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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穷人的女儿那样；周围满是喧嚣而没有宁静。她有自己的生活；也有几个知己可以倾诉衷肠。男人们喜欢恭维她们；让她们走在前边。她往轿车前边一站；就有人为她开门。她往柜台里面一望；售货员就笑脸相迎听她吩咐；看中什么衣服就可以试穿；要买那条鱼的哪一段肉就切下来。她们喜欢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连卡佛”和“恒隆广场”、北京的“赛特”和“燕莎”。尽管北京人都嫌那里的东西贵；还把“购物到燕莎”说成是“京城第一傻”；可她们还是喜欢去。有一项调查提到；中产阶层的消费者中；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最看重购物环境；百分之二十五最看重服务水平；百分之十五看重商品质量；而在乎商品价格的人只有百分之十五。到“燕莎”来的人中；每一百个里有二十三个是自己开车来的；这里环境幽雅；没有那种人挤人的场面；头顶灯光的色温是三千五百；溢出来的光线既明亮又柔和；而且不会影响服装的色调。但是她们现在的最新享受已经不是购买时装了；而是另有去处。她们有自己的发型设计师；每周做一次美容；还至少参加一个俱乐部；其内容有形体芭蕾；或是网球、滑雪、击剑、骑马、游泳；完全是兴之所至。 中产者身上有些让工人农民讨厌的东西。他们既贪得无厌又精打细算；过分看重利益；不讲义气；从没听说他们中间有谁“为朋友两肋插刀”；事实上如果缺少利益的纽带；他们就很少有 亲密而持久的朋友了。不过；他们对自己的现状和未来最有信心；都认定过去五年来自己的生活改善了；并且相信在未来五年里将会过得更好。一个中产者家庭和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还不完全相同；后者必须把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九拿去购买食品。可是一个中产者的主妇；只把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用来购买食品就足够了；而且吃得更讲究。她仍然把家庭收入当作最重要的事；不过；已经不在乎职业的稳定；不再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单位；而且还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工作一年就想“跳槽”了；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在三年内产生“跳槽”的念头。即使是那些年过三十不再年轻的人；当他们被赋予重新选择工作的机会时；也有一半人想换一换。他们心目中新的就业选择是父辈匪夷所思的：时尚观察员、钟点文秘、新闻线人、专业道歉人、房产经纪人、市场侦探、现代镖师、精神陪护、自由举报人；还有刚刚在京城崭露头角的职业“星探”。 但是中产者家庭的主妇们现在越来越不情愿出去工作；甚至开始羡慕西方的家庭主妇：“她们是整天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我们是在外面忙了一天之后；晚上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尽管如此；她们仍然是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榜样。是啊；这一代中国女性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薪水；还有自己的思想；可以不用看丈夫的眼色行事；没有向丈夫要钱时的那种依赖感；晚上不想和丈夫做爱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累了”；想做爱的时候又会痛斥丈夫“越来越没‘性趣’”。这后一句话好多已婚女性都会说；其实始作俑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潘绥铭。此人带领三十六名研究员研究了一年；居然发现中国每一百对夫妻中有二十八对“每月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还有六对在过去一年里不曾有过一次做爱。研究者把这叫“无性婚姻”；分析出两大原因：“竞争压力”和“灯红酒绿”———恰恰都是中产者生活的一部分。 中产阶层的母亲的确比那些富家和穷家的母亲都要累；甚至 比她们自己的母亲也累。她们小的时候；母亲都是满怀奉献精神、早出晚归、一心为党工作；很少管她们。她们是在兄弟姐妹的关爱、打闹和争抢之中成长起来的；母亲很少管她们。可是现在不行了；她们的孩子都是独苗；比她们更优越、更聪明；但也更脆弱；更孤独。而她们却已饱经风霜；有教养、有知识；也有更强的意志力；她们在子女身上花费心血最多；对子女的期望最大；影响也更大。中国大多数男孩子身上缺少阳刚之气；柔情有余而野性不足；还有股奶油味；阴盛阳衰成为大城市里普遍的社会病；以至于有人怀疑；这同家庭中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太大有关。 中产阶层的孩子是全世界最幸福、同时也是最不幸的孩子。他们大都忠于家庭；不想违背父母的愿望。他们在幼年时总是以号啕大哭来表达自己的不能实现的想法；等到成了少年；就选择沉默。他们很少把自己与父母的矛盾告诉别人；但也很少对父母讲述自己的苦闷。他们违背自己的心愿；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常常只有一个理由———那是父母喜欢的。