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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据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反叛。这场反叛一开始就具有虚无主义面貌，曾流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不过是其附随现象。然而，从这场反叛中走出了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唐君毅、牟宗三……这些现代大儒无不想在现代思想的冲突中重新为儒学奠定基础，但现代大孺又何止这些书斋居士？如果中国的虚无主义不仅仅是染上的一种西方传染病，也因为儒家思想传统中的基因，只有一味复兴儒学的热情，是否根本就没有进入时代精神困境的深渊呢？
“四五”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高扬”中国传统文化、倡言复兴儒、道、禅精神的各种文人学者跟着“寻根”口号奔忙。然而，从这场“复兴”中又走出了反叛的一代，他们的首要态度是精神批判。
①我把理代中国的精神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五四”阶段（五四运动至70年代后期）和“四五”阶段（70年代后期至今），这两个阶段是20世纪中国精神断层的实质标志，相应地，我把现代中国知识人区分为“五四”一代和“四五”一代。
任何时代、任何仕会，对任何一个精神问题都不可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态度、拥有相同的目的意识，这并不是历史境遇造成的分裂，而是人类精神的自然现象。“五四”一代和“四五”一代其实不乏共同性，这就是各种历史灾难给这两代知识人的心灵打下的深痛烙印。面对历史的不幸、灾难和荒唐，这两代知识人都被迫带着苦涩的内心去追寻真实的价值。
的确，“五四”一代和“四五”一代的具体历史境遇并不相同。但不幸终归是不幸，并不因具体的差异而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何况，历史境遇并不是人们的价值追寻和抉择的最终根据。难道必须认可历史处境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追寻、相信历史必然一类谣言，承认人的精神胳膊敌不过现实的大腿，只要是历史性的就是正当的？历史形态取决于人的意志活动和心之禀性，正如文化形态取决于人的精神活动和心之禀性。历史中出现过的灾难，置身于其中的人无法推却责任，一如精神传统中的欠缺，置身其中的人无法推卸责任。彻底检审而非一味称颂中国的传统精神，难道不是中国知识人的时代命运？
“五四”一代与”四五”一代虽然都因历史和文化的灾难而深感困惑，这两代知识人的精神禀性却有巨大差异。“五四”一代从反叛中走出来，从反叛走向确信，“四五”一代从虔信中走出来，从确信走向不确信，如今，这新的不确信又在寻找新的确信或新的一无所信。无论最终确信还是一无所信，都正当地拒斥盲目的确信。
“五四”一代没有像“四五”一代那样品尝过的精神“呕吐”。“五四”一代经历的更多是外在的灾难，“四五”一代经历的，更多是内在的灾难，对精神的荒唐领受更深“四五”一代并不希求得到这种禀性，他们宁愿是领承的一代。只是，历史把精神“呕吐”强加给了他们，迫使他们拒绝轻易的选择和盲目的确信，审慎对待新老传统提供给自己的价值尺规。“五四”’一代有幸没有遭遇“四五”一代被迫领受过的“呕吐”的精神体验，未来的中国知识人也有幸错过了这一精神体验。“四五”一代知识人在精神重生的历史时刻，被迫三思而行、审慎思索。
“四五”一代因此而特别值得依赖？恰恰相反，从反叛所谓传统到新的确信，历史地证明了是一种虚无主义。这一代知识人真的搞清楚了中国的历史命运与中国传统精神的本质性内在关联？真的不会重蹈虚无主义？从盲目的确信（虚无主义）挣脱出来，为拒斥盲目的确信而走向一无所信，会不会是虚无主义的变形？事实上，危险已经出现了。这迫使我们必得马上展开自我批判，询问在排斥虚妄的价值观念时，把价值观念本身判为虚妄是否正当？没有绝对的价价真实，历史中的价值形态能否成立？究竟什么才是绝对真实的价值形态？如果没有绝对真实的价值，它作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不可任意割裂；如果价值和真理都是相对的，中国有中国的终极真理和价值，西方有西方的终极真理和价值，那么，我们曾怀疑过并深受其害的伪真理和伪价值是否也逻辑地有了合理性？如果历史的厄运迫使我们怀疑的确有不是按中西方末划分的终极价值真实，进而把终极价值尺规安置于人的主观体验、时代心智或民族情怀之上，是否还存在所谓价值尺规，如果那样，究竟还有什么理由非要践行某种价值行为不可？
