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再说，孟老、范副总他们也没有和他明确自己到底算啥？打工还是合伙人？如果算打工？那就该明确个基本工资呀！如果算合伙？可他们全是成了干手，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这干手怎么沾的上芝麻呀？
萧志平决定先回家再说，如果他们能筹集到资金自己再过来也不迟。因此，箫支平对范副总说；“你们先回武汉好了，我得回家一趟，都离开家一个多星期了。我也没给家里打个电话，老婆还不知道我在哪？在干些啥？我也没告诉她我来武汉了”
范副总对箫支平说；“孟老叫你和我们一道商量着筹划公司，你咋要跑呢？”
箫支平对范副总说；“呵呵，不是我要逃，我是想先回家安排一下再去武汉。你们在武汉先蕴量一下具体如何运作。反正老韩有我家的电话，有急事的话，给我家打电话就是了。”
范副总对箫支平说；“那好吧！希望你早点回武汉来。”
箫支平说；“好的、好的。”
……
箫支平决定回归，还有几个方面考虑。一是，孟老他们根本就只有满腔热血，没有深邃的思维和完整的想法。二是，缺乏一位真正能主持大局的人。三是，他们没有给自己一个“定位”，像是无头的苍蝇乱撞。四是，他们就是会异想天开，干手沾芝麻、空麻袋背米、空手套白狼。五是，和他们之间年龄悬殊太大，怕有代沟。
如果，他们确实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哪怕让自己打工，工资低点他都愿意。闯荡江湖积累点经验也未尝不可嘛！但和他们唱“空城计”来一起创业，恐怕成功的概率非常小。
……
箫支平从平江县城乘长途公共汽车取道先达株洲。然后，再从株洲乘火车回省城。回省城后，他也一直没有接到过老韩来的电话。他自己又没有留下武汉的电话，他当然是自己该干吗干吗了。
箫支平回来后还是照原跑他的单帮。不过，单帮生意也是越来越难做了。清醒过来的人们，尤其是“官爷”亲戚们，也像一窝蜂样纷纷加入“倒爷”行列。这僧多粥少，利润当然也就越来越小了。加上，计划内的物质材料也越来越管得紧了。
他偶尔也接点案子，做做诉讼代理人、委托代理人帮别人打打官司。哪时的人们，法律意识不是很强，加上，他也不属于专职律师，也没有私营的律师事务所。也没有办法合法的收取律师费。所以，多数还是纯属帮忙性质。
其实，并不是他不想做名专职律师，问题是，哪个时候，没有民间律师事务所的存在。社会环境也没有把律师这行当列入为独立的个体。
当时的律师也只是个摆设，走走过场。没有谁会去买他们的账。他们基本上属于“后娘养的”一样，根本没有说话的分。尤其是“刑案”，那时的法官，多数是以口供作为定罪依据。而公安机关办案又习惯于屈打成招。所以，出现大量的“冤、假、错”案就不奇怪了。
特别让箫支平无法容忍的是，高高在上的法官们，几乎把律师们当着原告、被告的传话工具。有什么要求，都是通过律师们转告，律师倒成了“行贿受贿”的媒介。说的更难听点，几乎就是个拉皮条的角色。
如果说，法官们收了代理方的好处，真的为其办事，那似乎还好些。问题是很多的案例，好处是收了，可官司还是输了，这作为“媒介”的律师和“诈骗”犯有什么两样呢？
所以，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大盖帽，两边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律师跑断两只脚，一根稻草捞不着。”
有一次，有一外商来本省投资的合资企业欠原告一笔原料货款。原本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官司输赢不会有太大的争议。最多在归还期限中还有点空子可钻。可原告方的请客，送礼，钓鱼等花钱的活动，全是法官们授意萧志平来安排的。原告方确实也花了不少钱。到最后法官却说；“市府说了，外商可以解决本市500多号人的吃饭问题，你原告方能解决多少？再说，假如外商输了官司，谁还敢来本省投资？”
原来被告方打通了市府的政要，政府出面干预，岂有官司不输的道理？谁都明白权大于法也是一大特色。没办法，原告遇上这种事，也只好认倒霉了。他只能指着箫支平的鼻子把他臭骂一顿，怨气冲天的对萧志平说；“你他妈的真是个大混蛋！……”
……
正式下海
应该承认，我们的民族，是勤劳、勇敢、而又智慧的民族。中国人的聪敏才智应该说，是举世公认的。但属不属于最优秀民族，就要看站在那种角度去理解了。
道理我们谁都明白，团结就是力量。“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可中国人的团队精神，是不如很多民族的。中国人还是挺喜欢“窝里斗”。
导致这种原因，主要应该是诚信、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不够。这种的文化底蕴实际上限制了很多的创造力和自我发展的空间。
