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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只过早卖出的大牛股是我投资生涯中最糟糕的两次卖出决策。
虽然没有从家得宝建材超市这只大牛股上赚到很多钱，但是麦哲伦基金的投资业绩在1980年仍像1979年一样成功，而且还更高一些，投资收益率高达，而同期标准普尔指数却只上涨了32％。而我最近投资仓位最大的是赌场行业（准确地说是Golden Nugget公司和国际度假中心公司（Retorts International））、保险业和零售业。我十分看好便利店的发展，又一下子同时买了HopIn Foods、Pic 誑·Save、 Shop & Go、Stop & Shop、Sunshine Jr。 等很多商业连锁行业的股票。
麦哲伦基金选股回忆录：初期（6）
回顾我担任麦哲伦基金经理前几年的投资时，我很吃惊地发现，当时基金的换手率非常高：第1年换手率343％，当时基金投资组合中有41种股票，随后3年的换手率是300％。从1977年8月2日我出售了30％的持股开始，我就一直在以惊人的频率不停地买进卖出，每个月在我的投资组合中都会有石油公司、保险公司和消费品公司的股票不断进进出出。
1977年9月我买入了一些周期型公司股票，到11月份我又把它们抛掉了。也是在那年秋季，我买入了房利美公司和汉尼斯公司的股票，第二年春季又把这两只股票卖掉了。我的第一大重仓股从康格里默公司换成了西格诺（Signal）公司，然后又换成了Mission保险公司，后来又换成了托德造船公司，再后来又换成了庞德罗萨（Ponrosa）牛排店。Pier 1公司也曾出现在我的投资组合中，后来又消失了；另一只名字很有趣的股票“第四阶段”（佛费斯，FourPhase），也是这样出现后又消失了。
看上去我似乎每个月都要买进卖出佛费斯公司的股票，直到最近这家公司被摩托罗拉公司兼并（后来摩托罗拉为此后悔不已），所以我才不得不停止了频繁买卖这只股票。我只是模糊记得这家公司的业务跟计算机终端有关系，但我过去和现在始终都说不清楚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幸运的是我从未在我不了解的公司上投入太多资金，尽管很多科技公司就位于我们公司附近的波士顿地区128大道上。
大部分情况下我突然改变投资方向，并不是由于投资策略发现重大转变，而是我在拜访上市公司过程中，发现一些新的好公司股票，比我手里持有的股票更加让我喜欢。我可能两家公司都喜欢，都想持有，但对一只不断被赎回的小规模基金来说，我可没有那么多资金来满足这样的奢望。我就得先卖掉旧股票，才能有钱去买进新股票，而我总是不断想要买进一些新的好股票，于是我就不得不不断卖出那些老股票。似乎每一天我都会发现一些新的好股票，比如Circle K、House of Fabrics等，这些新的好股票看起来比昨天我持有的那些老股票发展前景更加激动人心。
频繁买进卖出股票，使我写基金年报时不得不费尽心思，因为我得让阅读我的年报的投资者们认识到，我频繁买进卖出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而不是乱搞一通。我在某个年度会这样阐述我的投资策略：“麦哲伦基金的投资重心，已经从股价已经被高估的周期型公司股票，转向那些销售和盈利有望实现较大增长的非周期型公司。”而到了下一年的年报，我会换一种说法：“麦哲伦减持了那些业绩会受到经济放缓影响的公司股票，因此，基金仍将继续大幅增持价值被低估的周期型公司。”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年度报告，反思我过去的投资，我发现，许多股票过去我只持有了几个月的时间，其实应该持有更长一些的时间。这并不意味着对所有股票都要无条件忠诚长期持有，而是说对于那些投资吸引力变得越来越大的公司，要一直坚决长期持有，而不应该短期持有后就过早卖出。那些我过早卖出而后悔万分的公司包括：阿尔伯逊公司（Albertson），一只超级成长股，后来上涨了300多倍；玩具反斗城公司，也是一只超级成长股，Pic 誑·Save，已在前面提过；华纳通信公司，我悔不该听一个技术分析人士的胡说八道而过早抛掉这只大牛股；还有联邦快递公司，我在5美元时买进，而过了不久它涨到10美元时就赶紧抛出了，但是两年后眼睁睁地看它上涨到70美元。
这种抛掉好公司股票买进差公司股票的事，对我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因此我常常自嘲这样做是“拔掉鲜花浇灌杂草”。这句话已经成了我的一句名言。有天晚上，投资才能和写作才能都举世闻名的沃伦·巴菲特打电话跟我说，他想在他的年报上引用我的这句话，希望我能同意。巴菲特竟然会在他写的年报中引用我的话，这真让我感到万分荣幸。据说，很多人以11 000美元的高价买一股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目的仅仅是为了能够得到一份巴菲特写的年报，这使得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报成了有史以来最昂贵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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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哲伦基金选股回忆录：初期（7）
