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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雍正帝提出了重农务本、裕国安民的重要治国方略，倡导“导民务农为第一要政”。一句话，就是把“农业”放在国家众多事务中的首位，高度肯定了农业是国家强盛根本之所在，指出了改革政治的基本问题是发展农业，只有发展农业才能裕民强国。
他谕令地方文武官员，凡有关农业问题，事无大小，都要随时奏报。以雍正六年（1728年）四月为例，该月全国各地官员共具呈206件奏折，其中有26件是关于雨水、粮价、年景收成、水旱蝗灾、垦田治河等农业方面内容的，对此雍正帝一一审阅批复。在雍正帝的指示下，苏州、杭州、江宁三地织造，将当地的阴晴、雨水、风向等情况逐日记录，月底汇集成该月“晴雨录”，于下月初一日呈报皇上，以便雍正帝了解地方详细的气象情况。三地织造官员虽迭有更换，但具报“晴雨录”这一法定的公务终雍正一朝也未间断。凡地方官员调补赴任，或钦差大员外出办案，沿途各地年成米价诸情，均须认真采访呈报，这在雍正朝已成定例。
雍正帝还常常根据农业生产时节，告诫官员进行防范。雍正九年（1731年）六月，雍正帝通过内阁大学士传谕山东巡抚岳涪，详谈了蝗虫的产生与预防问题，命他严防蝗灾。雍正十年（1732年）春，鉴于雨雪欠缺，雍正帝谕令各省督抚大员：“地方雨泽之有无，播种之迟早，务期悉心访察，先事图维料理，不使黎民有乏食之虞。倘有玩忽隐饰等弊，一经访闻，必当严处。”
雍正帝每当得到地方风调雨顺、灾除年丰的消息，总是欣悦不已，喜形于色，常在此类折子上留下“以手加额览焉”这样的批语。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山东巡抚黄炳奏称，山东济南等六府秋禾畅茂，官民鼓舞欢欣，谨采取双穗瑞谷，转达进呈。雍正帝高兴地批道：“今岁四省之丰收，实出望外，朕不胜庆幸之至。”
在有关农业奏折等方面，雍正帝反对官员笼统含糊乃至虚假不实的奏报。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颁谕：“向来各省督抚奏报年岁收成，皆云几分至几分不等，似此未曾分别清楚，未免蒙混，此后须细加分别，如一府之中，九分者居十之几，八分者居十之几，照此类推，据实奏报，使朕可以详悉收成分数。”雍正九年（1731年）六月，河北总兵范毓奇为邀皇上欢心，虚报地方“甘霖大沛，万姓欢腾”，雍正帝严厉斥责他：“似此粉饰捏奏，未知汝具何心？若如此不诚实，则汝为负朕之人矣。”雍正十年（1732年）闰五月，江西巡抚谢曼有两个折子，一个说地方雨水一直充足，一个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雍正帝仔细看过批复道：“既然冬雪露足，春夏雨水亦甚均调，麦收分数何得薄减？二者必有一不实处，明白回奏。”从中可看出雍正帝实事求是的态度。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所以发展农业是国事的重中之重。而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在当政的十三年间，始终不渝地自觉坚持“”的重农方针，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而且雍正帝为了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只是沿袭前朝的农业方面的经验，而且还通过尝试做出了许多大胆的改良工作，其创新精神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这也可能是雍正时期农业之所以如此繁荣的原因吧。
言传身教，行耕礼
雍正帝知道身教胜于言教，榜样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领导的模范带头作用是最能带动群众，影响部下的，它能胜过世界上任何最动听最美丽的说教。雍正帝就曾亲自扶犁耕地，亲自割禾播种———这就是雍正帝推行的耕耤礼。行耕耤礼，是以农为邦本的观念和政策的表现形式，它起源于农本思想，同时也是对传说中的虞舜躬耕于历山的效仿。行耕耤礼始于周朝，当时非常隆重，但到周宣王时则不再举行耕耤礼，曾引起很多大臣的反对与苦劝，认为这会使“国将不国”。汉文帝刘恒是历史上贤明的一代君王，他也很重视耕耤礼，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其开耤田，朕躬耕以给宗庙粢盛。”意思是农业是天下的本业，朕要亲自耕种，以给宗庙祖宗奉上丰盛的五谷。雍正帝在春耕伊始，亲自下锄开犁，以显示他对农业的重视。
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多，国事必然一朝多于一朝。尤其是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以后，政务繁杂的帝王不可能再像传说中当年的虞舜那样亲自垦田。尽管如此，雍正帝仍然在京设有耤田，春耕伊始亲自开犁，以示注重农功，劝率百姓力田务本。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农事惟邦本，先民履亩东。翠华临广陌，彩轭驾春风。礼备明神路，年期率土丰。劝耕时廑虑，何敢惜劳躬。”这是雍正帝亲耕耤田有感而作，诗中继承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农为邦本”的思想，表明了他对农业作为本业的重视。
