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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确定在加州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继续我的博士后研究。
我的洛杉矶生涯就此展开，我常把洛杉矶称为我的第三故乡（第一故乡常州，第二故
乡名古屋）。初进学校，只见满宿舍贴着“卖自行车”、“卖二手电脑”的小广告。随后我又发
现，在美国注册自己的公司只需 100美元，且手续简单之至。浓厚的商业气氛让我震惊，
继而心痒。我切实体会到美国的社会环境真正是重视创新、鼓励创业，我一下子就被吸引
住了。加州理工的计算机房是对外开放的，我整天泡在里面，作一些自己的研究。我的第
一项专利发明—卡拉 OK计分器就是那时做出来的。
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我的人生其实经历了很多次失败。考大学是一次失败，留学日本读研究生又是一次失
败。我和板仓老师发生冲突后私逃美国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不妥当的。但从另一个角度
讲，从日本到美国的人生环境转变，是我的主动选择，也为我未来的职业生涯创造了新的
契机。
当年和我同一届留学日本的 100名同学，大部分都选择留日发展。绝大部分人至今还
在日本的大公司里当高级雇员，还有一些人在大学里当教授。由于日本这个民族相当排外，
外国人进入日本企业的管理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我没有选择去美国，就很难有后来
的发展机会。因此，这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职场定律，
当周围人沉迷于温饱时，你应该去发现新的机会所在。如果你在一家公司里感觉工作
很安逸，你就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日本企业虽以管理规范见长，但弊病在于难以产生新的创意。更多的商业创意总是产
生于美国，这就是文化的环境和氛围所带来的差异。到了美国以后，美国人喜欢挑战、激
情、创新，还有一点点冒险的性格，使我又获取了这方面的长处。
卡拉 OK计分器：我的第一项专利发明
7年之后的 1998年，我已回到国内创建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在上海的一次朋
友聚会中，在场的人都轮流尽情地唱歌，每个人都毫不吝啬地为歌者鼓掌。歌声一完，卡
拉 OK的计分器就会显示一个或高或低的分数。每逢这时，都会带来许多笑声。也总会有
人抱怨这个计分器的评分方式有问题，没有正确反映歌者的真实水平。更可恶的是，没有
一个人能得到 85以上的高分。
为了给这部受冤的机器“平反”，平时不怎么唱歌的我，“自信”地走到了演唱台，“深情”
地演绎了一首自己熟悉的歌曲。起初的掌声不过是象征性的捧场，但等我一曲歌毕，掌声
热烈了许多，还夹杂着情不自禁的惊讶声。只见显示屏上出现了当晚前所未有的高分—93
分！这让我有些得意，这得意不仅是因为机器上的数字，更因为我的朋友们还不知道卡拉
OK计分器的发明者就是我。
日本是卡拉 OK的发源地。卡拉在日语中的意思是空，OK是日文交响乐的缩略语，意
即有一个看不见的交响乐团在后面伴奏。我在日本和美国时都爱唱卡拉 OK，我的专业又是
语音信号处理，便自然而然有了做卡拉 OK计分器的灵感。
开始时，我只是想随便做个小东西玩玩。我以自己的歌声作为评分标准，感觉唱得很
好就调到 90分以上，唱得不错就调在 60分、70分，很糟糕就是 50分以下。（后来我向朋
友们总结唱卡拉 OK得高分的诀窍：只需在 KTV里模仿唐骏的声音即可。如果你没听过我
唱歌，第一，让麦克风离嘴越近越好；第二，唱的时候，尾音稍拖长一点；第三，我的机
器很在乎歌者是不是用情在唱，如果投入感情，声调跌宕起伏，一定会得高分。）
谁知几个朋友来试过后，都说这计分器既有趣又精准，很有商业价值。他们对一台机
器竟然能给人的歌声打分十分惊奇，自然对于分数的准确性要求不会太高。
可是我那时每月的奖学金只有 800美元，一无资金，二无品牌，要把发明开发成产品
谈何容易。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把这项技术卖给别人。当时卡拉 OK机市场占有率最
高的公司是日本先锋公司，第二名是韩国三星公司。但两者的市场份额相差 10倍以上。我
因为有在日本留学的背景，本想把这项专利卖给先锋公司，谁料想他们丝毫不感兴趣。正
好我认识一个韩国朋友，他认识三星美国分公司的人。
那时候三星公司的国际知名度还很低。当我向三星公司的人陈述我的这套理念之后，
他们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不过他们强调，卡拉 OK机上多这么一个功能，用户并不会因
此多付钱。我没有经验，一听觉得挺对。他们提出以8 万美元买断我的专利，我的心理价
位是3 万美元，所以我就对他们说：“其实中国人对钱并不是太在乎，我在乎的是我的技术
