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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被俘；二十二个小时后被杀害；那一年他三十九岁。此后关于他的传记出版了至少二十六部；阿尔波塔拍摄的他的遗体照片也被展示在公众面前。照片上的格瓦拉；尸体横陈；仰面向天；就像小霍尔拜因的著名油画《基督蒙难》。只是蒙难的基督双眼闭着；面容安详。而这位革命家却是死不瞑目；满脸愤怒和悲伤。直到1997年7月12日；人们在玻利维亚山谷深处找到他的遗骸；发现他已被砍去双手。 他的遗骸被运回哈瓦那安葬；砍去的双手被雕塑出来；矗立在哈瓦那广场。他是古巴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头戴五星贝雷帽、目光凶狠深邃、须发怒张犹如雄狮的形象；被大量复制；在全世界到处流传。T恤衫、咖啡杯、海报、书刊、钥匙链、著名足球队的队旗、出租汽车、摇滚音乐会的电子屏幕；都有他的头像。几乎所有人都能从这形象上找到灵感和力量。法国作家、哲学家萨特称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人”。他在西方国家青年眼里是反叛的象征；符合那种破坏性的时尚。在欧洲那些最重要的城市———罗马、巴黎、柏林、马德里；抗议游行的队伍中总是高举他的画像。现在；他又出现在中国；出现在以中文表演的话剧海报上；悬挂在北京街头。中国的年轻人都喜欢这形象；但却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一群大学生忽然知道他竟是共产党员；特别惊讶：“我们一直把他当成‘摇滚英雄’啊。” 《切·格瓦拉》自4月12日开始连续演出三十六天；地点在王府井大街二十二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个只能容纳几十个人的小剧场里。演员有七个；都是年轻人；都是无名之辈；表演技巧单调；大多数时间是冗长的对白；舞台、灯光和音乐造型等等；也都简朴单调；有如后来报纸上的评论；它其实只是一个“中国现代杂剧”或者叫“诗剧”。票价分成五十元和八十元两 种；还有二十五元的学生票。没有什么广告；也没有什么首长或者名人来捧场；可是有个善于观察、名叫许攀的记者；却暗示这中间也有商业炒作。因为她发现十几家媒体同时为它刊登报道；“作者是同一个人；内容几乎一字不差”。 每天晚上7时15分；北京人艺小剧场的门前便聚集了一大堆人；就像清晨的证券交易所和深夜的三里河酒吧街。上座率总是超过百分之一百二十。这里有个情节故意不让观众知道；怕他们泄气。主持者不仅把票价分成贵贱；而且要请手持“贵票”的观众全都进场坐定；才开始出售学生票。有一帮大学生从吉林很真诚地赶来；目睹此情不禁怒火中烧；质问道：“你们在戏里尖锐抨击社会分三六九等；贫富悬殊；为什么在现实中你们也是如此？”不过；这些都是插曲；事实上演出效果极佳。由于台词机智百出；放言无忌；所以每天晚上人人爱看。 看来它触动了这个国家的某一根神经；有一大帮人被它感动得热泪盈眶。“仿佛一股旋风刮过京城”；《北京青年报》的一个记者这样描述。他听到别人说“《格瓦拉》不错”；就去了剧场；坐在狂热的观众中；看着台上；很快便被感动。他后来写道：“这一切；似乎正在向我们昭示：格瓦拉精神；其实也许并不遥远。”他说得不错。尽管娱乐渐渐成为都市生活的主题；但是坐在这里的人显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在追索某种精神；或者是在寻找某种寄托。舞台上充满阶级对立的场面；一半站着身穿工装神情冷峻的穷人；另一半站着衣着入时轻狂傲慢的女人。一个女人举着两个白色幡条；上面写着：“老子有权又有钱；凌辱你又如何。”但是大多数台词都是即无权也无钱的人说的；而且尖锐刻薄：“凭什么世界上三颗富头的财产等于三十亿双穷脚的全部家当？”“穷人的丑有一千条一万条；但归根结底是没有钞票；归根结底是你们贪得无厌的钱包；归根结底是这剥削人压迫人的世道”……台下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啪啪击掌；有人哭；有人叫；有人挥舞红旗；有人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忽然间；台上一片红旗飞扬；戏结束了。可是观众不肯离去；有的人留下捐款；让张广天代为转交那些贫困无助的人（后来也真的把一万五千元捐给了十五个贫困大学生）。更多的人比肩而坐；慷慨陈词。一个老人“回想起了青年时代；特别感动。”一个大学生感叹；“真没想到还有这样一种壮烈的人生”。有个名叫食指的；被人称为“现代诗人鼻祖”；他登上舞台；朗诵他的《相信未来》。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1节 忏悔的年代（6）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1节 忏悔的年代（7）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2节 新人类 新生活（1）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2节 新人类 新生活（2）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2节 新人类 新生活（3）
