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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真本事，就会露馅；吹毛求疵的人，好像很精明，实际上只会添麻烦；动不动就答应给人这样那样好处的人，好像乐于施惠，但这种人常常说了不算；当面百依百顺的人，貌似忠诚，然而这种人大多是阳奉阴违之辈。老子也说过，真实的话不漂亮动听，漂亮动听的话不真实，善良的人不巧牙利舌，巧牙利舌的人未必善良；真知真觉的人不空谈，喜欢空谈的人不是真知。
清朝一位叫王庭奎的人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诚实的话不一定美丽动听，美丽动听的话往往不能相信；喜好当面吹捧别人的人，也喜好背后诋毁别人。谦虚是美德，但过于谦虚的人，可能心中有诈；沉默是良好的品行，但有意不露声色的人，可能藏有奸谋。有些人虽是笑脸相应，内心未必友善；有些人虽是痛哭流涕，心里未必很悲伤。批评我而恰当的人，是我的老师；肯定我而恰当的人，是我的朋友；不当地恭维奉承讨好我的人，就是伤害我的人。说别人的坏话，不能称之为直爽；帮助别人做坏事，不能叫做讲义气。厚赠钱财、言辞甜美的人———“厚币甘言”者往往另有所图，实为行贿，诱人徇情枉法。此等人物古已有之，后来者不绝，今人亦不能不提防……
以上这些就是不为表象遮望眼的一些经验之谈，我们在看人、识人时可以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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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来一双慧眼（4）
再讲述一个雷英夫准确断敌情的故事（事见军事谊文出版社1998年《司令部建设———参谋工作》一书）：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人民军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把李伪军赶到朝鲜东南角一带。这时，苏联领导和朝鲜领导人对形势估计很乐观，预料全面胜利在即。由此看来，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是个世界性的通病。
时任周恩来总理军事秘书、总参作战室主任的雷英夫同志，在组织参谋人员分析朝鲜战争状态时认为，美军不会甘心失败，很可能组织驻日本的两个师（战略预备队）在朝鲜中部的仁川登陆，截断朝鲜人民军的后路，以图改变朝鲜战局。雷英夫把这个看法告诉了周总理，说不要认为人民军的胜利指日可待，现实存在很大的危险，美国有很大的战略企图。周总理听了，感到这个意见很重要，马上带着他一块儿去见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听汇报时说：“有道理，有道理。”
雷英夫很有把握地说：主席，美国人要登陆，有三个涨潮时间可以利用。一是９月１５日，二是１０月１１日，三是１１月３日。相比较，９月１５日可能性最大，一方面这天有两次涨潮时间，再就是等的时间不可能太久，再拖下去不好办了。毛主席听后马上指示，立即通知情报部门，密切关注美、英、日的动向；立即把这些情况和看法通报斯大林和金日成；立即通知十三兵团加紧准备，###月份一旦有事，马上行动。
后来的情况证明了雷英夫的判断极为准确。毛主席高兴地说押不要认为美国如何如何，我们的小参谋就能预测出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行动，而且那么准确，这可以说在军事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不被假象所迷惑，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迷信定论。迷信已有的定论，容易限制人们的眼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认识水平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过去形成的不少定论，有的可能过时了，而有一些定论压根就是不正确的。比如哥白尼发现日心说以前，太阳围着地球转已经是定论，如果人们一直对此迷信不疑，那么就只好永远错下去。实际上，这一定论本身就是被假象所迷惑的结果。
我们过去学习历史，一直对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秦军在长平坑俘４０万的说法深信不疑。书中讲到，公元前２６０年，秦赵两国的军队战于长平，赵括兵败，率领军队投降，他手下的士兵４０多万人被秦军全部活埋。北宋时期的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也认为长平之战赵军４０万人被杀害。有两个大家在两本名著里认定，因此，人们有理由坚信，这件事是已成为定论的历史铁案。但实际上，早在南宋，大学问家朱熹就对此事提出了疑问。有一次，朱熹在给学生讲课时说：司马迁认为长平坑杀赵军４０万人，这是不能令人相信的，赵军战败是事实，如果说４０万人被活埋，那需要多么大一片地方呀！另外，哪有４０万人肯乖乖被活埋的道理？因此，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相信的。认真思考一下，朱熹的疑问的确有道理，如果把４０万人埋在一个地方，若干年后，这个地方被挖开，必然是累累白骨，惨不忍睹。可是，自战国以后，无论哪朝哪代的史书中，都没有发掘大量白骨的记载，难道那４０万具遗骸腐烂得一点踪迹都没有留下？特别是现代，马王堆、兵马俑等都相继被发现和挖掘，假若真有坑埋４０万人的遗址，早已被发现了。可以说，在没有发现物证前，完全有理由怀疑秦军坑埋４０万战俘之说是假的。
