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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了人反抗恶的能力，迫使人要么对恶袖手旁观，要么成为恶的造作的参与者或受害者。随之，人被迫漂流于无意义的生与死之间，没有任何现世力量可以接济人进入纯净的世界；摆脱了此世也丧失了此世。①人的脆弱天性与生存的道路无法叠合，在日常的恶中生存就是崩溃。
崩溃，即不可能睡、不可能醒、不可能忍受生活，更正确地说，生活没有连续性。两个时钟走得不一致。内心的那个时钟发疯似地、或着魔似地、或以随便什么非人的方式猛跑着，外部的那个对慢腾腾以平常速度走着。除了两个不同世界的互相分裂之外，还能有什么？两个世界是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分裂着，或者至少在互相撕裂。（《日记书信选译》，页224）
①参格伦茨曼：《诗与信仰》1964年版，第l49页以下。
卡夫卡因此认定，人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恶的处境，任何反抗都没有意义。人既无力改变事物的进程和现存的秩序，也无法制止和除掉世界上的恶：人的生存意愿与世界的自然构成没有丝毫关系，人的善良意愿丝毫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正因为如此，恶的统治是绝对的，为实现未来幸福的世俗斗争不可避免出现更可怕的恶。恶的力量充满神秘性，恶本身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人被迫沦为它的奴隶。卡夫卡的主要作品无不用心刻写这种恶的普遍性。
恶真的无法反抗？在卡夫卡看来，如果不接受这一尽管极其可悲的结论，就会为善和正义而作恶，结果必然是恶上加恶。
鲁迅的小说刻写自己的鬼魂，卡夫卡的小说思索恶和摆脱恶的纠缠的可能性。在卡夫卡看来，恶有三种形态：自然恶、习惯恶以及为善和正义作恶。前两种恶是人与生俱来的普遍弱点，无法避免。后一种恶是人主动作恶，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人为了牺牲者的幸福，设置种种被名之为道义的刑具……世界中的某一部分人借助于这些刑具把自己关于正义、幸福的世俗理解运用到现实中，美其名曰救人、为了未来的光明、为了后来人的新生命。这种为未来的善和光明而作恶是自由的恶。为了现世的光明未来，为什么不能作恶？通过恶的实践来建立幸福的未来和谐，难道不是历史理性的必然要求或者历史发展合理的二律背反？事物不是只有走向反而，才能达到自身发展的综合？善不是必须变恶，才能完成自身吗？
在卡夫卡看来，人渴求善、幸福、正义的主观目的是正当的，但人不可能在此世找到实现目的的正当手段。恶比渴求正义的人的力量更大（否则善和正义不会是现世的欠缺），人为了善与正义而求助于恶，必然成为恶的祭品；当渴求善与正义以恶为中介，就已把恶作为必然的东西接受下来，使恶成为普遍有效法则。
这并非卡夫卡慧眼独具的见识，而是不少西方诗人的共识。在《群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思考过，为了光明的未来的善，是否可以首先破坏即便个别的善的原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人不能担当这种恶，它比一般的恶更毒害人的灵魂。加缪的小说、剧本和哲学随笔《反抗的人》，同样思考了这一问题：对恶的反抗是否应该以否定普遍的价值原则为根据，哪怕是暂时的否定。加缪的结论是：人类对恶的任何抗争，都必须以人类的基本价值为准则，任何政治目标都应尊重这种基本价值。如果人们把某个历史的目的绝对化，从而使手段绝对化，或使中介目的化，人类的基本价值就会遭到颠覆。
然而，对恶的追究以什么为前提？人们凭什么来区分善和恶？如果没有这个善与恶赖以得到区分的前提，关于善与恶的思索不都是毫无意义的吗？①
①参扬凯列维奇：《纯真与邪恶》1986。
伊凡在打算拒绝上帝时，已经意识到善恶之分必然随之消失。他的后继者们纷纷做种种准备，以承担这一后果。这清楚表明，对于西方诗人来说，上帝是区分善恶的价值根据。圣经《创世纪》已经清楚讲明：区分善恶是上帝才有的知识。人如果不要上帝，便得有自己的善恶知识。一旦人不要上帝，却发现人不仅没有、即便有也承受不起善恶知识，于是一笔勾销算了。对于卡夫卡来说，善恶之分的规定不能勾销，否则，人必将死得比狗还不如。不能勾销善恶的知识，意味着不能勾销绝对的价值根据。然而，人的本性无法建立关于善恶的知识，尽管人吃了知识树的果子。区分善恶，不是人的能力所能及的。这样一来，卡夫卡被迫得承认超验价值的存在，于是，两种世界形态在他面前出现了：现存的世界与超验的世界，用基督教的语言说，就是现世的世界与上帝的世界。卡夫卡把这两种世界形态称为两种真理：
