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种地步；这个敢于向国家司法挑战的人；除了坐在家里束手就擒；别无他法。 与其说禹作敏是在与法律和警察对抗；不如说他是在与整个官员集团对抗；注定自食恶果。有几个星期；他期待那些在80年代为他说过话的党的领导人；现在能帮他再次渡过难关。他甚至还期待着邓小平；因为他早就听到一个传闻；说邓小平要到大邱庄“看一看”。他就一直等待着；送走了秋天；又送走了冬天。村口的大道一直冷冷清清；没有人来。有人告诉他；邓的确想来的；但有人说“通往大邱庄的静海县公路太烂了；车行路上太颠簸”；就取消了。他没有办法证实这些消息的真伪；只能半是失望半是期望地想：邓小平不会来了；江泽民会不会来呢？ 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季节里；江泽民的确离开京城南下了；不过；没有到天津的大邱庄。他去了湖北的江汉平原。在荆门市团林镇；他见到李玉森。共产党内最大的书记和最小的书记相对而坐；后者倒是没有一点拘谨；开口说出一连串流行在乡下的顺口溜。前者听得新鲜；赶紧记在笔记本上： 不求官；只求安。 天一黑；把门关。 你着你的急；我打我的鼾。 总书记在这边还没有写完；那边李玉森又说一首： 农村干部雄赳赳；又催种来又催收；农民群众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一听就知道这些都是出自农民之口；句句都在谴责和讽刺党的基层官员。让人担心的是；这种怨恨显然弥漫在相当广大的范围里。就在几周之前；江泽民还接到一封来信；是安徽省蚌埠市庞庄的庞文全写来的。庞是个农民；也许不会写字；所以给总书记画了一幅漫画：一个满头大汗的农民挑着两只筐；一头儿装着公粮；高高翘上去；另一头儿是几十项“提留”；重重压下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拿着“招待费”向“提留”筐里放。挑担农民说：“我的妈呀；实在受不了。”这漫画必定是给江泽民留下极深印象；所以他再三向他的属下提起。现在；他在江汉平原上被农民的顺口溜包围的时候；不免又把话题转过来；问农民手里的白条是不是都兑现了。不料一个农民回答：“不是政府给我打白条；是我欠政府的。卖粮收入不够政府的提留。” 这是在谈论政府行政中一个最富有讽刺意味的环节。政府购买农民的收获；不付钱；只写了欠条就算了事；这在那时候叫“打白条”。根据报纸上的统计；安徽省农民手里有两亿元的“白条子”；山东是十亿元；湖北十一亿元。但是这位总书记现在才知道；原来还有比“白条子”更厉害的东西———“提留”。因为有这个“提留”；相当部分政府拖欠百姓的债务；竟可一笔勾销。“提留”之弊源自政府的税收制度。当日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所以只好削减基层政府的开支；至于乡镇以下的村民委员会；虽然代理政府行使种种行政责任；但却根本不被看做一级政府；其支出也不被列为政府预算；而由当地百姓在缴税之外另行负担。 这样一来；“提留”就成为党的基层官员薪俸和行政的主要来源；甚至中央政府对于乡下亿万民众的治理；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这一制度建立之初；官员数量适中；也能收敛贪欲。可是天长日久；行政人员无限膨胀；贪欲日甚；世风渐奢；提留也必然随着膨胀。到了今天；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因无力交纳“提留”致使乡间发生冲突的事件越来越多。湖南湘乡市新研乡一农妇潘群英因交不起三百二十元；跳塘自溺身亡。三位农民为潘打抱不平；被乡政府拘留十五天。武昌县熊祠村农民段国早喝了农药；也死了；原因是他交不出“提留”；被镇干部牵走了一头猪。但是不肯轻生的农民更多。在四川；响水村一百七十七户农民签名画押；控告政府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提留已经无法承担。在湖北；情况更加危急；农民因为无端的义务工摊派正在冲击政府；掀翻汽车……这年冬天；江泽民在武汉召集六省省长讨论农村的是非；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些事情。没有一个人提到大邱庄。是啊；比起农民的死于非命和群起造反；禹作敏的麻烦能算什么？ 但是禹作敏的麻烦越来越大。1993年4月；警察抓住了四个逃犯；随后逮捕了禹作敏。这个小村庄因此一案被逮捕者多至二十六人。其子禹绍政因行贿与非法拘禁罪被判入狱十年。禹作敏本人则被判刑二十年；罪名计有五项：窝藏罪犯、妨害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他在1993年8月27日接到法庭判决；从此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段历程；不久之后保外就医；终于不治身亡。报纸为他的去世发表了简短消息；对他的一生不置褒贬；亦无一字评价。官方所要维护的只是大邱庄作为改革先锋的象征意义；至于其中百姓；从此也就黯然失色。 尽管官方禁止报界张扬；但这一事件仍然成为当日中国的一大新闻。那些天京城一个记者家里的电话一到晚上就响个不停； 很多人想要打听他的情况。这些人都是十几年来中国改革潮流中的风云人物；把禹作敏视为自己的同类。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对禹作敏的打击；是不是冲着改革来的？或者至少是冲着刚刚崛起的企业家们来的？还是禹作敏确为一个刑事的罪犯？ 这问题在当日无可回答；即使到了今天也只能有一个大致的结论：党的第二代领导的执政特色；是力主创新以及权力分散。这中间包含着极大的随意性；有如当时邓小平所说；“摸着石头过河”。