与上市公司共进午餐
整整4年，麦哲伦基金对新客户封闭，同时基金又被严重赎回（大约1/3），我不得不抛老股票，才能有资金去购买新股票。这4年买进卖出大量股票，使我熟悉了各种各样的公司和行业，也因此逐渐懂得了是哪些因素导致这些公司或行业涨涨跌跌。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正在接受一种训练，正是早期的这种管理一只2 000万美元小基金的训练教会了我日后如何管理一只几十亿美元规模的大基金。
从早期管理小基金的过程中，我所得到的最关键的一个投资经验是知道了自己独立研究有多么重要。我亲自拜访了几十家上市公司的总部，通过参加地区性投资研讨会又了解了几十家上市公司，而且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来到我们富达基金公司和我们进行交流（80年代早期每年大约就有200家）。
富达公司开始采取了一种新的午餐安排：与上市公司共进午餐。这取代了我们原先的午餐习惯—与办公室里的朋友共进午餐；或者与我们的股票经纪人共进午餐，边吃边谈打高尔夫球或是看波士顿红袜队的比赛。当然和股票经纪人及公司内的好友一起吃饭，气氛肯定会相当融洽，但对于投资而言，肯定不如和上市公司高管或者负责证券事务和投资者关系的人员一起吃饭更有价值，因为和上市公司边吃边谈能让你了解许多行业和公司的最新情况。
和上市公司共进午餐，很快就扩展到共进早餐和晚餐，发展到后来，在富达基金公司的餐厅里，几乎可以和标准普尔500指数中任何一家上市公司一起边吃边谈。每周，尼德利·查克斯（Natalie Trakas）都会打印出一份“菜单”，就像学校让孩子们带回家的那种菜单（周一吃意大利通心粉，周二吃汉堡），不同的是我们的“菜单”上列出的并不是菜名，而是来访的上市公司名单（周一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或是家得宝建材超市，周二是安泰保险公司、富国银行（Wells Fargo）或者Schlumberger等），你往往同时有好几家公司可以选择共同进餐。
既然我根本不可能参加所有的这种边吃边谈的通气会，那就只能有所选择。于是我选择自己没有投资过的上市公司一起吃饭，目的是了解一下由于不投资这些公司股票而没有关注到的那些重要信息，比如说，如果我对石油行业了解不足，那我肯定会参加与某家石油上市公司的午餐，这样边吃边谈能够让我很快了解到这个周期型行业的最新发展动态。
那些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某一行业的人士总会知道或获得某些行业的相关信息，不论是供应方，还是销售方。以石油行业为例，比如油轮销售人员是供应方，加油站的老板或者相关设备供应商都会亲眼看到这个行业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从而能够充分利用这种优势，提前抓住投资机会。
波士顿可以说是一个基金之都，这个城市聚集了许多基金公司，因此经常会有很多上市公司到波士顿来，这使我们每年不用出差离开这座城市，也照样可以与数以百计的上市公司见面。每当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发或者业绩推介时，这些上市公司高管和财务人员就会到波士顿进行一场又一场路演，与许多机构投资者进行交流，其中肯定会包括普特南基金公司、惠灵顿（Wellington）基金公司、麻省理财公司、波士顿道富投资公司和富达基金
公司。
富达基金除了邀请上市公司共进早餐、午餐、晚餐之外，还鼓励分析师和基金经理们下午到会议室里和上市公司有关人士一起喝喝下午茶，闲聊一下，这也是了解上市公司信息的一种补充渠道。经常是那些前来富达基金拜访的上市公司人士在喝下午茶时，主动和我们的分析师和基金经理闲聊起来，但是也有许多场合是我们主动邀请他们一起喝下午茶边喝边聊。
当一家上市公司主动想要向我们讲述它们的故事的时候，通常情况下这家公司同时也正在向华尔街上所有其他投资者讲述同一个故事。因此如果我们主动先邀请一家公司来进行交流，那么这种交谈就可能会让我们比别人早一步知道某些重要信息，所以这种交流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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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哲伦基金选股回忆录：初期（8）
我会花一个小时的时间与一个来自西尔斯百货的人交谈，以了解有关地毯的最新销售情况。也许和壳牌石油公司的一位副总裁交流，他会向我简述一下石油、天然气以及石油化工市场的最新情况（和壳牌石油公司人士交谈时得到的一个及时信息，让我及时卖掉了一家乙烯公司的股票，不久之后这只股票暴跌）。一位来自凯普尔（Kemper）保险公司的人士会告诉我保险费率最近是涨是跌。10次这样的闲谈，其中可能有两次会让我发现一些重要的信息。
我个人养成了一个定期交流的习惯，每隔一个月与每一个主要行业的代表人士至少交谈一次，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