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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虽然很重用清官，但他对清官也会作具体分析。他说：当官的若不干事或者干不好事，人品再好，也不过是个木偶，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工作难有起色。直隶巡抚李维钧要把常三乐从县令职位上调开，吏部却认为常三乐没有什么劣迹而不予批准。雍正帝知道这件事后，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乐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由此可见，雍正帝不仅要求官员们清廉刚正，而且要有真实的才干。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官吏队伍，雍正帝还命令文武百官荐举人才。
雍正帝要求官吏必须为官清廉，但同时也反对某些官员借清廉之名而沽名钓誉。为此，他指出：“取所当取不伤乎廉，用所当用不涉乎滥。固不可削以困民，亦不必矫激以沽誉。”
这就是说：做官的取自己应当取的钱财不能算作不廉，用自己应用当用的钱物不能算是滥用。所以，既不要剥削老百姓，也不要伪饰清廉而沽名钓誉。
在官场上，确实存在着沽名钓誉的现象。清朝曾经流行着这样一个术语“名实兼收”。对此，雍正帝进行了入木三分地分析：“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他进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即：这些名实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诚，操守看上去廉洁无私，实际上却是善于钻营者。他们对应尽的民生职责并不经心，专以逢迎上司为能，甚至暗通关节，私受请托，巧吞钱财，很是神通广大。结果，既捞到了实惠，又博得了美名，可谓名利双收。
为了有效地推行廉政，雍正帝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号召群臣提倡节俭。雍正帝素喜清淡，“御膳”常常是烧豆筋、炒豆芽等几个简单的素菜，外加一碗糙米饭。掉一个饭粒都要捡起来吃掉，未动的菜则回锅热热下顿再吃。连李卫都感叹皇帝太“寒碜”，雍正帝则淡淡一笑：“朕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何物不可求？何膳不可进？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啊！”雍正帝从未去过承德避暑山庄，也没到江南做过巡幸活动。就算他不得不去拜谒祖陵时，都不同意在沿途安放过多的临时设施，稍有花销，就认为是过奢之举。此外，他对群臣进献的稀世珍宝也大不以为然，反倒认为：“行一利民之政，胜于献稀世之珍也；荐一可用之才，胜于贡连城之宝也。”
雍正帝明确指出：“世人无不以奢为耻，以勤俭为美德，若诸臣以奢为尚，又何以训民俭乎？”即：世人都反对骄奢淫逸，都把勤俭当作美德。假如群臣反过来都以奢侈为时尚，那又怎么去教导百姓们提倡节俭呢？
应当说，雍正帝的确是一位胆识皆备、办事雷厉风行的皇帝。他有令必行，有禁必止。他在位十三年，励精图治，在施政的各个方面实行了独具特色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他坚决打击贪污腐败行为，力倡廉政，整饬吏治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王朝后期遗留下的虚诈不实的官场弊端，为“雍正改元，政治一新”打响了第一炮，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严惩贪吏，雷厉风行
雍正帝在清查亏空的活动中查出了一大批贪官污吏。为了肃清吏治，辟一朝清廉之风，罢官、抄家，是雍正帝对贪官们采取的严厉惩戒措施。
雍正帝采取的罢官策略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的，这也是历朝历代的老办法，即查出亏空后，勒令该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他们的常用手段就是加紧盘剥百姓，正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结果，国库是充盈了，百姓却大吃苦头。雍正帝要改革，是既要国富，也要民强，不能让贪官污吏分文不损，平民百姓加重负担。因此，他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凡是贪官，一经被人告发，就要革职离任，不许再像以前那样可以留任以弥补亏空。如果已经清还完毕，尚可为官者，由吏部奏请。