精神的厄运已一再告诫，拒斥不应是无条件的，正如确信不是无条件的，不能背靠精神虚无去拒斥或确信某种精神观念。怀疑、拒斥或确信应以批判理性和对神圣的、美好的东西的信仰为条件；清醒的理性批判是杜绝荒唐的精神再度历史地发生的基本保障，不至再遭受种种谎言、谬误和伪理性（世界理性、历史理性、虚妄的道德理性、非理性的虚无理性）的毒害；批判地运用理性乃是为了向真实的神圣敞开我们自身的精神。精神的磨难和苦涩是否已经教我们懂得，神圣上帝受苦的爱才是人（包括中国人而非华仅仅西方人）的存在的终极根基？
如此肯定某种绝对价值的信念，正是虚无主义精神在拒斥或确信之前拒绝接纳的。虚无主义以为可以指出，这是一种“解释的循环”或恶性循环。也许的确如此，只不过，虚无主义拒斥这一“解释学式”的循环并不能证明它自身的正确。
这场精神冲突大概不会在“四五”一代知识人中了结，但它首先是这一代精神中的精神冲突，是这一代“我们”之中的争辩。也许，任何精神冲突都不会有最终的了结，所有人都相信同一种信念那一天，过去不曾有，将来恐怕也不会有。然而，人类精神如果不在永无消解的精神冲突中磨砺自己，即刻就会腐败。“四五”一代知识人的精神难道就没有可能是中国精神史上最为颓败、苍白的精神？当代西方精神的新生儿已经证明了自己的颓败和苍白，我们是否也正在证明同样的颓败和苍白？至于我建议“我们”把灵魂放在约伯的天平上称量一下，开始忏悔、开始祈祷（按维特根斯坦的教诲，这是思索生命的意义），直至与基督同在，是否会得到“我们”的认同，就不是我可以断言的了，可以断言的至多只会是“我信”。
由于“悔罪”是一种真实的事件，绝望和诉诸宗教信仰的拯救也同样真实（维特根斯坦）。
编后记
一本书出版了十多年，还是不断有熟悉的或陌生的朋友来索取，不停的有热心的读者来信讯问何时重版——这在我的编辑生涯中是不多见的《拯救与逍遥》就是这样的一本书。时至今日，重编此书，我依旧感受到作者与自己、与周遭世界搏斗的心跳和热情。那种精疲力竭的呼吸依旧有声有色，于是我写下这些文字。
此书初版于1988年之后，刘小枫便去了瑞士巴塞尔读博士。期间我和他的通信不下上百封，他一直拒绝重版此书。1993年秋，他从国外完成学业路经上海，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在火车站附近一家旅店。他个子高大，一副深度的眼镜架在脸上，身上透着一股乡土（没有留洋味道）的书卷气。那灿烂中略带诡秘的笑，让我想起自己孩提时看到“玩具”时的模样。他像个孩子，内心充满着摆弄“玩具”的欲望，活得很干净——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一直保留至今。
每每回味孩提时摆弄玩具，那种喜新、好奇、厌旧、叛逆的冲动——最终在摧毁自己亲手创造的一个个玩具世界的喜悦和无奈中得到释放和满足。长大了，不小心做了编辑这个职业，才体会到做学问也是一种摆一弄“玩具”，这是一种摆弄“刀子”似的游戏，很容易受伤。柏拉图、苏格拉底、马克思、尼采、陀思安那夫斯基、海德格尔……都是思想史上的“受伤者”。几百年来，这些伟人留给我们的“玩具”，已经被后人摆弄得支离破碎了……也许孩提时摆弄的玩具世界通常最终是被自己毁掉的，思想史上的“玩具”就是为了被后人或重构、或毁掉、或误解、或更新而存在的。至今思想史上还没有留下一件完美的”玩具”。完美是优秀的敌人——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有位长者对我说，当一个人被刀子划伤而流血不止时，许多人是把伤口包扎好；但也有人是把带血的刀子包起来。刘小枫是属于后者。关注“伤”与“刀子”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意识。由于职业关系，常常先睹刘小枫新作的“玩具”，常常令人惊诧，他对思想史上形形式式的“玩具”，充满着摆弄的危险冲动……迄今为止，他已从美学转向哲学，转向神学，转向国学，转向社会理论，转向政治哲学，就像一个孩子不停地摆弄自己的“玩具”，喜新厌旧，每一次推倒自己垒起的东西，他都在无奈和喜悦挣扎着……
本书的修订始于5年前。花5年的时间，摆弄他早期的“玩具”，对他来说，是一件摧毁自己“玩具”的工作。这5年里，刘小枫一直被他关注的问题牵着走，不停地中断了他的思与作，直至排出校样，他仍三易其稿，做着包扎“刀子”的工作，“伤口”依然坦露着……。做学问犹如做人，常常在黑夜中照镜子，很难看清自己——刘小枫也不例外。如果说十多年前《拯救与逍遥》初版时，曾令许多读者惊喜、兴奋；我想今天的读者，更多地不仅仅可以看到他早期摆弄的“玩具”，而且可以从中体味到今天他摆弄尼采、施米特、斯特劳斯等这些新“玩具”的理路——这也许是作者重修此书的目的所在。
末了，我想强调，刘小枫这种忽视“伤口”关注“刀子”的问题意识，已经引起汉语学界和知识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