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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而他自己为了肩起黑暗的闸门，灵魂越来越阴毒：“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鲁迅书信集》，上册，页61）。
为什么不能？为什么鲁迅不去作把这种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斗争？如果鲁迅真的作过出人意料的努力，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他不能？
一种思想晓得并公开承认了自己“无聊”、“阴毒”，并不因此就值得称颂。至于“勇气”，也不是某种精神或思想堪称了不起的基本标志。再说，肩起黑暗的闸门必然导致心灵的黑暗？肩起黑暗的闸门，就是承负恶：曹雪芹的新人已经懂得，现世恶更多是日常性的。认真来讲，每一良善、敏感的心灵在生活中都得肩起黑暗的闸门。如果肩起黑暗的闸门的心灵本身不是黑暗的，如果这心灵对恶有尖锐的敏感，肩起黑暗的闸门就不会成为闸门本身（陀思妥耶大斯基和卡夫卡就是例证。肩起黑暗的闸门导致心灵的黑暗这一结果，已经包含在其前提之中：黑暗的闸门是由一颗黑暗的心肩负起来的。鲁迅自己承认，“为了我背负的鬼魂我常感到极深的悲哀。我摔不掉他们。我常感受到一股压迫着我的沉重力量”（《坟？写在后面》）鲁迅在谈及蕴含希望的反抗时的“玩玩”云云，绝非“玩玩”，他是当真的。所谓“玩玩”出于无可奈何，“玩玩”者虽然在为未来的光明献身，作把自己的血涌出来饲别人，却由于自己的心灵的“黑暗”，血成了阴毒。鲁迅的自知是真的，因自己饲人的血带有阴毒而对自己绝望。
如何与自己的绝望搏斗？除了通过小说叙事描绘鬼魂的自我，就是对世态热讽和冷嘲。无论哪种方式，都是鲁迅自称的无赖手段。鲁迅精神的个人品质可能是苦楚，因意识到自己心灵的“阴毒”而苦楚，狷狂和冷嘲是苦楚灵魂的鸦片。鲁迅说要救人，也许要救的是自己灵魂的阴冷、可是，除了鬼魂的自我刻画，冷嘲和热讽，鲁迅找不到别的东西来滋养灵魂。
为什么找不到？因为世态的炎凉、历史的冷酷？现实的法则就是心灵的法则？心灵没有自在自为的力量？雨果、安徒生、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体味过世态的炎凉和历史的冷酷？他们靠什么承负现世恶？找不到更好的东西来滋养灵魂，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灵魂根本不愿意去寻找？
传说鲁迅灵魂中的阴毒有其私人原因。鲁迅小时候活得像王子，家世变故，就被人看成了叫花子，从此开始”恨这个社会”：“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理解鲁迅的人说，鲁迅的精神因此而“早熟”。然而，一个人的精神只能如此“早熟”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早熟”为什么就不是这样？难道中国人必须如此“早熟”？曹雪芹大概也经历过从王子到叫花子的变故，为什么他不是如此“早熟”？退一万步说，对这种早熟是不是也应该称颂呢？
如此“早熟”不过是心灵的一种自我毒害，它源于一种怨恨情态，这种情态使人成为某种特定类型的价值盲并形成相应的价值判断。鲁迅的灵魂在怨恨中早熟，怨恨的毒素已经把人灵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噬蚀净尽，空虚的灵魂除了鬼魂的自我刻画、冷嘲和热讽，还能向往别的什么高贵的精神？深切了解自己的鲁迅能不对自己绝望？在怨恨中“早熟”的灵魂不可能倾近高贵的精神，基于怨恨的人道精神的爱，也不过是朝所恨的对象打击出去的一张牌。
一个人因偶然的不幸陷入怨恨和形成反驳爱的异议后，目光只会落在人的天性中最自然的、人人都有的方面。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懂得生活在希望之中的含义和实际的情形？
生活在希望中，就是从自己身上获得在黑暗中对某种东西的信念，这种东西可能只是一种灵感，一种心灵的欢愉，或一次狂喜。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种信念只能在美德的配合下生成，美德的原则游移于某种善意和鼓动之问，永远是本神秘。善意是我们能做的唯一的、积极的奉献，而鼓动的核心却在我们的能力之外的领域，在那里，价值是神圣的馈赠。①
①马寨尔：《漂泊的人——希望形而上学导论》1962年版，第63页。
在现世恶中承负恶而又不被恶吞噬的希望，来自上帝在现世恶中受苦的爱。领承这种爱，首先要求人的灵魂对神圣美好的东西的谦卑和恭顺。既然怨恨已经占据了整个灵魂，鲁迅所说的希望实际上是坟墓，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鲁迅说得很清楚：“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坟？写在后面》）。