能动的真理与静态的真理。根据前者，“善”有别于”恶”，后者则仅是美的本身：它既不知有善，亦不知有恶。前一种真理是确实授予了我们的，后一种真理只是感觉而已。这是可悲的境况。可喜的是，第一类真理瞬息即逝，第二类真理则存之恒久。因此即便是第一类真理也是在第二类真理的光照中黯然泯灭。（《日记书信选译》，页224）
在现世的世界中，真理必须是善恶有别的真理，人仅置身于现世之中，就始终无法摆脱区分善恶的纠缠。只有在上帝的世界中，善恶之分才会消失，在那里，“恶并不存在；一跨过门槛就全是善”（《日记书信选译》，页233）。上帝不是形而上学的善恶原则，而是超越了善恶的神圣爱体，善恶原则不过是上帝之爱在现世中的体现。静态的真理属于绝对的世界，人并没有活在这个世界，因而至多对静态的真理“只有感觉而已”。不错，对于卡夫卡来说，“理念本身虽然区分了善与恶，不过，善与恶起初不是分开的，自我与客体也不是分别存在的独立实体，而是一个过程，一件事，一次经历”。①但如何把卡夫卡所谓的静态真理当作庄禅式的真理，就根本搞错了。在庄禅思想中，并不存在什么
①奥茨：《卡夫卡的天堂》，见《外国文艺》198O年第2期。第296页。
两种真理的区分。对卡夫卡，生命作为一个过程，恰恰在于两种真理之间的张力。在写于《诉讼》之后的《城堡》中，K被置于这样的困境：他渴求走进静态真理的吐界（城堡），却始终不能成功。人的欠缺属于人，永远无法企达静态真理的领域。卡夫卡并非没有自己明确的目的（进入静态的真、回到上帝怀抱），而是没有道路。人进入静态真理的路程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他的目的可望而不可及、神秘遥远而又近在咫尺。卡夫卡笔下的猎人格拉胡斯已经揭示过这一处境：“我一直在运动着。每当我使出最大的劲来眼看快爬到顶点，天国的大门已向我闪闪发光时，我又在我那破旧的船上苏醒过来，发现自己仍旧在世上某一条荒凉的河流上”。①
卡夫卡能不绝望？也许他还可以依靠一种特殊的人的能力——写作。在《诉讼》中，K为了自己的开释找过各种人：女人、奴仆、律师、画家，只有画家承认他有无罪开释的可能。这似乎是说，只有诗能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救人。然而，卡夫卡通过自己亲身成为诗人发现，诗人的道路仍然不能通达静态真理的世界。诗人也在善与恶必须区分的世界，只不过“他是人类的替罪羊，允许人享受罪愆而不负罪，几乎不负罪”（《日记书信选译》，页255）。诗人也是黏土，不能把火星变成火焰，诗至多只能用来照亮诗人自己的尸首。由于诗人身在动态真理的世界却非要渴望进入静态真理的世界，他可能会饿死自己，因为他面对的只是“耗子似的听众”。这不能怪听众，只能怪自己，因为“耗子似的听众”并没有进入静态真理的世界的渴望。
①卡夫卡：《卡夫卡短篇小说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6页。
也许有人会说，卡夫卡没有看到历史的行动，才会得出如此绝望的结论。其实，只要相信整个人类历史的不断进步，具有一种历史意识，就会对光明的未来充满希望了。对自己也那么绝望的鲁迅，不也相信将来总归是美好的？
真的如此吗？
按照卡夫卡的思考，历史属于动态真理的世界，并不占有、也无法把握静态的真理。声称能把握历史的人，不是陷入虚妄而不自知，就是把恶变成正义，把正义变成恶。卡夫卡在日记中曾说基尔克果与自己心心相印，正是这位丹麦人在其哲学写作中质疑把历史当作对于永恒的一种意识的精神僭妄。所谓历史意识难道仅仅是一种纯粹历史的兴趣？基尔克果看到，历史意识是要把静态的真理变成动态的真理的僭妄举动，不晓得永恒的幸福根本不可能建立在历史知识之上，即便是历史知识的总和，也不能为历史本身提供意义。世界的意义不是历史显现出来的，而是几个跟随基督的渔夫向世界所作出的贡献。基尔克果坚定地用基督教的十字记号堵住哲学家的历史主义道路。
基督教的十字架记号昭示的是上帝为人类受难牺牲的意义，是上帝拯救世界的大能，为人类承负一切恶的精神。这个十字记号只对信奉上帝的人才有意义。鲁迅说，路是“践踏出来的”，所以，路永远有（而目的却又是永远无）。卡夫卡与鲁迅针锋相对：“目的唯有一个，道路则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而已”（《日记书信选译》，页226）。然而，在基督教的十字记号竖立的路口，卡夫卡却看到了神圣的希望：“我们不但可能永远留在天堂，而且……我们确实可以永远置身其间，不管我们在现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①有了基督的十字架，“受难只是在这里受难。这并不是说，在这儿受难的人在其它地方地位会提高，而是说，在这个
①卡夫卡：《论罪恶、苦难、希望和正道》，转引自《外国文艺》1980年第一期，第284页。
世界上叫作受难的，在另一个世界上情况不变，只是没有了它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