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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中等抗日根据地。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抗日根据地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再发展和再创造。
第二、抗日根据地的存在打乱了敌人作战前方和后方非划分，形成了多层复杂的包围和反包围、犬牙交错的战争势态，这是使敌人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相持阶段后，日寇和国民党政府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把敌后看成是非常重要的战场，这正显示了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地位。
第四、抗日根据地长期抗击日军，消耗和牵制敌人大量兵力，这是导致战争最后胜利和抗战国事能真正落到人民手中的决定因素。战斗在白山黑水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十分活跃，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打击敌人。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大批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涌向延安，经过培养训练后，又从这里奔赴抗日前线。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发展，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大作用，是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条件。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那个是主要战场，是个存有争议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更重视日本战史的看法，
研究华北敌后战场，不仅要研读我方的论著，还应研读日方的战史。由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文简称日军战史）就是一部日军在华北的作战史。此书编写的立场、观点当然是站在敌对的方面，所采用的资料不可避免地要带有侵略者的偏见，其真实程度，
特别是书中所列举的“战况”及“战果”都有很大的水分；尽管如此，此书还是得出了“中共是致命的祸患”，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结论。因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此书仍有其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日本侵华直接面对的就是由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性质完全不同的两支军队。究竟应该以谁作为作战的主要对象，日军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战争初期，他们全力以赴进攻国民党正规军，并没有把共产党的八路军放在眼里。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展开，华北日军开始重视中共的武装。据日军战史记载，1938 年9 月15 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在报告中指出：皇军威力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全区。因此必须彻底扫除，以绝后患。1938 年11 月18 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编写的情报记录写道：“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是日军第一次明确在华北占领区以共产党军队为主要作战目标。1939 年12 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进一步指出：“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注：该书中的所谓“治安肃正”、“肃正作战”、“肃正建设”等，其中“肃正”一词，不仅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军事侵略，同时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侵略行动。——笔者）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的1940 年肃正工作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1940 年8 月，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组织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进行了以破坏正太路为重点的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太原——石家庄，是敌人连接陕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战史记载：“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
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也震惊了敌人，使日本侵略者重新认识中共：“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的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此后，日军迅速抽调大量兵力回师华北，连续对我根
据地进行“扫荡”，并实行更为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从1941年春到1942 年秋，日军在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手段一次比一次野蛮、毒辣。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极为困难的时期。
应该指出，日本华北方面军虽然明确将共军作为主要的作战目标，但在战场上，这种认识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加以实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识与实际的不统一呢？《华北治安战》写道：按照战争的目的，对于互有矛盾的重庆和中共两方，究竟以哪一方为真正的敌人模糊不清，难以确定。在战场第一线应该以谁为打击目标，就更难判断了。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是完全不同。该书还写道：当逐渐认识到渗透占领区的中共势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症结时，方考虑到要以对共措施作为治安战的重点。然而，这种认识的转变，实际上为时已晚，而且很不彻底。究其原因，固然由于中国派遣军及中央的基本布局，一贯以重庆势力为主要敌人，粉碎其继续作战企图为目标，致使作战观念不能统一。但是，归根到底，不可忽视的一点，却是多年来存在与整个陆军的“歼灭野战军”的战略教条所起的作用。
2、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为八路军规定了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规定了基本的战术原则：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华北治安战》写道：（在涞源、灵邱及涿鹿南方山地一带的八路军），他们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望风扑影，劳而无功的讨伐，也实在不少。1939 年5 月，日本侵略者分兵多路，再一次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围攻，同样，再一次以失败而告终。日军第109 师团参谋山崎重三郎大尉这样总结：1939 年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 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此，从未进行过正规的战斗。参加此次围攻的日军第36 师团的参谋小崛晃中尉回忆：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宛如坠在五里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虽然采用在满洲实行的分进合击治安讨伐方式，但由于中共方面的情报活动周密而巧妙，我方的期望终归落空，毫无结果。1943 年春，日军在再一次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进攻。对此次作战，日军井手大佐总结道：共军的战斗意志极为坚强，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坚持抵抗。冀西地区为山岳地带，地形错综复杂，我方部队前进多受阻碍。共军则由于熟悉地形，民众又完全在其控制之下，退避、隐藏极为容易。日军虽煞费苦心构成包围网，但因网眼过大，致使敌大股部队得以逃脱。因此，对该地区每年虽实行讨伐作战，但从整个情况来看，与敌人部队作战或得到捕捉部队的机会却极少。从1942 年至1944 年，一直在鲁南作战的日军第59 师团参谋折田贞重大佐有如下回忆：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幸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另一侵略者也有类似的哀叹：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百团大战中，我军的扫荡作战仅是将其驱散，殆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于徒劳。对擅长游击战及退避战术的共军，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甚微。八路军主动、灵活的游击战，使日军伤透了脑筋。对于优势的敌人，八路军采取退避战术，使日军无法捕捉；“对于劣势的日军，则出乎意料地勇敢进行挑战，并突然袭击企图歼灭。”1939 年秋末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就是在敌后战场进行有条件下的运动战的非常成功的范例。这个胜利，击毙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震惊了敌军，震动了全国。对此，日军战史这样记载：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于（1939 年）10 月下旬对灵邱方面进行讨伐以后，率领独立步兵大队（大队长：辻村吉宪）到达涞源，当即命令担任该县警备的独立步兵第四大队（大队长：堤赳中佐）进行讨伐准备。31 日，旅团长作了必要的部署。两讨伐队2 日半夜，从长城出发。辻村讨伐队3 日晨，到达雁宿崖南方险峻的长隘路时，突然遭到共军的伏击，讨伐队立即展开攻击，极力奋战，但共军的士气也很旺盛，激战持续终日。（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此役日军除13 名生俘外，六百多名大部被歼，仅极少数漏网。）3 日中午，旅团长得知雁宿崖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增援辻村讨伐队。但是，共军在我增援部队到达以前，于4 日凌晨前，即已撤离战场。5 日，旅团长判断“敌主力已向司格庄方面退走”，决定“迅速追击敌之主力，并将其捕获”。6 日晨，旅团按照预定计划开始前进。途中驱逐小股敌人后，于同日黄昏，进入黄土岭村落。当面之敌并不与我正式交战，仅保持着接触而潜伏于四周的山中，估计敌人主力已向乔家河方向退却。次晨旅团长根据敌人的行动，作出以下判断：“敌以一部引诱我方，而主力向黄土岭附近集结，企图从我旅团背后进行攻击。”因此，旅团做了返回部署。前夜以来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