耤田和先农坛原来设于首都，雍正帝于四年（1726年）下令命各府州县设立先农坛，也就是开出一块耕地，准备一切耕田器具，每年仲春亥日地方官举行耕耤礼，意思是让他们知道“敬天勤民”，学习注重农功的精神，使官员“存重农课稼之心”，农民“无苟安怠惰之习”。他这样做，不但是为了让地方官吏通过劳动了解种田人的辛苦，以培养他们敬天爱民的精神，同时也是为了使他们了解农事，少犯些盲目指挥的错误。他的命令很快就得到了贯彻执行，五年（1727年）春天各地开始举行耕耤礼。州县的耤田只有四亩九分，但要种好这点田，必须了解天时气节、土地肥瘠、农业生产等其他一些情况，可以以此指导全州县的生产，所以仍然有一定意义。在实行得较好的地方如河南等地，就明显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河南松江府有这样的民谣：“雨过番湾滑大堤，先农坛下看扶犁。争传野老荣冠带，到处撑献早罱泥。”这表明推行耕耤礼和老农顶戴政策后，农民的生产热情有了很大的提高。
尽管皇帝的命令是金口玉言，但天高皇帝远，地方上还是有些封建官僚阳奉阴违，表面上响应雍正帝“行耕耤礼”的号召，背地里却对此大不以为然。针对这一状况，雍正帝保持和发扬了他改革中既有的“较真”劲儿，行铁腕政治，力挫愚顽。
雍正五年（1727年）九月，广西巡抚韩良辅奏称临桂县知县杨询朋将耤田荒芜，致使颗粒无收。雍正帝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下令革除杨询朋的职务，并罚他在该县耕田十年。这一做法堪称高绝：你不是不肯耕种耤田吗？你不是总想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吗？那好，就罚你老老实实做十年农夫，看你还舍不舍得把你的官老爷架子放下来。雍正六年六月，又有浙江总督李卫参奏永康知县陈桂搞的“耤田典礼”草率了事而不合规定，为此，雍正帝也将陈桂革职查办。也就是说，就算你耕种耤田了，马马虎虎敷衍塞责也不行，也同样要受到处罚。
表面上看，雍正帝对这些官员的处罚有些过分，但实际上他这样做却有其高明之处。俗话说，一室之不治，何以治天下？一个地方官吏，如果连几亩耤田都不好好侍弄，又如何能很好地治理一方百姓呢？ 既然如此，干脆就免其官职，以防因一人无能而连累一方百姓的情况出现。
雍正帝的这一做法，使地方上出现了许多懂得如何指导农业生产，以田为本，下力气抓农业生产的勤政官吏。在这些官员的带动下，地方各层次的人都把农业摆在第一位，当时的农业发展出现了良好的势头。国力日渐昌隆，步入了一个政治清明、百姓乐业的太平盛世。
改革创新，老农顶戴
广大的农民是支撑封建帝国的基础，只有他们的辛苦劳作，才能保证举国上下人民的丰衣足食，永享太平。可他们却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直饱受上层社会的层层剥削和压迫，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一直延续了几千年。雍正帝在执政期间，为改善农民的这种状况采取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做法。他抓农业有许多措施，其中创造性的措施是鼓励农民勤劳耕作，奖励农民中的劳动模范，授予老农顶戴则是颇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历史趣闻。
雍正帝曾说：“农人辛苦劳作以供租赋，不仅工商不及，不肖士大夫亦不及也。”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农民的作用和地位。在这句话里，他把农民高高抬了起来，认为农民把辛勤劳动的成果供给政府税赋，支持国家，这样巨大的贡献非但工商业者无法比拟，就是那些不贤能的官僚也无法跟农民的贡献相比。雍正帝认为：官员能配朝廷的顶戴，农民为什么就不能有顶戴？因此雍正帝下令各州县官员，每年必须在各乡中选择一两个勤劳俭朴又没有过失的老年农民，授予他们八品顶戴，以示奖励。
花翎、顶戴（也作顶带）本来是清代官员区别等级的帽饰。花翎，即孔雀花翎，有三眼、双眼、单眼之分，其中以三眼花翎最尊贵。花翎一般只赏给朝廷加恩的贵族与高级大臣；顶戴，够品级的官员都有，官品以官帽上顶珠的色质区别，所以顶戴以红宝石、珊瑚、蓝宝石、青宝石、水晶等分出高低上下之别。皇帝有时对次一等的官员赏以较高级的顶戴，例如从一品的总督，赏加一品顶戴，即按正一品官持遇。有时皇帝还把某品顶戴赏给无官的人，作为一种嘉奖。雍正帝赏给老农顶戴的做法就是这样。
八品顶戴，相当于县丞的级别。一个老农民在封建社会能得到八品顶戴，的确了不得，足见雍正帝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
推选活动自雍正二年到七年每年举行一次，每乡之中选出一二名，老农的八品顶戴由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