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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4）
自从禹作敏的名言“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遭到严厉批判以来（关于这个人的故事我们后面还要提到）；人们还是第一次这样露骨地表示对钱的兴趣。泉州市市委书记张明俊这一年去了趟北欧；一路上感叹不已；回来就对北京的一个记者说；“我明白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了：我们是消灭了有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他们是消灭了无产阶级；都是有产阶级。”他是在说过去；现在的中国可不是这样了。钱不再是万恶之源；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当然也不再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了。不要说那些唱歌的和作戏的；就连人们心目中那些最神圣的殿堂也开始敛钱。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铁制护栏被拆除了；人民可以进入人民大会堂了；还可以在迎宾厅的巨幅画卷“江山如此多娇”前留影。这些都是十三年前那个春天发生的事情。当日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宣布这个“令人惊喜的决定”；还说是代表党中央的；很显然；那时这样做不是为了钱。此后每年有二百万人走进去；每个人购买两毛钱一张的门票。到了四年前的那个元旦；天安门城楼对普通人开放的时候；情形有些不一样了。上去一次要花十块钱（外国人要花三十块）。有四百三十五万个普通的中国人上去了；学着毛泽东的样子挥一挥手；再到厅内看看那一大片沙发；旁边木牌上的文字表明；这是“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同事们休息的地方”。可是现在还可以看到商品柜台；身穿天安门工作人员制服的小贩；在兜售纪念章、钥匙链、手镯、项链；造型平淡；做工粗糙；但都印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天安门”标记；所以富有魅力。那时候人们还很容易受“革命圣地”的诱惑；就如同现在人们喜欢追逐“耐克”和“波罗”一样。 数以亿计的小学生课本上都记载着；天安门广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课本上没有说的是；过去的一百年里；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广场像这个广场一样；成为一个民族的经久不衰的政治中心。集会、游行、检阅、接见、示威、演讲、绝食、散发传单、呼喊口号……现在这一切都被人们甩到脑后了。广场已不再仅仅是政治的象征；也是“聚宝盆”了；而且利润可观。人民大会堂也不再沉醉于精神的抚慰；那里面成立了一个“大会堂开发中心”。第一个要开发的是“几百名厨师的出路问题”。原来；这地方自1958年建成之时；就招来全国最优秀的厨师；专门满足国宴的饮食之需；没有宴会的时候就全都回家歇着。大家就这样过了三十多年；现在已经老了；却歇不住了；开始设想为那些没有权力但肯付钱的人做饭。报纸为此刊出一条带有广告味道的新闻；说这是让普通人“享受一下在国宴厅吃饭的滋味”。还有印着“人民大会堂”字样的筷子和牙签盒；全都标价出售。大红请柬上也有“人民大会堂”的图案。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成了有钱人的风尚；这一年至少开了一百次；十之八九是发布什么新产品或者新技术。这里所有的会议厅、宴会厅都能租来使用；身着“人民大会堂”工作装的男女工作人员也可以全程服务。根据当时的标价；召开这样一次会；要交四万至六万元；还不管晚饭；规模较小的只需六千元。无论大小；利润率都会超过百分之五十。在人民大会堂和有钱人之间牵线搭桥的人；差不多都是京城的编辑和记者；据说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人最多；然后是新华社、经济日报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国青年报社。在这些媒体机构里；谁是干这个的；人人心知肚明；只有他们的上司除外。 这一年4月的某一天；王府井大街南口和长安街交汇的地方；矗立起一块“麦当劳”的招牌；巨大的“M”；黄底红字；全世界都认识。不同的是；从现在起；这个把巨额利润与现代生活方式融会贯通的标志；就能和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泽东画像遥遥相望了。快餐店位于十字街头的东北角；也就是现在东方广场的最西边；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京城最繁华的所在。开业第一天；人满为患。除了抢购“巨无霸”的人；还有至少八十名大学生来寻找做钟点工的机会；工资按小时计算；比其他的餐馆高得多。可是你别以为端盘子洗碗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在这里工作的人；手脚要比在中餐馆快三倍。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腿脚利索；心眼灵光；脑子快；嘴更快；这种刚刚兴起的社会风尚在这家快餐店特别明显；但这里面的问题却是全国性的。80年代后几年世人争说的“脑体倒挂”———“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①；要到90年代末期才能彻底扭转；但若仔细回想；转折点其实是在1992年。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评论；《要发财；忙起来》；作者因此受到上级批评；证明那时官方的思想还是落在社会潮流的后面；可是社会风尚一旦兴起；就不是什么人能够阻止的。有人说；“该把这六个字当做中国人的新口号。”新口号没有叫响；那是因为人们真的“忙起来”了；顾不上喊口号。自从1月以来；房地产公司的总数增加了十倍；贸易公司的总数增加了一百倍！上海这座一千三百万人的城市中；每天诞生六十六家新的企业；北京人一向热衷于官场而淡于商场；大学毕业生通常是以进入政府机关为第一志愿的。可是在这个夏天；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一项调查说；百分之五十九的大学毕业生希望到不属于国家的企业去。那时候北京除了国有企业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企业；不过不要紧；每个月有两千家新企业申请注册；全都不是国有的。库存的营业执照一下子就发完了。工商局有些措手不及；跑到天津要来一万个。天津那一边更忙了；因为有一千五百个教授和高级工程师同时申办几百个公司。按照国家人事部事后的估计；这一年辞官下海者有十二万人；不辞官却又投身商业的人超过了一千万！另外还有大约数以百万计的教师、学生和科技人员在经商。这中间有个北京的教师；在“星期天市场”摆摊卖旧货。一个记者问：“周围的人怎么看你？”他说：“恨人有；笑人无；搂着‘铁饭碗’喝稀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人人都应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脱下虚伪的外衣；面对生活的挑战。”你可以想象；那些还没有“忙起来”的人心里是多么躁动不安。“眼看着别人纷纷兼职挣外快；心里着急啊。”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生说；“看来图书馆是坐不住了。” 如果一个曾经在80年代办过公司的人；到1992年又想起来要办公司；他就会发现世道真是不一样了。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人的“经商热”不是没有过；1984年有过一次；1987年是第二次；但是都被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整顿打断了。现在；国务院把那些年颁发出来约束人们经商行为的文件都找了出来；不是废止；就是修改；有四百多份。我们国家庞大的行政机构叠床架屋；一向仰仗“红头文件”的逐级颁发；或疾或缓地运转。现在中南海风气即开；各地群起响应；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牟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税务官员从来都是锱铢必较的；现在也大方了；说是可以不交营业税。皮包公司在1988年还是“过街老鼠”呢；政府严令除恶务尽；后来的战果是把至少一千个“皮包公司”给查封了。现在；报纸上公开为它们喊冤；说“皮包公司是商业领域的润滑剂！”学者们也开始编纂新时代的理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发起一次理论研讨会；说学者们达成了共识：“买空卖空”不是犯罪；是供求双方的“红娘”。同样的意思在吕梁山区一个地区行署专员的口里是这样表达的：“在上海戴手铐的；到了广东做报告。”据说这话最早是从山西说起来的；也许是贵州；很快就风行到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和西北。全中国都在传播着发财的欲望和浮躁；就像当初传播共产主义的理想和政治批判的激情一样。有个名叫王子才的贩子；利用长江流域的水道贩运鸡鸭已经有些年头了。四年前的一天；工商局副局长闯进门来；把他的公司查封了；因为“账上没有资金；只是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现在；王子才卷土重来；要求公司重新开张；还是“没有资金”；还是“买空卖空”；可那副局长这回很痛快地批准了；还说他是“昔日的罪魁；今天的功臣”。 现在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