可以得到应用。”于是我们达成了协议。
我拿到这笔钱内心异常激动。穷学生一下子变成了8 万富翁！
商业模式的重要性：我与比尔·盖茨的差距
后来我才知道，三星公司当时处境艰难，却因为拿到了我这项专利，卡拉 OK机的市
场份额从 2％ 左右涨到 10％以上。更重要的是，它把专利使用权又卖给先锋公司，光第一
笔专利使用费就要了 500万美元。而且以后先锋公司在自己的每台机器上使用一次专利，
还要另付3 美元！
这种商业模式也正是当年微软初创时的成功之处。1994年初，微软公司推出了著名的
Windows操作系统，那时比尔·盖茨已经成为全球首富，是各大杂志封面的常客。我便去研
究盖茨的商业模式。我这才发现，20世纪 70年代后半段，当微软公司刚起步时，盖茨并没
有像我那样把它的 MSDOS操作系统整个产品卖给 IBM公司，而是只出售了产品的使用许
可证，这样便可以长期从对方获得收益。
这就是我与比尔·盖茨在初创业时商业思维上的差距。这件事给我上了深刻而生动的一
课，促使我由“做学问”向“做企业”转变。
1992年，伴随卡拉 OK计分器专利费的到账，我又迎来了第二个喜讯—在经历了长达
一年多的签证失败后，小兰终于签证成功，来美国和我团聚了。
这期间，我们俩甚至担心会永远见不了面。因为我的学生签证虽然是无限期的，但一
旦离开美国就会失效。我回不去日本，她也来不了美国。为此事，小兰经常在越洋电话里
失声痛哭。我甚至一度有离开美国去加拿大移民的想法，这样小兰签证比较容易成功。谁
知 1992年 4月 1日愚人节，她又一次去名古屋的美国领事馆办签证，当时就签给她了。她
立刻给我打来电话，我激动得无以言表。
之前我和别人合租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夫人来了之后，我们搬家去了一家位于好莱
坞山上的酒店式公寓，每月租金 1200美元。这在留学生中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奢侈行为，周
围人都难以理解。但对于我来说，这是对我和小兰一年多来备受煎熬的日子的一种补偿。
住所周围环绕着好莱坞著名的电影公司，公寓里时常进出一些三四流演员。他们来好
莱坞拍电影，往往在这里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偶尔我去公寓附近的街头篮球场打球，和我
打篮球的人后来又会出现在新上映的电影里，那种感觉十分有趣。
住进“豪宅”之后，我又买了“香车”。一辆崭新的日本产马自达 323，花了 1万美元整。
我是个非常念旧的人。后来我进入微软，又买了更好的新车，我就把它搁进家里的车库好
好地保养着。我太太一直让我卖掉它，我就是不卖。日本车性能很好，随时上路没有一点
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对它有感情。这辆车最后脱手的时间是在 2005年。
五手车也升值：创业时期强势的重要性
买马自达之前的一年，我开的是一辆 600美元买来的“五手车”。新车买好后，旧车打
算卖掉，不然是种资源浪费。我花了5 美元请一个墨西哥人将车洗了，照片一拍贴在学校
的走廊里。广告上的话写得很简单：车很好，价格面谈。来了一个美国人，想买这车。我
说：车的性能非常好，只是因为有了新车才卖掉。我让他拿回去先开三个月，不用交钱，
如果觉得好回来交钱，觉得不好就把车送回来。首先在气势上就把他压住。他从没听说过
这种卖车方式，哪有用三个月还不用付钱，性能一定很过关，不然我不会这么自信。他试
开了一圈回来说车真的不错，不好意思开价。我说尽管开价好了，我不会还价。他开了一
个价，900美元。不错啊，“五手车”开了一年居然升值 50％。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也
可以看出：
在创业时，强势有时很重要。而且务必记住，价格永远不是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永远应该强调的是自己的产品质量。
双鹰软件公司、感情速配机和大头贴
生活安定下来以后，我开始了正式创业。我的研究主业是计算机软件，我一直没有放
弃做软件的梦。1992年 10月，我注册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我没有多想就给公司取名为“美
国双鹰软件公司”，意为“夫妻一起做比翼双飞的雄鹰”。
当时无论在中国或是日本，开公司还是门槛很高的一件事。而在美国，填一份简单的
表格，交 100美元就可以拿到正规的公司许可证。洛杉矶华人的圈子里只有做贸易和印刷
的公司，像我这样的高科技公司是第一家。
公司的注册地点就是我和妻子租的酒店公寓。在卖卡拉 OK计分器时，我认识了很多
在美国做企业的日本人。有一家日本公司对我的技术很感兴趣，想让我做些软件开发。他
给了我一笔价值 12万美元的软件外包业务，这是公司接的第一个订单。我就是在这种稳赚
不赔的情况下开始了公司的经营。这家日本公司承诺这个活儿做出来以后，会继续和我合
作。还有另外两家公司和我签约，要我做他们的独立承包商。一切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