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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精神冲突中共同语言的构造变成行话的相互翻译，实际看轻了中西方之间深刻的精神品质差异。西方文化精神并不具有中国文化精神中所有的某些品质，反之亦然，但这些不同的精神品质又恰恰关涉到人类共同的精神话题。最为根本性的精神品质差异就是拯救与逍遥在中国精神中，恬然之乐的迫遥是最高的精神境界。庄子不必说了，孔子的“吾与点也”同样如此；在西方精神中，受难的人类通过耶稣基督的上帝之爱得到拯救，人与亲临苦难深渊的上帝重新和好是最高的境界。这两种精神品质的差异引导出“乐感文化”与“爱感文化”、超脱与救赎的精神冲突。
这两种不同的精神品质都关涉到人的体验形式和生命形式的普遍性，精神冲突中的共同语言就在超脱与救赎的差异中形成。精神的先在结构造成了一致的话题，精神品质的差异性又为精神冲突的对话提供了前提。如果中西文化精神已经就终极价值的最后根据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精神冲突不复存在，对话显然也毫无必要了。
“术语翻译”游戏恰好证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精神非常缺乏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某些精神品质。，这种游戏无异于掩盖中国精神传统中的欠缺，遮蔽而不是敞开精神冲突双方的历史文本中的意义，根本上违反解释学的诉求，窒息了现时历史意识中的精神的内在要求，诱使思想沉浸于重新解说的欢悦乐而忘返，遗忘了蒙难的历史中承受着命运诅咒的灵魂在呼求、渴望、追寻，遗忘了历史中孤苦无告的灵魂祈求的安慰和盼望。
精神冲突的对话并不是20世纪文化交融的必然要求，不是中西方文化民族性冲突的必然要求（况且这种冲突只出现在中国），否则，现代思想完全可以依靠交互欣赏或宽容态度来表达交融和化解冲突。精神冲突的对话是20世纪价值虚无的深渊提出的必然要求，是中西传统价值信念都遭到现时历史中的普遍怀疑的厄运所提出的必然要求，是陷入历史困境之中的人的生命形式和体验形式对真实意义的追寻的必然要求。精神冲突将是一场“可爱的斗争”；它将给传统文化精神带来新的品质。
五
为什么要假托诗人的言说来铺陈这场精神冲突？是因为诗人的言说中，中西精神素质的差异最为明朗？中国大诗人歌唱道德－超脱精神：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鲁迅……西方大诗人歌唱神性拯救精神：希腊悲剧诗人，旧约中的雅歌、但丁、莎士比亚、荷尔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艾略特、卡夫卡……精神的品质形态似乎规定了诗的言说，诗的言说突显精神的品质。也许，通过与中西诗人的一番交谈，思想能更深入地透人精神形态的精髓。
谈论诗，不就成了诗学？诗学有自己的学科性，怎么可以成为一场精神冲突的对话？在中国，诗并没有什么“学”（－lo－gie），③而诗论、诗话、诗品极为丰富；在西方，很早就有诗学，但逾出了诗歌的界限。这些文化的差异都与即将展开的冲突性对话不相干，精神冲突的对话不是诗论或诗话，也非诗学。
诗学的学科性涉及到诗意境界、语言意象、感知方式等诗艺方面的事情。然而，诗艺问题与我要讨论的意义问题不相干。就诗是人的原初精神方式而言，所有诗艺问题都是存在论水平上的问题，诗的形式功能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表征的是人的某种存在方式。中国诗歌中的感知方式、诗意境界、语言意象不是超脱的精神意向的表达和象征？西方诗歌的感知方式、诗意境界、语言意向不是救赎精神的具体表达、神性意向的象征？世界历史肯定还没有进入这种时刻；思想可以坐在安乐椅上悠闲地品味技巧和形式。在末日审判之前，诗的技巧和形式都是人们的价值存在的确定方式，寻求存在透明性的表达。
①海德格尔把这个表示学科性的德文词尾分离出来，表明它是“逻各斯”的标志，反对把哲学、诗学视为一种logie（学）。
思想应该沉思历史时间中的生命形式和体验形式的歌唱。诗是存在的歌唱，生命本身的言说。诗的语言原初、直接地使生命形式和体验形式成为言语，使人的存在精神性地转化为透明或浑浊。既然诗是存在的浑浊或透明的可能性，思就应该沉思诗的言说：言说诗如何言说。沉思诗的言说不是诗艺赏析，而是人的另种原初精神方式进入诗所显示的世界，追索诗所意指的精神处所。沉思诗的言说是思与诗的对话、两种人的基本存在精神的相逢。、如此相逢要么是一场精神争纷——哲人柏拉图、孔子都坚持诗应该成为教化性的法典，要么是一次思的精神回归——海德格尔要通过解释巴门尼德的《教诲诗》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诗来展开形而上学的重新奠基。