明知自己的灵魂是“坟”，还要救人。鲁迅放下手术刀，操起文笔。他不仅用“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的狂热，以及“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去抗拒自己灵魂“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鲁迅还要呐喊“其首在众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坟·文化偏至论》）。鲁迅不仅自居为光明未来的“新人”；还要为未来的中国精神开启新的道路。“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力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以前早有路，以后也该永远有路”（《热风？生命的路》）。既然对自己已经绝望的鲁迅明明知道这条”践踏”出来的路的尽头是“坟”；他怎么可以鼓励我们在“践踏”的路上不哭也不返，跨过去，奋勇前行？既然宣称自己都“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至于还要反杭，倒是真的”（《两地书》），为什么鲁迅并不吝惜自己的笔墨？“肩起黑暗的闸门”不是成为黑暗的闸门，又是什么呢？
卡夫卡生前发表作品极少，认为“一个人正在写作的时候，会有许多虚伪的手向他伸过来”（《诉讼）附录》，前揭，页239）。临终前，卡夫卡要朋友把各种手稿、日记、书信一概焚毁，他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对那些追求信仰和精神健康的人有益，尽管他本人以极端认真的态度承负现世的恶。卡夫卡首先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提供生活忠告；他感到自己的作品中有令人感到寒冷的东西。比起卡夫卡的自知之明，鲁迅是不是根本算不上有自知之明？鲁迅因批判国民性而成为国魂，这国魂是否就是他批判的国民性自身呢？如果不挪开鲁迅精神这道“黑暗的闸门”，中国精神有指望见到光明的未来？
十
“至于要反抗，倒是真的”。卡夫卡恰恰最为惊惧这种反抗。卡夫卡苦涩的深思写道：“摧毁这个世界只有在两种情况了才是我们的任务：一，如果它是邪恶的，也就是说为我们所厌恶的；二，如果我们有能力摧毁它。第一种情况在我们看来已经具备，第二点我们没有能力”《日记书信选译》，页222）。人的自由意志的无能正是卡夫卡在《诉讼》中所表达的：人在漫无边际的恶中辨不清方向。卡夫卡的胆怯、惊恐乃至绝望，最终没有像伊凡那样勇于担当恶，也出于这一原因。以恶来担当恶，当然不能使人摆脱恶。卡夫卡甚至绝望地认为：“在一个谎言的世界上，谎言不会被其对立面赶出这个世界，而只有通过一个真理的世界才会被赶走”（《日记书信选译》，页226）。同样，恶也不会被其对立面赶出这个世界。
这就是说：置身于恶的世界，人甚至无法靠自己的善良愿望把恶赶出这个世界，恶本身就是感性个体的生存要素，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之中，并没有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卡夫卡丝毫不相信鲁迅对人的自然性生命本身的信赖。在鲁迅看来，似乎人的天然生性本身是好的，人的恶只是历史扭曲的结果。卡夫卡不信人的恶是历史中的道德（礼教之类）导致的，是否搞错了呢？他的绝望会不会才真是虚妄的呢？
卡夫卡的绝望来自于这样的看法：在恶的势力绝对统治着的世界上，人性无能为力，因为人本身就是世界的恶的根源，人没有相信善的天性，人的生命本性阴暗、冷漠、凶残、刻毒。《变形记》的结尾，萨姆莎的妹妹终于也放弃了对哥哥的爱，人的爱与同情经不住严酷的考验。卡夫卡的自知之明看来的确比鲁迅更深刻：“从我生活的需求方面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带来，就我听知，和我与生俱来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日记书信选译》，页226）。
人的本性的冷漠导致人命中注定孤立无援，不可能建立真正牢固的互爱关系。卡夫卡甚至对他人有一种病态的恐惧：“两个人在一起时他觉得比一个人时更孤单。如果他同另一个人在一起凑成两个人，那第二人将会来抓他，而他将只能听任摆布。在他一个人的时候，尽管整个人类都来抓他，但无数伸出来的胳膊将互相纠缠，于是一个也抓不着他”（《日记书信选译》，页225）。卡夫卡一生都在寻求承负恶的力量，他最终承认，找不到这种力量正是人的不幸的本质。鲁迅和卡夫卡都写了大量书信；写信是承负日常的恶的基本方式之一。然而，卡夫卡如何看待写信？
我一生的一切不幸……也是一种普遍的不幸，仅从理论上看，由于写信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必定已经把可怕的灵魂紊乱带到这世界上来了。……真不知这种想法是怎么产生的：人们可以通过信件互相交流！人们可以想念一个远方的人，人们可以触及一个近处的人，其它一切都超越了人类的力量。写信意味着在贪婪地期待着的幽灵们面前把自己剥光。写下的吻不会到达应到达的地方，而是在半路上就被幽灵吮吸掉了。（《日记书信选译》，页244）
由人的天性的普遍弱点（恶）引出另外两个相关的论点。首先，人是消极的受苦的生灵，受一种不可思议的巨大势力（恶）的压迫，无处不在的恶勾消了人反抗恶的能力，迫使人要么对恶袖手旁观，要么成为恶的造作的参与者或受害者。随之，人被迫漂流于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