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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都作为犹太民族在流散时期的一种有代表性的生存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可被视做犹太人在异质文化领域中的“文化飞地”。因为隔都内有健全的机构设施和法律规章，事实上构成了犹太文化主体下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存在单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隔都形成了一个“政府中的政府”；在隔都生活中，犹太人同政府发生联系只是出于加强集聚能力方面的需要，而政府几乎不承认他们自己作为个体的这种存在。犹太社区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代表着隔都里的居民，它适时任命自己的代表，并赋予他们司法和政治上的权力，从而能够使他们代表他们开展工作。隔都生活的中心当然还是犹太教堂，这是再小的隔都也必不可少的；因为犹太教堂不仅是犹太人精神生活的场所，也是犹太精神的一种象征，是犹太人精神信仰的现实寄托。同时，隔都内还建有犹太人自己的学校，因为在犹太人的生活框架中，学校永远占据着头等重要的地位。在那里，除了教授当地语的基本课程之外，还教授希伯来语、《摩西五经》（即托拉）等犹太传统文化。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学校运转的费用全部来自自愿捐赠，而且比较贫穷的小学生可以在那里免费用餐，每年入冬的时候，还会有人捐赠皮靴和棉衣。除了教堂和学校外，隔都内还设有浴池、面包房、屠宰场、旅社、公墓甚至监狱。
历史上最有名的隔都是布拉格的隔都，它是流落异乡的犹太人最著名的居住地之一，并以“以色列的城市和母亲”著称。今天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博物馆，其中展出的残存物是四十代犹太居民以及某些犹太社团的遗产。在布拉格隔都中，最著名的建筑物是13世纪下半叶兴建的阿尔特诺伊叙尔犹太教堂。它和坐落在附近的犹太参议会是这个著名的犹太居住区的象征。今天，这个会堂和犹太公墓依然存在。特别是那个用各式各样的石碑装饰起来的公墓，为人们提供了布拉格犹太人生活的丰富资料。
可见，隔都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它如实反应了外部世界的每一个方面，同时又为它染上了显著的犹太色彩。隔都内完善的组织构成为犹太文化的保持和传递提供了必要和有力的保证，在犹太文化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圣经》时代所形成的犹太文化传统在流散过程中，由于有了隔都这一有效的文化载体而得以完整而成功地延展，从而被称为保护犹太文化传统的“文化栅栏”。
不过，隔都终究不是一堵不透风的铁墙，“否则文化的真空也将导致文化的死亡”。到了18世纪的后半叶，隔都高墙上的裂缝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法国大革命和工业化的冲击，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隔都的高墙再也不能成为隔绝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有效屏障；隔都的界限开始模糊，相对松散的隔都和社团生活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壁垒森严的隔都。
反犹主义与多灾多难的犹太人（4） 不过，在有形的隔都隔绝之墙弱化的同时，一堵无形的精神之墙——精神隔都，仍然规范和维护着犹太人的现世生活和历史传统。精神隔都作为一种与传统的隔都生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事实，指的是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在改变了传统的隔都生活的情况下，仍然具有一种深刻的精神和文化联系。走出了隔都的犹太人，虽然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严格地恪守隔都的规范，但是由于其内心的情感积淀，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与犹太传统和他们的犹太同胞保持一种天然的联系，从而构建了精神隔都这一犹太文化中的重要事实。
如果说中世纪仇恨犹太人的形式是因为犹太人的分离主义，那么近代反犹主义的根源则在于，犹太人被看作是不可救药的，因为他们宁可被驱逐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的血统把他们打入了一种仅靠自己的努力永远无法改变的低下地位。
现代反犹主义的口号是：犹太人信仰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这个人种是肮脏的。反犹主义曾警告说：应该禁止他们在外表上变得像非犹太人，如若不然，他们必然会闯进非犹太人的社会，并且用他们那种恶劣的社会和精神品质对其产生污染。他们应当受到隔离，不然他们就会败坏国家的政治、商业、报刊和艺术。但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隔离，所以只有一种补救的办法——那就是灭绝。这种对犹太人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就是因为犹太人拒绝同他们的邻人一样而对他们进行迫害。因此，中世纪以来驱逐犹太人的动机亦由政治、经济因素发展到针对种族。
