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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金”；还是“买空卖空”；可那副局长这回很痛快地批准了；还说他是“昔日的罪魁；今天的功臣”。 现在回过头来看；很难说那时候是党的方针立竿见影；还是整个社会在推着党的方针向前走；也许两种情况都是有的；互为因果。党的方针和百姓的意志能够弥合无隙、同舟共进的日子；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50年代初期有过一次；80年代初期又有过一次；现在到了1992年；是第三次。事情是那些最多想象力和激情、最少传统理论约束的年轻人开始做起来的；但是很快就拓展开来。只需举出一个例证就可以知 道；其深度和广度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个夏天；七十四岁的蒋学模也成了下海者队伍中的一员。他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家；他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在80年代以前是中国整整两代人的必读教程。那个岁月；如果有哪个老成持重的官僚要请一位教授讲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必然战胜市场经济；把他找来是最合适不过了。但是现在他开始经营公司了。他的公司由十一个学者集资三万元创建；其中既有老人也有青年。他为他们写了《还是下海好》一文；发表在报纸上；又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复兰德经济顾问行”。按照他的解释；这是为了仿效美国兰德咨询公司的模式；参与经济咨询和服务；是他的“一块理论联系实际的试验田”。这老迈书生过去把中国和美国分得清清楚楚；现在也许以为中国和美国就是一回事啦。 不过；那时候中国最成功的“下海者”；是不需要蒋学模倡导的那些学问的；既不需要“兰德”；也不需要“复兰德”。他们不需要高新技术；不需要优秀品牌；不需要成本管理；不需要利润核算；不需要市场营销计划；也不需要企业形象策略。他们大多数人其实只需要一技之长；需要权力的背景和关系网；还需要短缺紧俏的商品。他们不需要生产什么；只需要在买与卖中转一个圈；收取回扣就足够了。这一年；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挣了至少两千亿元。不过；这种招数使用多年；有点儿过时；还被老百姓骂成“官倒儿”；名声不好。现在他们拥有的手段更多了。不错；政府官员没有钱；但他们是政策的发布者；是计划的制定者；是建筑项目的投资者和审批者；是土地的划拨者；是很多产品的最大买家。如果一对昔日同窗好友现在同乘一架飞机前往某地做生意；一个是产品推销员而另外一个是政府的局长；你可以相信他们必是怀着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心事重重；茶饭不思；因为他不知此次推销能否成功；后者很轻松地听着音乐看着杂志。飞机降落以后两人一起走出机场；一个人乘了出租车去寻找旅馆；另一个被一群人前呼后拥地接走了。在以后的几天中；两个人都把时间花在会见、吃饭、喝酒和唱歌跳舞上；但情况却完全不同：一个是给别人赔笑脸；说奉承话；总是做东为别人付账单；另外一个却是接受别人的笑脸；听奉承话；总是做客让别人给自己付账。然后两个人又乘了同一趟班机回航。前者身心憔悴苦不堪言；口袋里面有了一个“意向性合同”；还在担心能不能兑现（平均每两份“意向性合同”中只有一份能够变成实质性合同）；只好倒头打瞌睡。后者神清气爽；颇有乐不思蜀的意味；早已生意在握；却根本不用签任何合同。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5）
当时的报纸都说；官员的“官”念改变了；还说什么“出”生“入”死———“出”是“走出官场”；“入”即“进入官场”。其实这里所谓生死；是一厢情愿。即使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有些事情也是很难改变的。官员的地位就是其中之一。有个国际机构当时对全世界数十种职业做了一次综合评价；结论是；政府公务员的地位；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列在第五位之后；在所有不发达国家中都在第五位之前；这也包括中国。看来；经济越是不发达的地方；官员的权力就越有价值。到了21世纪开始的时候；这情形都没有变；何况当时还是1992年。 官员“下海”通常都会扬长避短；这并非用心险恶；而是人之本性。政府并无禁止；制度和法律也在网开一面。公安局拥有经营鞭炮的审批权；所以专门开鞭炮公司；其他人等一个鞭炮也不许卖。人事厅负责干部考试；所以自办印刷公司；所有考试资料考试卷子全部自印自卖。县委书记入股“山地庄园”；按照二八成分红。一个军官管着八十个战士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饮食起居；当然也管立功授奖入党提拔干部；所以就可以买回八十个收音机供战士选购；价格比商店里高出十几元。三十多岁的赵明非是中俄边境小城、黑龙江省绥芬河市的市长；也是个罕有的真正想要“出生入死”的官员。