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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做这种试验，而是用了一支蜡烛。一个孩子可以因一次刺激即通过严重烧伤建立起条件反射；也可以多次呈现蜡烛的火焰，而且每次让火焰只使手指发热到缩手的程度，这样一来用不到严重的震惊便可建立起消极的条件反射。可是，建立没有震惊的消极反应是需要时间的。
今晚我不能过于详细地讲述在建立消极反应中涉及的一些有趣的心理和社会因素。
我能不能武断地说，我们的文明是建立在“不”和许多戒律之上的呢？以顺应方式生活于这种文明之中的个体，必须学会遵从这些戒律和“不”字。消极反应必须尽可能在心智健全的状态下建立起来，而不涉及强烈的情绪反应。例如，儿童和青少年不可以在马路上玩，不可以在汽车前奔跑，不可以与陌生的猫狗一起玩，不可以朝马脚那边跑并站在马脚下，不可以将武器指向人们，不可以冒染上性病或生私生子的险；他们不该做我所能提及的数千种其他的事。我并不是说社会要求的一切消极反应在道德标准上都是正确的＇当我说到道德标准时，我是指今天并不存在的新的实验伦理学（experimental ethics）＇。我不知道今天人们坚持的许多戒律是否最终有益于机体。我只不过说社会上存在着这些戒律——这是事实，假如我们生活于其中，那么当社会习俗说退回去时我们便必须退回去，否则我们一定会让我们的手受到猛击的惩罚。当然，世界上许多人的手是倔强的，他们干了许多禁止做的事，从而受到了随之而来的社会惩罚。这类人的数目在日益增加。这一现象意味着社会的尝试与错误实验正在成为可能——现在，在餐馆和旅馆中，甚至在家庭中容忍妇女吸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要社会通过它的一些代理者（例如政治制度、教会、家庭）统治着每项活动，那么便不可能对新的社会反应进行任何学习和任何试验。在以往20年间，我们已经目睹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显著变化，婚姻约束的显著减弱，政党全面控制的显著减少（也即实际上推翻了所有的君主政体），教会对真正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控制也显著减弱，以及对性的清规戒律的弱化，等等。当然，危险来自控制的迅速减弱，对行为新形式的尝试过于表面化，也来自未经充分试验便接受新的方法。
在建立消极反应中使用体罚
在家庭和学校里抚育儿童，体罚（corporal punishment）问题定期地冒出来供人们讨论。我认为我们的实验差不多解决了这个问题。惩罚是一个不该进入我们语言中来的词。
鞭打或棒击肉体是一种与我们种族一样历史悠久的习俗。甚至，现代对罪犯和儿童实施惩罚的观点，其根源来自教堂中古老的受虐狂实践。圣经意义上的惩罚，即“以眼还眼和以牙还牙”充斥着我们的社会和宗教生活。
对儿童惩罚肯定不是一种科学方法。作为父母、老师和法官，我们只对建立符合团体行为的个人行为感兴趣，或者说必须感兴趣。你们已经掌握了这样一种概念，即行为主义者是严格的决定论者——孩子或成人必须做他应该做的事。使一个人作出不同举止的唯一方法，首先是使他缺乏教养。然后再使他变得有教养。儿童和成人的行为不符合家庭和团体建立起来的行为准则，主要是由于下述事实，即家庭和团体未能在个体成长时期对他进行充分的训练。由于成长是伴随一生的，因此社会训练也应当在一生中贯彻始终。那么，个体（有缺陷者和精神变态者除外）误入“歧途”，也即背离确定的行为标准，便是我们的过错了——而所谓“我们的过错”，我是指家庭的过错、老师的过错和团体中每个成员的过错；我们已经忽视和正在忽视我们的机会。
不过，现在让我们回到鞭打和殴斗上来，对此不能原谅！
首先，当父母在家庭中实施体罚行为之前，这种偏离社会常规的行为便已经产生。条件反应无法通过这种不科学的过程而建立起来。认为在晚间狠揍一顿儿童，以便惩罚他在晨间的行为，这样可防止儿童今后的不良行为，这种主张是滑稽可笑的。同样可笑的是，从预防犯罪的观点看，我们的法律和司法的惩罚方式允许在一年中犯罪，而在一年或两年以后才实施惩罚——假如确实这样的话。
其次，鞭打多半用来作为父母或老师的情绪发泄（虐待狂式的）途径。
再次，当偏离社会常规的行为发生后立即施以殴打行为，就不会或不可能按照任何科学的处方加以调整。或者，它可能十分温和，其刺激强度不足以建立条件化的消极反应；或者，它可能十分厉害，从而严重扰乱了孩子的整个内脏系统；或者，偏离社会常规的行为并不经常地伴随着惩罚，以便满足建立一种消极反应所需的科学条件；或者，最后一种情况，殴打如此经常地反复进行，结果失去了其一切效果——终于形成了习惯，可能导致人们称之为“受虐狂”（masochism）的心理病理状态。这是个体对不愉快刺激作出积极反应（positive responses）的一种病态反应。