20世纪是长达两千年以来反犹主义最猖獗的年代，以纳粹为首的反犹主义罪恶势力把对犹太人的屠杀推向极端。特别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被屠杀的犹太人数占当时全世界犹太总人口的1/3以上。在欧洲，平均每7个犹太人当中就有6个遭到杀害。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民族经历过如此残暴和巨大的浩劫。现代心理学家把反犹主义解释为一种由于紧张或心理不健全而产生的厌恶感，是一种现代民众不安感的投射现象，是那种把自身的不安归集到自身以外某一物体上的心理的必然结果；而犹太人则成为能够满足这一偏执狂基本需要的、可以随时随地被归罪的替罪羊。
犹太民族的不幸就在于他们先将自己与其他民族分离开来，而这种分离又不幸地成为其他民族迫害的对象。
“夏洛克”与世人心目中的“犹太人”（1） 图2…4莎士比亚，伟大的英国剧作家、诗人。《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的早期喜剧之一，其内容经过几个世纪的传播，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剧中唯一的反面角色夏洛克，由于其特殊的犹太身份，自然成为莎剧中最有阅读张力、最具文化争议的角色之一。虽然夏洛克只是莎翁笔下的一个文学形象，但是他的遭遇却代表了整个犹太民族真实的历史境遇。
在莎剧《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身份首先是一个犹太人；剧中也多次以“犹太人”或者“好犹太人”一词来指代夏洛克。对于“犹太人”这个字眼，人们历来褒贬不一，但奇怪的是犹太人总是受到格外的瞩目，正如犹太作家路德维希·伯尔内所说：“真是一桩奇事，我本人身受了近千次，可依旧总是那么新鲜。这些人斥责我，因为我是犹太人。有些人因为我是犹太人而宽恕我，还有一些人因为我是犹太人而称赞我，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想到我是犹太人，他们好像在不可思议的犹太怪圈子里着了迷，没有人能跳出来。”犹太人为什么如此受到世人的注视？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标记吗？他们的独特性或者说犹太性到底在哪里？
如前所述，一般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犹太教。
犹太人绝对地信奉由他们的祖先流传给他们，并且把所有的犹太人团结成为一群具有共同信仰的兄弟的宗教；犹太人从来也没有怀疑过作为一个犹太人的优越感。可见，把这种自信和凝聚力传递给犹太人的，正是他们的信仰。对于犹太人来说，有可能获得拯救的唯一途径就是始终保持对自己民族信仰的忠诚。因此，有名有姓的夏洛克总是被他的邻居们以“犹太人”相称，而夏洛克本人也乐于接受这一称呼，并且主动地将自己和基督徒们划分开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威尼斯商人》是一出喜剧，但也是莎士比亚的喜剧中最富于悲剧性者。很多人觉得夏洛克的狡猾凶狠是极其可恶的，而他的受窘与被罚则是十分可乐的；对居住在威尼斯的基督徒安东尼奥和他的朋友们来说，夏洛克更是犹太恶棍和魔鬼的化身。笔者则认为，备受歧视的夏洛克所代表的是整个受压迫的犹太民族，夏洛克的遭遇恰恰反映了当时反犹主义浪潮在欧洲肆虐的事实。犹太文学家、诗人海涅在观看了莎剧《威尼斯商人》之后，就曾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民族（犹太民族）不知为了什么神秘的缘故，竟然受着上下流社会的嫉恨。”
让我们来看看夏洛克和安东尼奥的对话。“安东尼奥先生，在商场上你时常辱骂我贪财好利，我总是耸耸肩忍受下去，因为忍耐是我们民族的标记。你骂我是宗教叛徒，凶残的恶狗，在我的犹太袍上唾痰……就是你，曾经吐痰在我的胡须上，像踢野狗似的把我踢出门外。但现在你要借钱。我应该说什么呢？我是不是该说：一条狗会有钱？……或者是我应该深深地鞠躬，打着奴才的腔调，毕恭毕敬地说：先生，上星期三你吐痰在我身上，某日你又踢我一脚，又有一次你骂我为狗……”安东尼奥回答说：“我以后还许再这样骂你，唾你，踢你……”
夏洛克遭受如此侮辱，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是一个犹太人。
可以说，夏洛克被安东尼奥敌视的原因，可能正是夏洛克本人引以为荣的犹太情节或者是他作为犹太人的特殊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这种犹太情节，在安东尼奥眼中又恰恰是夏洛克或者犹太人骄傲自大的分离主义。以色列历史学家阿巴·埃班在其著作《犹太史》一书中曾提到：“在约瑟统治时期，……阻碍同埃及社会融合的主要原因还是以色列人的宗教观点。”犹太哲学家开普兰在其著作《犹太教：一种文明》中写道：“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开始，犹太人就因为表现出这种所谓的骄傲自大而被世人所反感和厌弃。”
很多犹太人不得不通过踏上背教改宗之路以逃避自己悲惨的命运。海涅在被强迫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之后，发明了一句巧妙的遁词，即：犹太教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不幸。
“夏洛克”与世人心目中的“犹太人”（2） 在奉基督教为圭臬的威尼斯，夏洛克作为一个犹太异教徒以及文化异己者，自然也是被迫背教改宗的对象。但是，尽管夏洛克在威尼斯饱受欺凌，被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