5月的第一个周末；他决定彻底离开 他的权力圈子；体验一回做商人的味道；就来到贸易早市；在数百名俄罗斯游客和中国商贩中间；花一块钱买了门票；又花两块钱租了自己的柜台；把带来的皮夹克和蜂王浆一一摆好。他说“下了班就不是市长；只是摆摊的”；又说“让长期蹲在机关里的干部尝试一下这种滋味；有助于打消‘官贵民贱’的思想。”但就在这时候；警察来了；说是保护他的安全。接着记者也来了；说是为第二天的报纸采访头条新闻。周围的人也发现这位摆摊的非同一般；全都围过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赵明非只好卷起他的皮夹克和蜂王浆；打道回府。 随着春去夏来；官员们表演的这场喜剧不那么引人入胜了；而群众的激情看起来更加炽烈。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历史必有其他内容；即使你百般抵赖百般约束百般净化；在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中间；都有可能潜伏着巨大的社会风尚；只不过需要加以培养；还需要爆发的契机。现在；深圳那一边；爆发的契机已经具备；连导火索都插好了；只等最后一个火星。 8月9日；正午时分；大街上疯狂的人群忽然不动了；张口结舌望着前边。他们看到了窗口上挂出的牌子：“表已售完”。有几秒钟；周围像死一般静。接着爆发出一阵绝望的喊声：“完了”。“完了”。“这才三个小时啊；怎么五百万张表就卖完了？” 有些人走了；更多的人还在坚持。又过了一天；10日；太阳又升起来了；人群中的绝望已经变成哀叹。满街还是人；可毕竟比昨天少多了。不过；留下来的都是些最愤怒也最坚强的人。“听说一会儿还有表卖呢。”有人这样说。没有人相信；人们正在传看当天的《深圳特区报》。报上明明登着一条消息。说“本次五百万张新股抽签表9日发售完毕”；还说“此次发售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可记者们私下不是这样议论的。那天晚上；一个记者；抽着一根香烟；半天说了一句话： “深圳；早该发生点什么了。” 民情本来已经到了自1989年以来最危险的时候；因此街头的人群很容易听信手段巧妙者的煽动。不过；说实话；当时最大的煽动者不是别人；正是在政府指导下出版的报纸。本来“认购券”这东西就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够公平之处；后来又出人意料地突然告罄；这就更加让人怀疑其中有弊。很明显；这时候最尖锐的问题已经不是“认购券”；而是老百姓的不满；他们感到政府及其属下的一帮官员与警察串通起来欺骗他们；就连他们曾经信任的记者也在撒谎。他们亲眼看到；那边停止发售的公告发出；这边就有不少穿着制服的人拿着表格跑来跑去；大把大把的；一点也不掩饰。可是报纸却再三地说什么“公平”；这还是那个刊登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纸吗？失望的人们把愤怒转向报社；到了中午十二时；深圳特区报社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堆人。有人痛骂；有人控诉。一对年轻的夫妇说他们是从潮州来的；举家出征。现在；男人说他在下午三点亲眼看见几个干部抬出一个矿泉水纸箱。有人怀疑这是在搞鬼；就冲过去；箱子跌落；翻过来；“哇！一箱表呀；好几捆呢。”那女人接过来继续控诉；声声都是泪：“我一下子不知哪儿来的伤心；哇啦哇啦哭起来了。”人们这样喊着；骂着；终于忍无可忍；当场点了一把火；把这天的《深圳特区报》给烧了。 烈焰熊熊；人声鼎沸。黄昏的时候落下一阵小雨；浇灭了地上的火；但是人们内心的怒火一点也没有要熄灭的样子。他们重新集结起来；兵分两路；也没有请公安局批准；就开始游行。一路向着金融中心挺进；另外一路涌向市政府。政府门前的广场上；已经竖立起大字横幅；上面写着“反对腐败”。人群在膨胀；白天散去的人现在又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有人在喊口号；有人在演讲；有人要冲进政府大楼；有人说要举行大游行大示威；要求政府重新派发“认购表”。不管谁喊了什么；都是群起响应。从 华联大厦到上海滨路；聚集着几万人；差不多都是外地的。一场雨把他们浇得精透；也把他们的希望浇灭了。“什么都没有得到；连一件干衣服都没有了。我感到自己简直像一条大风大雨中无家可归的野狗”。一个姓周的男人说；“他妈的；深圳太黑了。”几辆漂亮的轿车停在太平洋渔港附近；周觉得那些东西那么刺眼；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狠狠地甩了过去。 但就在这时；一队防暴警察开过来了；人人手持盾牌、警棍；还有好些老百姓看不明白的警具；列阵政府门前；壁垒森严。 政府大楼里的官员此刻急得团团转。“认购券”勉强卖完了；但政府的平衡各方利益的计划已彻底失败。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又是错上加错；不仅没有平息民怨；反而火上浇油。他们决定再次增加“赌注”。一个指挥部在政府大院的小楼上正式成立。指挥部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把宣传车开到广场一侧的深南路上；反复宣布政府的紧急决定。先说“一小撮坏人在闹事；是违法行为；希望大家不要上当；自动散开”；又说“市政府决定增发新股抽签表；8月11日下午开始；在各购买点排队购买。”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