那么，我们如何建立消极反应呢？我完全相信，当孩子把手指放进嘴里时，当孩子经常玩弄其生殖器时，当他伸手取物并把玻璃碟子和盘子拉下来时，或者当孩子旋开煤气开关或自来水龙头时，如果被当场发现，父母会立即以一种完全客观的方式敲击孩子的手指头——就像行为主义者对任何特定的物体建立一种消极的或退缩的反应时实施的电击一样客观。社会，包括群体和双亲，往往对年龄较大的孩子使用口头的“不”字来代替殴打。当然，使用“不”字是必要的，可是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对环境作出重新安排，以便孩子和成人不得不建立的消极反应会越来越少。
在建立消极反应的整个系统中存在着一种不好的特征，也即父母卷入了这一情境——我的意思是说，它成了惩罚制度的一部分。孩子长大之后“憎恨”那个经常打他的人——通常是父亲。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会进行一项试验，即在桌子上安置电线，以便孩子伸手取玻璃杯或者易碎的花瓶时会受到惩罚，而在他伸手取玩具或其他东西时则不受惩罚，也就是在取得玩具时不受电击。换言之，我想使物体和生活情境建立起它们自己的消极反应。
目前对犯罪的惩罚方式是欧洲中世纪的遗风
我们在儿童教养过程中谈到的惩罚问题同样适用于成人的犯罪领域。根据我的观点，只有病人或心理变态者（疯子）或未受教养（从社会角度讲未受教养）的个体才会犯罪，因此，社会应当只对以下两件事感兴趣：
（1）务必使疯子或心理变态者尽可能地恢复健康，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应当把他们放在管理良好的（非政治性的）精神病院里，以便他们不受到伤害。同时，他们也不会对群体的其他成员构成伤害。换言之，这些异常者的命运应当掌握在医务人员（精神病医生）手中。至于毫无希望的疯子该不该用醚麻醉（etherized）的问题也不时地被提出来。除了夸张的意见和中世纪宗教的契约之外，看来没有任何理由去反对它。
（2）务必使社会上未受教养的个体，也即不属于精神病患者或精神变态者的人，都置于可以接受培养的场所，送他们上学，让他们学习，而不考虑他们的年龄、行业，使他们接受文化，使他们社会化。此外，在此期间，应当把他们置于不能对群体其他成员构成伤害的地方。这样的教育和训练可能要花10~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种教育训练对于他们重新进入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未能接受这种训练，那么他们便会经常受到约束，而且被迫赚取每天的面包，在许多制造业和农场里劳动，舍此是万万不能的。任何人——包括罪犯或其他人，都不应当被剥夺空气、阳光、食物、训练，以及生活所必需的其他一些生理条件，这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每天苦干12小时也不会对任何人构成伤害。需要给予额外训练的一些个体应当交到行为主义者手中。
很自然，这样一种观点完全废除了刑法（但是并没有废除政策的制定）。它自然而然地废除了刑律和判例，而且也废除了审判罪犯的法庭。许多有名望的法官实质上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只有到自然界在某次巨大的剧变中把一切法律书籍都付之一炬，并且所有的律师和法官突然决定成为行为主义者的时候，我才会看到目前的报复或惩罚理论让位于一种科学理论。这种科学理论建立在我们所了解的关于条件性情绪反应的建立和消退的基础之上。
树立消极反应和预防自杀
我们上述关于消极反应的讨论使我陷入沉思。我曾经常常怀疑，为什么某些行为主义的伦理学专家没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些言语刺激＇如果你愿意的话，称它们为“动机”（motives）或“社会价值”（social values）也无妨＇。它们将帮助受过教育的人，甚至老于世故的人在身处逆境时也能继续生存下去。当一个人处于持续饥饿状态、寒冷、被遗弃、被虐待、被误解，以及悲伤和痛苦之时为什么还应该生存下去？以三种“需要”（needs）为基础的社会学（这三种“需要”是食物、性和住所）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在这种环境下继续生存无法用积极反应的理由加以合理地说明，不管这些积极反应是什么，或者其数目有多少。我们继续生存下去的原因在于，无条件的和条件的消极反应使我们不可能在正常的条件下采取必要的积极的步骤来结束我们的生存。我们可能把自己伪装起来，沉溺于一切我们喜欢的感伤的胡言乱语，谈论生活和爱情的乐趣，这些事实似乎就像我已经陈述过的那样。但是我们从幼儿时期起就被教导说，自杀证明我们有罪。我们从儿时起就牢固树立起了对利器和毒品的消极反应（条件化的视觉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