既如此；80年代的改革选择禹作敏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象征；也就成为必然。这个象征在1993年春天以悲剧的方式告终；也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禹作敏具有无法无天的本性；这使他能够完成许多超越常规的创举。他的无法无天有着农民的智慧和愚昧作为基础；这又成为他在日后不可一世、为所欲为的原因。禹作敏的大红大紫与大悲大戚并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在中国；有教养且循规蹈矩的人中；难能如禹作敏那样具有创新的行为；改革之路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一些无法无天的人开辟出来的；但是；改革也只有埋葬了无法无天才能真正地成熟；这既是新时代的起点；也是新时代所面临的挑战。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6节 新人治国（1）
新人治国在中南海1993年6月采取行动约束疯狂膨胀的经济之前；把当时中国所有经济问题加在一起；其实只用两句就说完了；一个是“大干快上”；一个是“同床异梦”。前一句是各地官员们正在身体力行的；容我们稍后再叙。后一句是国务院副总理朱基说的。此人进京主持全国经济已经二十六个月；直到这时；始终受到各方掣肘。那个春天是中央政府换届的日子；也是省长任免的高潮。那些地方官员；不论是连任还是新任；全都摆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样子。从春天到初夏；朱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说了无数话；苦口婆心；希望他们能够理解中央政府对经济过分膨胀的担忧；可是直到7月5日金融会议召开的时候；不论中南海说什么；他们照样我行我素。就连老百姓也看出其中奥妙；一首最新流行的民谣是这样说的： 中央是执政党；地方是“自由党”；企业是“在野党”；农村是“地下党”。人们普遍认定；1993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就 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开始。其实新一轮经济周期是从1992年启动的。这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二点八；比1991年高出五个百分点。现金投放增长更快；第一季度是百分之二十；还算“平稳”的；从第二季度就发疯一样地膨胀起来；第三季度是百分之三十；到年底达到百分之三十六。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言；土地和股票市场将会吸收大部分新增的货币；但是居民的消费品对现金的吸收力也突然增强了。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市场再也绷不住劲；商品零售价格上升了百分之六点七；在那些大城市里则超过了百分之十三。那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涨价最多：粮价上涨了百分之四十三；燃料价格上涨百分之六十九；建筑材料价格上涨百分之二十五。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有一份报告还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急剧贬值；1992年平均贬值幅度达到百分之二十五。” 中国人喜欢看到权力遭到挑战；尽管他们自己一般不会这样做；但他们是破坏规矩的大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一个报告中严厉批评地方政府自行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党的组织原则一向都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南海如此抱怨；说明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可是听者嘴上唯唯诺诺；心里不服。那些天大家都在总结过去三年政府行政的得失；其中最富有喜剧同时也是悲剧意味的一条是；“中央政府号召‘下马’的时候；乘机大干快上。”这成了一些人津津乐道的经验；另外一些人则后悔当初老实听话；结果导致今天的落在人后。地方官员用这样的口吻谈论得失；真是前所未有；但却也不是全无根据。现在大家追昔抚今；嘴上众口一词地说“维护中央权威”；实则私下的想法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朱基在上海市长任上多年；对于这一切当然都了然于胸；所以只好承认“党的号召力大大下降”。 对某些地方官员来说；倒是袁庚说的话更中听。此人在80 年代深圳特区崛起时是个传奇人物；现在已经退休；时常去林则徐塑像前凭吊。人家问他觉得今天局面如何；他说；中国其他地方也有极大可能出现几个“特区”。还颇有煽动性地说：“肯定有人会比我做得更好。爱迪生发明的那个电灯泡；最初实验的时候只是半秒钟闪亮一下；但是后来它把整个世界变得灿烂光明。”一位作家也有同样看法；只不过多了几分诗意：“特区的‘大雁’开始由南朝北飞；由东朝西飞。它跨越长城；跨越秦岭；跨越天山；在塞北高原、在西南重镇、在长江沿岸扎下根。”他说的是下面这些地方：有长江沿岸的十个城市；西起重庆；东至上海；有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成都等十五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