而父母也为孩子安排一切；一个杂志取名《为了孩子》；就成了父母必读；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孩子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中国人自古就有“十年寒窗苦”的说法；证明多少年来的中国孩子都不能从学习中感到快乐；但是还没有哪一代人像过去十几年来的孩子这样紧张、压抑、单调和缺少生机。一个孩子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学会了把双手背在身后；坐在椅子上丝毫不动；目不转睛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下了课也不能到操场上去跑。早晨六点半起床去学校；傍晚五点才回家；每周学习十一门功课；每天六节课；再加一小时的辅导。 这时候他或者她只有六岁。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了十二岁；又迎来更加紧张不安的中学生活。在大城市里；中学一 般被分成“五个世界”：市重点校、区重点校、比较好的普通校、中等的普通校、最差的学校。这不是政府划分的；是老百姓心中的“世界”；但却相当确定；其衡量的标准就是升学率。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进入“第一世界”；但只有很少人能够如愿。这需要好成绩；还要讨老师喜欢；当然也可以依靠父母的关系和金钱；后者有个很堂皇的名称；叫“择校生”；也叫“条子生”。它酿成的故事在过去几年成为社会舆论的一个焦点；也是报纸上反复讨论的话题；几天几夜都说不完；所以《北京青年报》说到最后；只好用了一个标题《一言难尽择校生》。 三年之后初中毕业；那就更加“一言难尽”。只有五分之一的孩子能够进入高中；而且高中像初中一样；也是“五个世界”。父母整天告诫孩子“考高中比考大学还要难”；把孩子说得不是惊惶失措；就是郁郁寡欢。2002年1月6日深夜；有个初中二年级学生就在这种精神状态中失眠了。再过两天就要期末考试；而他觉得自己“肯定考不好”；心里一个劲地想：“我怎么面对老师和同学；怎么面对爸爸妈妈；怎么面对那么多的亲人啊？”第二天强打精神来到学校；白天上课没精神；做作业又错了；纵身从七楼教室窗户跳下；当场身亡。后来人们在日记里看到他的遗言：“爸爸妈妈呀；不是儿子不孝；我真不是上大学的料；我尽力了；你们是往死里逼我呀。”当然这是偶然的一例；大多数孩子还活得好好的；可是这种情绪却有代表性。卫生部门有个让人惊讶不已的统计；说2001年我们国家一千六百万心理疾病患者中；有“三分之一是在青少年时期发病”的。这项统计还说；“目前我国有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的儿童有心理疾病；百分之三十五的中学生有心理异常表现。”这数字算下来大得惊人———以千万计。另外那些心理坚强没有疾病的孩子；也大都在重负之下挺不起胸；抬不起头；整天无精打采。《北京晚报》说这叫“应考综合征”；症状是；“疲乏困倦；四肢乏力；体力下降；睡眠不好；食欲不振；情绪低落”；还说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精神病医生为此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专家们都在呼吁；我们国家的精神病学实在是大大落后了；十三亿人中只有一百多名专职的儿童精神科医生。政府于是赶快做了一个“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决心在2010年以前把精神科医生增加到两万人。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2节 新人类 新生活（5）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2节 新人类 新生活（6）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2节 新人类 新生活（7）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2节 新人类 新生活（8）
2002年春天最著名的广告是“京城第一家水煮活兔”。它挂在西坝河一家餐厅前；黄底黑字。《北京晚报》一个记者知道了；就去查看；结果听到有个人站在那广告下面说；“太残忍了吧？”然后又听到他的同伴说：“不吃怎么知道；要不然先尝尝？”记者认为这都是过分之举；有损大雅；但至少这广告在食客的脑子里勾画了一幅既残忍又刺激的图画；那正是中国人性格中最隐秘的所在。 凡是能够供大家哄堂大笑或者咬牙切齿的消息；都是极受欢迎的；都让记者们蜂拥而上；就像苍蝇喜欢追香也喜欢逐臭。除了寻求残忍和刺激；大众媒体最有影响力的广告其实是那些关于明星的新闻。在那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媒体上最流行的新闻是下面这些：胡瓜偶尔逢场作戏但没打算离婚；布兰尼收拾心情搭上沙滩小子；王菲谢霆锋选在同日离开香港；藤原纪香有望露三点拍写真；汤姆·克鲁斯与新欢共建爱巢；歌星关淑怡未婚怀孕六个月；吴辰君丰胸成功展现丰满身材；张艺谋与女模特王海珍的恋情曝光；伏明霞穿脏裤子……你一看就能明白；吴勇所谓“荷尔蒙与汗水一块儿挥发；媒体与明星互相传染着彼此的浮躁”；并非过甚之词。 媒体与明星之所以让人既讨厌又喜欢；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人的本性中日愈膨胀起来的欲念；以及信守不渝的道德准则。新的生活使中国人渴望像明星那样风光；就算不可能；也渴望听到激动人心的故事；明知那都是夸张；也还是愿意听。实在没有故事；就说废话也行。一个在80年代已经成名的作家刘震云又写了一个故事；叫做《一腔废话》。“我们在废话中生活；就是生活资源的再生利用。”他后来解释说：“垃圾重要吗？如果没有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