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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活跃了经济。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后，废除了计丁征税制，取消了户丁编审制，人民有了较多的职业选择和迁移流动的自由，从而加强了城乡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第六，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后，由于不再按照人丁来收税，无地的农民再也不必像以往那样为了逃税而隐匿人口、四处逃亡了，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第七，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还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发展。因为贫民百姓不必再承受人丁税的负担，生活压力的减轻，使他们有了较大能力将子女养育成人。据史料记载，康熙五十年，全国人口数为123106620人，雍正元年为126631530人，雍正十二年则为132089660人。
总之，摊丁入亩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从康熙年间辩论要不要实行，到雍正年间普遍推行，再到乾隆年间在全国完全实现，中间经历了半个世纪，这个过程表明，它的实现是斗争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雍正帝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雍正帝高瞻远瞩，果断处事，在前朝的基础上大胆改革、锐意进取，取得了不朽的业绩，得到了世人的好评。
绅衿纳税，一体当差
清人入关之初，封建政府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依照官员的品级，优待或免除该户官员一定量的丁役，以使他们成为清朝统治的忠实拥护者。此外，为了表示对读书人的尊崇，清政府也免除了士人本身的差徭和一切杂办。
在这种不成文的制度下，特权阶级与民众的对立就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官绅户族自己不出役夫、不服徭役，同时还把部分税赋转移到贫民百姓身上，以耗羡为例，地方官经常不是按田赋向地方绅衿征收耗羡，而是把耗羡银转嫁到贫民身上，让贫民承担起本应由绅衿们承担的额外负担。如此悬殊的待遇差别，加上贫富分配的日益不公，使老百姓的心理无法获得平衡，反对和敌意的心理日益严重，这样势必会激化社会矛盾，这也是康熙王朝末年民变和暴动日益频繁的原因。
绅衿已经享有法定的豁免杂项差徭的权利，但是他们还不满足，还谋求种种非法特权，其不法行径多种多样：出入官衙，包揽讼词；欺压小民，横行乡里；无视国法，抗交钱粮丁赋，或者将别人的土地挂在自己名下，免除杂役从中渔利等等。雍正帝对此十分痛恨：“种种卑污之事，难以悉数。”
绅衿的种种谋求非法权利的行为，既造成了平民与绅衿的对立，同时他们的不法行为也是产生吏治败坏的一种社会因素，他们腐蚀各级官员，同时，他们的这种行为同政府的法令和权力也发生了冲突。封建国家要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封建统治的稳定，就必须与不法绅衿作斗争。
雍正帝自然明白这一点，于是他在即位之初，就开始实行打击劣绅贪官、进行耗羡归公的改革。当时，田文镜等地方官把这种弊端上报给中央，说：各府厅州县的地方官“征收钱粮，滥加耗羡，绅衿上役不令与民一体完纳，任意减轻，而取偿于百姓小户”，这样不仅减少了国库收入、增加了人民负担，同时使政府与人民的矛盾逐步变得尖锐。雍正帝抓住问题的症结，把矛头指向缙绅，希图限制和剥夺他们的非法特权，使他们同平民一体当差。
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雍正帝下令革除“官户”、“宦户”、“儒户”等名目，不给他们特权，让他们与百姓一同交纳钱粮和耗羡，一同当差服役。敢于违抗的绅衿，敢于隐瞒的地方官，一旦查出，即行重处。雍正帝深知地方官易同绅衿勾结，特地告诫他们要认真落实这项政策：“稍有瞻顾，不力革此弊者，或科道官参劾，或被旁人告发，查出必治以重罪。”过了两年，雍正帝再次重申了绅衿只能免自己一人丁粮差役的政策，强调其子孙和家族成员不能减免。
地主绅衿从皇帝、政府那里得到的特权，已相沿七八十年，现在新皇帝要予以剥夺，他们自然不会甘心。于是在实行士民一体当差的过程中，引发了一场场激烈的剥夺与反抗的斗争。
