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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焕酚只氐降诵∑绞种小Ａ柑斓摹暗勾汉惫螅槐本┑钠蚪贤晡洹�3月20日；二千九百多位人民代表和一千五百多位政协委员；再次回到人民大会堂。过去这几个星期；他们看到李鹏总理特别忙：召开第九十九次国务会议；批转“经济体制改革要点”；决定放开粮食价格；批准建设海南洋浦开发区；给四百名专家发津贴；把山西省长李振华撤了职；批准儿童发展纲要；还取消进口调节税。现在；他们又看到这位总理交来审议的那些问题：稳定的问题、治理整顿的问题、经济增长率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照理说；这些都是挺大的事；可是他们却兴奋不起来了；因为心里还有更大的事。大家都忙着在总理的工作报告里寻找邓小平南巡的蛛丝马 迹；可惜没有。这不能怪总理；这报告是在邓小平南巡的消息公开之前写成的；现在时移世易；他却来不及修改了；所以里面没有“一百年不动摇”；没有“主要是防止‘左’”；没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没有“那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没有“要害是姓‘社’姓‘资’”；没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朱森林的胸前挂着全国人民代表的红牌子；满面红光；胸有成竹。现在这位广东省长的话比李鹏总理的话还要惹人注目。一百多个记者围着他；只听他说了一句“小平同志1月在广东视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行动”；就满堂喝彩起来。 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找不到邓小平讲话的精髓；人民代表心中不满；又不便直说；只好拐弯抹角；纷纷述说自己什么时候去过深圳；看到那里如何好。北京的马耀骥说：“看与不看大不一样。”浙江的徐起超说：“深圳过去是个小渔村；我们宁波是个市；十余年过去了；差距拉得这么大。”内蒙古的王维珍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深圳人那种敢闯敢干敢改革敢开放的精神。”辽宁大学的校长冯玉忠感到困惑：为什么辽宁人吃的是广东饼干；喝的是广东饮料；穿的是广东衣服呢？为什么在电视上看到的广告也是广东比辽宁多？他去了深圳以后就不奇怪了。每天从早到晚都能看到工人在挑砖；简直是一路小跑；看不到工厂里的工人把手停下来；看不到商店里的营业员三五一群地闲聊。“目睹此景；我当时心里暗想；”冯玉忠说；“如果马克思活着看到这般劳动景象；他会说；我的后代懂得怎样搞社会主义了！”黑龙江省长邵奇惠说：“这些年；我们替广东操心操得太多了。操什么心呢？无非是怕人家担上姓‘资’的罪名。但广东却不为自己操心；因为不需要操心；也没有时间操心。”一个代表问：“这些就是深圳经验吗？”另一个代表说：“对了；先生孩子后起名；孩子没名字；没户口；都不要紧；但生孩子的事却耽误不得。”经济学家马洪一年以前还在论证百分之六的合理性①；现在却说“具备了加快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洪学智将军说他支持邓小平。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陆军上将杨白冰说：“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拥护、支持、参加和保卫改革开放。”他说；“说得形象一点；就是要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保驾护航’”。他这么一说；“保驾护航”这四个字就成了那个星期军队里的流行语。李鹏总理根据代表们的意见把工作报告修改了一百五十多处。代表们说；别的都是小事；至少有两条是大事；非加在报告里面不可：一个是“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一个是“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总理就痛痛快快地加上了。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4节 转折（4）
现在；全中国都听到改革开放的航船响起汽笛声声。深圳市委宣传部开足马力编辑《1992年邓小平与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这书的时候；在版权页上加了一个括号；说是“内部发行”；可是却又公开发出征订广告；全国新华书店都跑去订购。第一版印了十万册；两个星期以后又印了十二万册。有人感叹深圳纸贵；另一个人说；“整个深圳都‘贵’了。”第三个人说；“整个国家都‘贵’了。”春天和夏天之间的几个月里；有一百万官员去了深圳。“最多的一天”；政府接待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们同时迎接六十批考察团”。进出深圳的飞机火车人满为患：国务院的部长、省委书记和省长、市委书记和市长、县长、镇长、乡长、村支书；还有三十八名少将和二十六名中将。电视新闻中出现了这些军人的喜气洋洋的脸；一个“画外音”说：“将军们大开眼界；表示要为改革开放壮行色、助声威；保驾护航。”薄一波不再沉默；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是一次“关键时刻的关键谈话”；《半月谈》再也不必担心宣传部长指责他们只说“一面之词”了；它的“第十三期”豪迈地喊道： “让改革开放的旋风来得更猛烈些吧！” 计划经济的观念、反和平演变的观念、姓“社”姓“资”的观念、外资越多越反动的观念；已经出现瓦解之象。有人声讨两年多来的激进言论；有人批评政府官员的行政过于保守；这些对于“左”的人士来说都是不祥之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十多个学者聚在中央党校开会；也没有经过谁的批准。去年夏天这院子里的“学习班”没有了；班长的“和平演变三部曲”也藏之名山了；现在轮到下面这些人出山：王若水、李锐、孙长江、童大林、厉以宁、董辅秖、吴明瑜、戴园晨、蒋一苇、徐雪寒、吴敬琏、杜润生、吴象。一望而知；几乎都是“自由主义理论家”中最有名的人。过去两年半；这些人全都离中央党校远远的；也不说话；现在回来了；又说又笑。有个记者说：“中国经济理论界进入了空前的活跃阶段。”这不是夸张。上海把邓小平南巡的彩色巨照登在《解放日报》上；编辑做了一个标题《漫步》；又倡言“换脑筋”；说是“不换脑筋就换人”。北京也不再沉默。除了中央党校；还有世界观察研究所、《改革》杂志社、《经济参考报》、《中华工商时报》；都是这些人的讲坛。中国新闻社当时这样报道《改革》杂志社里的一个聚会：“品味邓公南巡讲话；议论中国改革大计；倾吐多年肺腑之言。反‘左’呼声四起；热烈掌声不断。”童大林说他是“梦寐以求”；感觉到“新的一页已经翻开”。徐雪寒年逾古稀；抱病跑来；颤抖地说：“我等邓小平这个讲话等了三年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说他反对新“凡事派”：“凡事都要问姓社姓资。”文人相轻是我们国家的传统；眼前这些理论家们在很多观点上并不能互相信服；可是这一次全都对吴明瑜“一致赞同”；就连高尚全和龚育之也在响应。后者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素以稳健著称；看来也是到了不吐不快的时候。他说这是“解放思想的再讨论”。这是把1992年和1978年相提并论了；与吴明瑜的说法异曲同工。中央党校副校长一开口；大家全开口；都说姓“社”姓“资”阻碍了改革；把中国搞得不能前进。校长乔石显然在纵容这些人。不过；乔石的办法比较含蓄；他没有跑到党校来；而是去了山西。在那里；他说邓的讲话“针对性很强”。针对什么呢？是“党内值得注意和应防止的问题及思想倾向”。问题和倾向又是什么？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万里那时候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前台的事情已经不再过问；现在也忍不住开口了。“防止‘左’；这是邓小平一贯的主张”；他说；“‘左’的干扰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 多年以后；历史家在谈论到这些故事时；把它叫做“改革派”的反攻。听听田纪云说的话就会知道：所谓“反攻”之说；尽管有点耸人听闻；但并非没有根据。这番话又是在中央党校讲的： 根本的问题是要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了个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 如果我们不清理一下“左”的东西；不把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问题稍加具体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实质上是加不快的。“左”的积习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就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左”的东西的表现很多：你要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治理整顿的成果；他就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这样的高度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有些人；一面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一面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