邓拓说过，经验证明，有时候对某个问题，如果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那么，在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发现许多符合自己胃口的材料，而对于不符合自己胃口的材料和意见，就看不进去，也听不进去。所以，机关干部对任何问题的看法，一定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雷英夫在一篇文章中（事见军事谊文出版社《司令部建设———参谋工作》），曾讲述了朱德总司令看问题有独到见解的生动事例，抄录如下：
１９４３年，我有一次在总司令家里修改报告提纲，吃惊地发现他对《三国演义》熟极了，对诸葛亮、刘备、曹操、司马懿、孙权、周瑜、陆逊等都有深刻的分析。他说诸葛亮被人神化了。诸葛亮虽然很有本事，有许多高明的见解，干过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对蜀国有很大贡献，对后人有很多启发和教育，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以至于广大人民群众都喜欢他，把他作为智慧的化身，当作无所不知、无往不胜的神人，但诸葛亮的错误缺点也很多，有些还很严重。以指挥作战来说，“六出祁山”就很笨，按照当时情况，魏延建议诸葛亮率主力出斜谷，魏延率步兵出子午谷直插长安，两路人马夹击曹兵，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司马懿也是这种主张，说：“若是吾用兵，从子午谷迳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但诸葛亮不敢用此计，坚持只出祁山的错误主张，一而再再而三，以至六出祁山，完全是顶牛阵，老一套。结果一事无成，打不开局面。论工作方法，诸葛亮有着严重的事务主义，事无巨细包办代替，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结果自己累得要死，大家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事情也未办好。司马懿看准了诸葛亮这一个弱点，定下了和他打持久战（蘑菇战）的方针，说：“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乎？！”硬把诸葛亮累死拖死了。论用人，诸葛亮有宗派主义倾向，只喜欢顺从自己的人，听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这一点比曹操、孙权差多了。关云长、魏延、马谡都未用好，不该用的用了，不该杀的杀了，弄得后继无人……这些精辟的见解，我是第一次听到的，在此之前，我也曾多次读过《三国演义》，但都是随着书跑，把诸葛亮当作神明，人云亦云，没有新鲜独到的见解。总司令的指点，使我如梦初醒，顿开茅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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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来一双慧眼（5）
对细微现象不忽略不计
陈毅元帅曾经告诫机关参谋人员：有些虽然是小问题，却埋藏着大的危机，所以机关工作者对小问题的观察，应如猎犬般敏锐，不能放松一点一滴小问题，粗枝大叶是不适宜机关工作的。这是陈毅在实战中得来的宝贵经验。他曾讲过这样一个事例：过去我们在井冈山游击时代，有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当时力量很小，只有几十个人，被多数的敌人连日连夜地追击，大家都很担心，说不定什么时候队伍被敌人消灭。有一次，我们已经脱离了敌人，到了一个群众条件较好的附近三四十里又没有敌情的地方。大家以为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所以大胆睡觉。到了半夜，有一个参谋起来解手，听到老百姓说某处到了军队。这个参谋就立即报告首长，于是又派人去侦察，果然属实。队伍遂立即出发。结果我们队伍在敌人层层包围中夜间脱险，由几乎被敌人围歼中而转移。由这个例子，我们就很可以看到，假如这个参谋同志不注意不报告，队伍可能遭受大的损失。
一个马掌钉与一个国家相比，实是微不足道。历史却有这样的记载：少了一个钉子，丢了一个国家。１４８５年，在英国波斯沃斯，国王理查三世准备拼死一战。里奇蒙德伯爵亨利带领的军队正迎面扑来，这场战斗将决定谁统治英国。战斗开始的当天早上，理查派了一个马夫备好自己最喜欢的战马。铁匠给马钉掌时，因缺少几颗钉子，有一只马掌没有钉牢。两军交上了锋，理查国王就在军队的阵中，他冲锋陷阵，鞭策士兵迎战敌人，率领部队冲向敌阵。他还没走到一半，一只马掌掉了，战马跌翻在地，理查也被掀在地上。国王还没抓住缰绳，惊恐的战马就跳起来逃走了。理查环顾四周，他的士兵们纷纷转身撤退，亨利带领的军队围上来了。不一会儿，亨利的士兵俘获了理查，战斗结束了。从那时起，人们就说：少了一个铁钉，丢了一只马掌。少了一只马掌，丢了一匹战马。少了一匹战马，败了一场战役。败了一场战役，丢了一个国家。
一碗羊肉汤与一场战役的胜败，不可能有什么关联，史书却有这样的记载：一碗羊肉汤，败了一场仗。春秋时期，宋国与郑国打了起来。大战之前，宋国主帅华元为了联络感情，杀羊宴请部下，众人吃上羊肉汤，喜气洋洋，士气倍增。不知是疏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惟独华元的车夫羊斟没有份儿，他深感不公，心中憋闷，却无从发作。谁料想，待到两军对垒，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