箫支平从深圳回来不久，郑宝玲就主动找到他，和他商量合作开办正式公司。一切从头做起，商量他们合伙创办个“五交化经营部”。打算正规的，合法的、正儿八经步入商海。此意也正合箫支平之意。
箫支平一直很想自己注册一个公司，可是，自己还是在家长期病休拿60％工资的在职人员，不属于待业人员，因此，是没有资格、也不能够做企业法人的。
郑宝玲是下放知青回城的待业人员，是国家鼓励、扶持择业的对象。她来做企业法人，还能有减免部分所得税优惠，让她来做这个企业法人是再合适不过了。
郑宝玲比箫支平年长6/7岁，是位大姐式人物。北京之行，她对箫支平的印象非常好。她个头不高，160左右，有点近视，戴副眼镜。给人的感觉不像是个商人，倒更像是位中学教师。
不过，她还不属于哪种，一见就会让人有非分之想、风情万种的女人。
她的优点是，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和蔼可亲。缺点是，不善言辞，不算随和。思辨能力和工作能力都不是很强。箫志平的缺点是，社会阅历，社会圈子不是很大。本来郑、箫合作，可算得上是天作之合。
商定好后，前期工作，包括跑工商局、税务局、审计局、物价局、刻公章、法人章、财务章、银行开户等，全部都是萧志平一人去跑，好在箫支平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在开设基本账户的同时，秘密开设了个一般账户，有备无患。
那时候办理营业执照，企业性质，基本上都是“戴红帽”的集体或全名所有制。因为，这种性质的营业执照，比较容易审批。
有主管单位的营业执照，注册资金不需要到位审计，只要有主管单位盖个公章，审计部门就会批准。所以，那时戴帽的皮包公司，满天下都是。
他们在比较冷清的一条小街道上租了个门面，选着偏僻主要是考虑门面租金便宜。门面是通道式内外两间。他们整了四张办公桌。里间，摆放两组办公桌，外间，摆设一套组合沙发作为会客厅。他们也没请伙计，创业初级阶段，也用不着摆谱。都是老板兼伙计，哪来的什么老板、伙计之分呢？反正他们也不搞零售，主要做的是买空卖空、倒来倒去的二传手买卖。
应该说，他们也属于皮包公司，账面没存放多少资金，没有库存。唯独比拎在手上的皮包公司好点点的是有个办公场所。比起纯把公章放入手提包的内的“提包公司”略显正规些。
原本，他们商定的合作方式，是五五分成。也就是说，不去计较个人贡献大小，所创利润一律平分。
刚开始，他们全是凭着社会关系和政策管理漏洞做生意。他们除了不拐卖人口、不倒卖军火、不买卖枪炮子弹、不贩卖毒品，其他的，有什么做就做什么。可以坦率的说，是地地道道的万精油公司。
郑保玲的老公原是国家级运动员，后转为教练。因患有严重肝病，长期在家卧床休息，患有肝病的人肝火特别旺。所以，脾气非常暴躁。性格内向的郑保玲见到他，如同老鼠见到猫。
虽说他脾气很坏，可社会关系网比较多。郑保玲基本都是靠他的关系做买卖。萧支平还不行，不到30岁的年龄，直接掌握实权的人关系不是很多，拐弯抹角的关系又不牢靠。所以，业务信息和利润，主要还是来源于这位郑大姐。
当时，有位在塑料厂做“一把手”的老宋，是郑大姐老公的同学。他可算得上是当时经营部的“财神爷”，是经营部原始资金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当然，这做的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生意，是彼此互惠互利的，是双赢。
这家塑料厂，主要是生产农用“塑料薄膜”。在那“塑料粒子”非常紧张的年代。物质局每月要划拨数百吨计划内的“塑料粒子”给厂里作为生产原料。
可很多的奇怪现象就是无法让人理解，他们拿到的塑料粒子比市场价低数千元，可生产“塑料薄膜”越多，就亏损越多。还真不如直接买原料赚钱，反正国家也提倡“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厂里能盈利才是硬道理。只不过稍微动点歪脑筋就是了，厂里给经营部开出的发票不写明塑料粒子，而是“农用薄膜”就能瞒过上级领导的核查了。
当然，他们也不敢全面停工、停产的把计划内原材料全部卖了，农资公司也不是傻瓜，他们可是要来索取定额的。厂家理所当然的会找点，设备陈旧，废品率高等理由，七扣八扣。再送点好处给农资公司头头，问题也就全解决了。最终吃亏的当然还是农民伯伯了。
……
各自为阵
中国有句古话；“舍得、舍得，有舍就有得”。其实这句话实际蕴藏着人生很多的哲理。这也是本民族文化“大智若愚”的经典所在。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就很少人能达到如此境界。没有多少人是愿意吃眼前亏的。
原本郑宝玲老公并没有资格参与“经营部”事务。可计划内的“塑料粒子”，是通过他的关系搞到手的，凭什么让箫支平分去一半利润？
他开始吵吵囔囔的要求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