河南巩县知县张可标是第一个响应士民一体当差的人，雍正元年（1723年），他贴出布告令“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布告刚一贴出，就引起了众监生的不满。恰好当时的县学教官杨卓生向来和张可标不和，他借此机会煽动众监生闹事，控告张可标贪婪不法，反对这一政策的落实。雍正帝得知此事后，一方面命令河南巡抚石文焯调查张可标是否有贪婪不法的行径，另一方面严厉惩处了杨卓生和领头闹事的学生，这才稳定了巩县的社会秩序，保住了士民一体当差政策的顺利执行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场斗争刚刚平息，另一场斗争又相继发生。雍正二年（1724年），因为筑黄河堤防需要动用民工，河南封邱令唐绥祖因此制定出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即按照田地数量来出工的措施：每一百亩田出一个人工，凡有田者一律出工，绅衿也不例外。这个命令一下，老百姓拍手叫好，因为能有一百亩土地的人，几乎全是地主和富户，百姓得若干家才能抽一个民工。但这个政策却遭到了当地监生的反对。他们声称“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强烈要求唐绥祖维护他们的所谓特权。此后，封邱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又拦截唐绥祖，强迫他取消实行按田出夫的政策。唐绥祖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因而使众生员群情激愤。于是，他们决定以罢考的方式反对士民一体当差政策。同年五月，河南省举行县试，河南学政张廷璐奉旨到开封监考，封邱众监生在考场上闹事，武生范瑚把少数应试者的试卷抢去，当众撕毁，以此表示对士民一体当差制度的抗议。事发后，河南总督田文镜、巡抚石文焯迅速向雍正帝作了汇报，雍正帝下令严查、严办，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尔松阿到河南审理此案。
田文镜在审案的过程中表现得过于偏激，为了实现士民一体当差，他打击科甲出身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力度稍稍过火，引起河南“读书人”的反对，科甲出身的张廷璐、开归道陈时夏以及钦差大臣沈近思沽名钓誉，尤其是陈时夏在审理此案时竟不坐堂，反而与诸监生座谈，称他们是年兄，求他们赴考。雍正帝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愤怒，把学政张廷璐革职，陈时夏革职留任，为首闹事的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处斩，参与者都作了从重处罚。杀鸡给猴看的手段立即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以后的士民一体当差也就顺理成章地推行下去了。
在反对士民一体当差的风潮中，田文镜发现捐纳贡生、监生参与的比较多，而清朝政府原定贡生、监生的升迁革退需礼部批准，不利于地方官和学政强化对他们的约束。于是，他向雍正帝提出改变旧规的建议，请求把捐纳贡监的人事权交给地方学政，与生员一样管理。雍正帝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是形成这样的规定：捐纳贡生、监生凡涉及到诉讼，即革去功名，听候审理。雍正帝还规定，监生被斥后，不许出境，以免他们滋事。
不法绅衿的种种特权行为对封建统治构成了直接的危害，侵犯了政府的权力，危害了百姓的利益，破坏了三者之间的政治平衡。士民一体当差政策的实施，取消了士族的某些特权，打击了绅衿的嚣张气焰，缓和了民人的对抗心理。士民一体当差影响很大，对士族的打击效果最为显著，是继摊丁入亩改革之后，雍正帝推行新政的又一项重大改革。
节制绅衿，强化法治
雍正帝在实施士民一体当差制度的过程中，还采取了加强对绅衿管理的措施。主要表现在严禁绅衿包揽钱粮和抗粮、严厉打击绅衿的不法活动上。
严禁绅衿包揽钱粮和抗粮是限制绅衿特权的一项重要内容。绅衿包揽钱粮由来已久，他们替政府向本宗族、本乡山民征收钱粮，与官吏勾结，非法多征和私吞，同时又将宗族、姻亲的田产挂在名下，借免役权获得免役，从中渔取利润。有些胆大的绅衿，还抗欠他们自身应该交纳的丁赋。雍正帝定出惩罚事例：凡贡生、监生、生员包揽钱粮而有拖欠的，不管多少，一律革去功名；拖欠至八十两的，以贪赃或枉法论处，并照所纳之数，追罚一半入官；百姓听人揽纳，照不应重律（所谓“不应重律”，就是“不应为”律中之重者。清代对于“州县自理”的案件，给以州县地方官的最大刑罚权限就是“笞杖”。《大清律例》规定：“凡不应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它主要应用在讨债、追租、回赎等“户婚田土”一类场合）治罪。如直隶东光知县郑三才奏称，该县“地棍绅衿把持包揽挟制官府，拖累平民，弊端种种”，雍正帝便以这种办法为依据，命严行查处。
雍正四年（1726年），贡生张鹏生把别人的钱粮揽在自己的纳粮薄上拒不交纳，雍正帝下旨责打四十大板，枷号三十日，发遣到黑龙江。五年，甘肃阶州（今武都县）出现了绅衿集体抗粮的事，护理巡抚印务的钟保，以署理知州陈舜裔激变士民之罪，题请革职。雍正帝未准，而说陈舜裔“催办国课，并非私派苦累民间。若因此将伊革职，则实心办事之人必退缩不前，而无赖生事之人皆以挟制官长为得计矣”。从事件本身来看，阶州署理知州陈舜裔认真执行朝廷法令，催逼绅衿钱粮，地方绅衿却因为私利群起闹事，若以激变士民为由惩治陈舜裔，无疑是对冥顽绅衿的妥协，将更不利于钱粮的催征。钟保对利害关系认识不足，雍正帝却是非常明白的。雍正帝因钟保糊涂，不能坚持朝廷立场，而责备他“沽名邀誉”，不要他办理此事，指示特派主审官严加审讯抗粮绅衿。湖广地区也不断发生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