属李、袁、林、钱、何、叶、许、陈、孙九姓的后人。朱元璋建国后把他们列为贱籍，他们多在江苏常熟、昭文地区的湖泊中打鱼，常年居住在船上，四季不能登陆，生活异常困苦，雍正帝也下令免去了他们的贱籍，同广东户一样，命令地方官给予安置。
关于佃仆，即所谓“佃田之仆”，他们对主人来说，具有双重身份：既属租佃主人的佃户，又是田主的奴仆，和主人存在着严格的主从关系。这种佃仆制，在清代许多地区都存在，各地对他们的称谓也不尽相同。如安徽省称之为伴当、世仆、细民、庄奴；广东称之为佃仆、佃童、世仆；湖北称佃仆；此外还有住佃、庄佃、火佃、庄仆、屋仆、地仆、山仆等称谓。佃仆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有世代为地主做佃户的；有被欺压、勒迫而为佃仆的；有的是欠了地主的借贷无法偿还沦为佃仆的，等等。佃仆需为主户服役，甚至还会遭受主户鞭打。主仆之分承袭前代，茫然无考。雍正帝认为，这是相沿之恶习，并无上下之分，应开豁为良，命当地督抚查明具奏。安徽巡抚魏廷珍奏请：“嗣后绅衿之家典买奴仆，有文契可考未经赎身者，本身及其子孙俱应听从伊主役使；即已赎身，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孙，仍应存主仆名分；其不在主家所生者，应照旗人开户之例，豁免为良；至年代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者，概不得以世仆名之，永行禁止。”雍正帝准其议，一批佃仆被除为良民。
贱民制度，是遗留了几百年的历史问题。历代封建统治者在维护封建等级制的同时，因不敢过分触动等级制的尊严，因此即使想解决他们的问题，也都是小范围小规模地点滴“施恩”，不敢大刀阔斧地予以豁免。在这个问题上，雍正帝慨然而为，乾纲独断，气魄为历代君主所无。
同时，雍正帝采取开贱为良的措施，使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