中西方历史中的诗言不仅提供了中西方精神品质的历史形态，而且保留了历史上各种精神品质相互争辩、冲突的痕印，解释这些精神品质的历史形态及其精神冲突的意义，成为摆脱价值虚妄的威胁的精神行为。如今，哲学历史地变成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思，回到思与诗的原初关系，仍是思在现时历史的生命困境中所采取的精神行动。
海德格尔在《世界图景的时代》讲演中，为现时世界的脸相勾勒了五个特征，在他看来，这些特征都是现代世界的本质现象。①首光是自然科学的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技术理性的蔓延，枝术理性与其说是自然科学在实践上的运用，毋宁说是生命的
①海德格尔：《世界图景的时代》1957年版，第69－70页。
一次前所未有的转变，这场转变本身要求自然科学的实践性运用。技术理性是现代科学的本质最为明显的伸展，与近代形而上学的本质相表里。与此本质性的现代现象柑关的是：诗成了美“学”分析的对象、文化科学的对象性表达：人的在世被理解和处理为文化活动。文化通过保护人的历史财富而成了最高价值的实现，而文化保护自己也就是现代的文化政治。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就是离弃上帝。世界的图景非基督化了，世界的根基成了无限、无条件的绝对，实际上也就成了无根基的深渊。更糟糕的是，作为传统精神守护者的基督教神学竟把传统的基督性转义为一种世界观，以此来适应现代的要求。
这副现代世界的脸相引出了什么关涉到诗与思的精神关系的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西方世界在神像被击碎、世界的景象由科学的图表来刻画的同时，诗学极为兴盛。如果说，中国古代的诗话、诗论、诗品极为丰富，远非西方古代诗学所能相比，那么，现代西方的诗话、诗论、诗品之丰富，远远超过西方古代诗学。也是现代中国诗学无法望其项背的。中国传统思想与诗经思维方式（比兴）融为一体，西方传统思想则与诗的神话思维方式有明确的界沟。然而，现代西方哲学、神学的许多重要流派纷纷涉足诗的言说，甚至干脆成为诗学：解释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尔）、结构主义（俄国形式派、布拉格学派、巴黎学派）、价值现象学（茵格尔顿）、无神论存在主义（萨特、加缪）、有神论存在哲学（舍斯托夫、马丁？布伯）、新托马斯主义（马利坦）、现代新教神学（尼布尔、蒂利希）、现代天主教神学（瓜尔蒂尼）、解构主义（德里达、戈德曼）、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多尔诺、布洛赫）……如果把现代哲学纷纷涉足诗的言说看作美学或文艺理论学科的崛起或兴盛，就错过了一个远为费解而且相当迫切的问题：现代西方思想中的变形记的意蕴何在？
当人感到处身于其中的世界与自己离异时，有两条道路可能让人在肯定价值真实的前提下重新聚合分离了的世界。一条是审美之路，它将有限的生命领入一个在沉醉中歌唱的世界，仿佛有限的生存虽然悲戚、却是迷人且令人沉溺的、另一条是救赎之路，这条道路的终极是：人、世界和历史的欠然在一个超世上帝的神性怀抱中得到爱的救护。审美的方式在感性个体的形式中承负生命的欠然，救赎的方式在神性的恩典形式中领承欠然的生命。
审美态度依凭生命的各种感官、本能和情感诗化人生，使世界转换成形式图画，灵魂由此得到恬然逸乐的安宁，在超然之中享受生命的全部激情，无需担心因卷入激情造成的毁灭。救赎的态度坦然承受此世的苦楚、不幸乃至屈辱，因为，上帝的救恩使人分享神的生命，把人的欠然生命救护到神性的生命境界，感领到救赎之爱。上帝的自我牺牲成全的救赎之爱，使得对一切由偶在带来的苦难和不幸的承受成为出自爱的承担。救赎之路肯定的不是自然生命及其种种生命的欠然，而是上帝在十字架上的不可思议的神恩和爱中的欠然生命。诗并非必然是审美信念的代言人，也可以是月，历史地曾经是救赎信念的衣达。在救赎的形式中，诗不是欠然生命本身的颂扬，而是祈告神恩和至爱的呢喃。把诗说成原初地就是精神的审美力一式，堪称现代审美主义的谣言。毋宁说，审美与救赎的精神冲突原初地展现在诗的言说中。审美诗人攻击救赎诗人扼杀了诗，并非现代才有的事。
审美诗人恐惧的并不是诗，而是本然生命本身遭到扼杀。在他们心目中，诗就是欠然生命的自我救护和辩护，只有诗能扶持、颂扬、守护本然生命。他们不能忍受的恰恰是，存在的真实意义在于欠然生命的得救，而不是个体感性的生命欠然，救赎的神恩和神性的至爱才能扶持欠然的生命。归根到底，审美与救赎的精神差异，足自然生命的赞歌与神恩生命的福音的精神差异，超脱怡乐与承受不幸的精神差异，遁离抑或分担人类苦楚的精神差异……。
审美与救赎的精神差异原初地隐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