生活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失业以及半失业者；也即陆学艺所谓“社会底层”；似乎是在新世纪里陡然增加的。根据政府发布历年来的报告；外出打工农民在2000年是七千四百万人；2001年七千八百万人；到了2002年就是一亿二千万人了。这种跳跃式的增长；部分原因是统计数据来源的前后不能一致；但户籍制度的改变以及城里人对乡下人习以为常；也是重要原因。对于那些在他们身边徘徊的农民；城里 人现在不再叫他们“盲流”；而是叫他们“民工”。在政府的报告中；他们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此外还有一些新称呼；比如把“民工”中的女性叫做“打工妹”；而把那些男性叫做“打工仔”。 这也许是全世界最孱弱又最顽强的一群人了。一个“打工仔”；不论他是穿着西服、夹克、中山装；还是对襟袄；看上去都像一个用破旧报纸裹起来的包袱；外面暗淡无光；又脏又皱；里面空空荡荡；好像随时都会散开的样子。他的头发落满灰尘；色泽晦涩；衣着款式陈旧；脚下总是一双又破又脏的旧皮鞋。与同样年龄的城里人相比；他们显得苍老；与同样高度的城里人相比；他们显得矮小。他们迈着小而碎的步伐；游荡在城市街头；心里装着一种顽强的不安定感。他们的眼神漂泊不定；左顾右盼；里面有一种对陌生世界的恐惧；有一种纯朴的聪慧、天真的狡诈；还有一种只有流浪者才有的无拘无束和无法无天。和60年代初期也曾涌进城里的他们的父辈不一样；父辈那时候是在挨饿；到这里沿街乞讨；现在他们到这里是要寻找工作。他们已经不再挨饿；每个星期还可以吃一点肉；到了夏天也许还能喝上一瓶啤酒。但是他们通常每天的食物就是大米饭加上咸菜。政府已经宣布中国人不再挨饿；这是真的。可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一个肚子里面装满海鲜山珍的人；和一个肚子里面只有碳水化合物和盐粒子的人；是不一样的。一个满脸光彩照人；肚子挺起来；下巴朝天；一个脸色暗淡；小腹紧守；低眉垂首。当然他们有时候也会衣着整洁；系上领带；挺起胸膛；嘿嘿地笑。可就算这样；你也能一眼把他们从城里人中分出来。在他们的身上充满着相互矛盾的品质；他们是世界上最可怜、可叹、可恨、可气；也最可爱的一群人了。 城市里出现这些人群；有个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原来国内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所谓“人多力量大”的逻辑上；而过去五 十年出生的人；这些年一茬又一茬地进入了劳动的年龄；每天有两万多人；每年有八百万人。政府以往的就业方针；是把乡下人全都约束在耕地上；不许进城；又把城里人全都分配到工厂机关学校商店。所以；在乡下；是一个人的耕地渐由三个人五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来种；在城里；是一个人的工作逐渐地让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来做。个人是集体的一部分；无须顾及自己的价值。企业是政府的生产车间；无须计算自己的成本。这局面所有中国人都习惯了；还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词来描述它：人浮于事。失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顽疾；可是它毕竟是在明处。中国这种就业方式的绝无仅有的价值是；它把失业隐藏起来；犹如一个人体内的癌细胞；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却逐渐繁殖和扩散。到了90年代的后几年；经济市场化的一个结果；是让大家都来计算人员的成本；这就发现；在农村；有至少两亿劳动者是多余的人；在城市里；“富余职工”也有两千五百万人。 由于这个国家的变数太多；所以谁都没有办法预测下个季度又会发生什么。2000年的最后一天；一个署名“上海市嘉定区失业者”的人在互联网上写道：“不要让我带着遗憾进入新世纪”；“我是一个年近五十；有三十二年工龄的老工人；如今我最终还是被企业踢向了社会；成了失业者。仅靠爱人三百多元的下岗费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还要供在高三念书的孩子学习费用。”他要求“还我劳动权利”；说这是“一个失业工人跨世纪的呼声”；还留下自己的信箱地址。希望人们都来帮助他。他显然没有想到；这国家里像他一样需要帮助的人有多少啊。这不能怪他；当时就连政府的官员和专家也很难说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已在2001年12月说过；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2000年一百九十万人；2001年三百五十万人；还预计2002年五百万人。可是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发现；没有工作却又没有失业保险金的人更多。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本2002年 度《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出版了；里面说；“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达到百分之七”；还说“已达警戒线”。如果属实；那就不是五百万；而是一千六百万人了。有个记者发现这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超过太多；不免大惊失色；就去寻找该书作者莫荣；问他“百分之七是怎么来的”。莫荣说：“我们是用德尔菲法调查出来的。”德尔菲是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神殿所在地；据说可以预测未来。美国兰德公司在20世纪40年代就以它为代号；改进自己的研究。实际上就是把调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