雍正帝严厉打击贪官方针的实行，使得被罢官的人很多。雍正三年（1725年），湖南巡抚魏廷珍上奏报称：该省官员被参劾的已有大半，如再查出舞弊问题，将继续纠参。雍正十年（1732年），直隶总督李卫报告说，全省府厅州县官，在任三年以上的寥寥无几。官员的频繁更换，原因之一是被撤职的人太多了。
与罢官同样重要的手段是抄家。贪官一经揭发，雍正帝为使他们退出赃银，保证国库无损，主要采取抄家籍没的手段，这一招当然有效。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帝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行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帝下令：“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帝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这固然表明了一部分人对雍正帝经常抄家举动的不满，但也表明用抄家作为对付赃官手段的行之有效。对人们的攻击和舆论的不满，雍正帝似乎并不在乎，把它们看成是阿其那（允）、塞思黑（允）等人蛊惑人心的狂悖之语。有时也为自己小小地辩解一下，说明抄家的必要：“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赀（ 音zi资）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在，而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乏例，是以朕将奇贪极酷之吏，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
上有政策，贪官们便下有对策。对策之一是转移财产。说到转移财产，舅舅隆科多可谓是未雨绸缪，领先一步。他早就为自己留下预后之策，不等雍正帝对他下手，早就把财产分藏到京郊西山寺庙中和京城的亲友家中。贪官们的第二个对策是财产代赔。在清查亏空的过程中，有地方官和百姓代为清偿的。对策之三是借挪移来掩盖侵欺。所谓挪移，是指因公挪用，因为公务常常有迫不得已的情况，比如紧急救灾、临时招待等等；侵欺则是贪污。两种情况都可能造成亏空。但是二者性质有所不同，所以雍正帝在处分上也区别对待。一般来说，挪移是轻罪，侵欺是重罪。贪官们的这一对策是巧立名目、避重就轻，企图达到瞒天过海、浑水摸鱼的目的。对策之四是畏罪自杀。舍一己之命，力保万贯不义之财。
贪官有对策，而雍正帝更是先研究可能出现的对策，再制订政策，显然比贪官们技高一筹。
第一，命令亲戚帮助赔偿。这主要是针对财产转移提出的政策。雍正帝曾明确指出：有的犯官把赃银藏在宗族亲友之家，这些人平时也有分用赃物的，现在一定要他们帮助清偿赃银，同时也命令抄没这些人的家产。由于办法毕竟太狠，在抓不住实据的情况下打击有失准头而且株连太广，因此在实行了四年之后，雍正帝也觉得此法有些过分，将它废除了。从这方面也看出雍正帝是一个有错即改、实事求是的好皇帝。
第二，禁止代赔。就当时的情况来说，由交情好的官员代自己先行赔偿，本来也没什么不行。然而做官的人人都想着占便宜，谁肯吃亏，代人赔了银子，事后难免肉痛，就有可能从百姓身上侵渔猎取，寻求补偿，巧借名目令地方百姓替官还债的情况多半又要发生。而且，获救的官员对出钱代赔的同仁必然感激涕零，这样又容易形成蛇鼠一窝，结成官场的朋党。虽然从财政上都能使国库亏空得以补充，但雍正帝的目的不仅在于补充财政亏空，还要杜绝官场陋习，不能顾此失彼，这便是雍正帝不许代赔的用意所在。从这里可以看出雍正帝的深谋远虑与高瞻远瞩。
第三，挪移之罚，先于侵欺。 这一措施的实施，使得违规官员没有办法避重就轻。按常理，清查亏空，应当先抓贪污腐败，然后解决挪移问题，而雍正帝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规定在清查中，无论是侵欺还是挪移都要据实清查，而在追补赔偿之中，则不管是侵欺发生在前，还是挪移发生在前，都要先将挪移的亏空先补足，然后再赔偿侵欺的部分。雍正帝此计看似不合情理，实则高明。因为他早就看到了从前清查亏空的种种舞弊现象，贪官们偷奸取巧，将侵欺报作挪移，避重就轻，希望得以免罪。雍正帝对这种避重就轻的把戏早已了如指掌，他揭露这些贪官说：“借挪移之名，以掩盖其侵欺之实，至于万难掩饰，则以多者为挪移，少者为侵欺，为脱其量罪。似此相习成风，以致劣员无所畏惧，平时任意侵欺，预料将来被参，亦不过以挪移结案，不致伤及性命，皆视国法为具文，而亏空因之日多矣。”雍正帝的这个办法一出台，就把许多贪官打了个措手不及，把他们的后路一下子给堵死了。这也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策略。事实上，在打击贪官清查亏空的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之后，雍正帝就逐渐恢复了往日先查侵欺再追挪移的成法了。
第四，对畏罪自杀的官员加重处理。贪官们常常以为自己身死就会一了百了，可是，在雍正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