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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是因为生不逢时？屈原自己清楚知道：“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惜往日》）更何况“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哀郢》）。信奉君子意志的屈原坚持要期待贤明的君王，中国诗人为什么大多免不了君王焦虑？这是不是中国诗人的存在的有限性呢？
儒学激发的君子意志是一种献身王道的生命热情。君子人格的意志自足实际上是不自足，必得与王道认同，与“天命”为一体，而这个“天”不过由“王道”来体现。
屈原对君子理想矢志不移，遭放逐后还“依前圣以节中”；“就重华（舜）而陈词”；“来，吾导夫先路”；“及前王之踵武”。王道实际上是一种历史中的政制，屈原并没有询问王道正义的依据是什么。祖国与国家政制不能混为一谈，将人们赖以生长的大地，与政治制度混为一谈，就在逻辑上确定了某种国家政制的永恒正当性。
屈原的政治意识首先在于对政治现实的残酷有“清醒”认识，所谓残酷的政治现实指极不稳定的君臣关系。
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卜居》）
在屈原看来，君王统治是历史地正义的。廉臣与佞臣之分，基于是否保守先王的治道。君子的使命就是为国经营，因此，不稳定的君臣关系导致的政治残酷，对于真正的君子来说，就算不得什么：“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政治的残酷究竟指什么呢？关切人民的生死祸福乃先王之道的基本信念，民不聊生是否就是屈原的政治意识所感到的残酷？然而，屈原明明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惜往日》）。王道政治是一种秘密政术，也就是如何使严厉的统治让人感到很舒适。重要的是治民，而非为民。屈原的确曾为民生艰辛发出呼喊：“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目睹民生的苦难，屈原常太息掩涕。但屈原真正忧心的不是民生，而是君王统治无术，没有维系与传统王道的必然联系。屈原“清醒”的政治头脑自绝前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明法度”的“秘密事”；而非民生的艰难，或者说，民生艰难是因为懂得禹、汤、文、武之道的君子不得志。这意味着，政治问题的解决（如何统治），是一切人生问题的根本解决。
屈原的所谓政治残酷是君子的政治使命没有实现，而非为民众的苦难找到一个更高的在超验意义上予以消除的根据。没有一个绝对的超验领域，没有超越历史王道，在世界的另一边祈得一片苦难生灵的神釜之地，民生的苦难灵魂永远孤苦无告。
君子的政治失意产生出诗人的诉歌，这正是儒家道德哲学赋予中国诗人的基本特色；王与诗人身份的奇妙结合，是中国诗人的基本形象。诗首先是历史的政治意志失败的自我安慰。古代诗歌中许许多多传诵的名篇名句不都与屈原的大部分作品一样，是政治失意的产物？正变美刺、咏史述志、吊古怀旧、官场酬往、交游赠答，占了中国诗史多少篇幅？
诗的意义因而首先与现世政治相关，是政治的反面，而非与超验性想象相关。“足乎己无待乎外”的君子意志自足的根据始终是“秘密”政治性的，一丝失志，君子意志就会走向非政治，以情案思慕、耕读之乐、相逢契阔、闺情欢娱、天伦之情、山水田园补偿君子意志的政治创伤。在荒唐的世界中，失败、受苦、残酷、混乱反而成了诗人的养料，供他们吟咏自慰，育他们成为“伟大的”诗人。没有一个超验的神圣之父，不仅民众在遭受残酷世界的蹂躏时无处投告，而且君子自己是否跌入了荒唐、凌辱、愚弄都不知道，只有让历史的政治把自己辗得粉碎，尽管总可以自诩心体透亮、万德自足、寂然不动。
一旦王道政治不能保守其秘密性，政治就变得残酷；秘密性的王道政治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懂得如何安民。先仁懂得这一秘密，才开创了王道。后世的君王已经不能懂得王道政治的秘密，传承王道秘密的君子使命始终面临残酷的危险。
与后世君王不懂王道是一种统治秘术相反，有一类圣人明明晓得王道秘术，却把这种王道政治本身视为政治残酷，不相信君子意志应该与“王道”结合，竟然以揭发王道政治的秘密为圣人使命。这类圣人是谁呢？
庄子一类圣人嘲笑、讥毁“王道”——历史的王道并没有绝对的意义根据。国家的确是强有力的，但仅此而已。历史王道不过制造出某种社会形式给人带来无从逃避的强迫性困境，逼着人同它赌博，似乎人只有接受、没有拒绝赌博的权利。庄子揭发王道实际上是争权夺利，充满了极端虚伪的残暴行径。王道哪里体现什么仁义，不过是刑戮和狡诈：“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有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庄子？胠箧》）标榜仁义的王道，不过是“假于禽贪者器”的工具，要不然何以“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省庄子？外物》）。
出于对“王道”秘术的怀疑，庄子拒绝做道义政治家。认定王道政治有损于人的纯净真朴。要保全性命的真，就得不参与国政，不沾染残酷，退出人生政治的赌博。王道政治的秘密性损害人性的天真和自然天道的意义，才是真正的政治残酷。如果自然天道的意义由历史形态中的王道来规定，就是价值的颠倒，肯定不能避免荒唐的残酷。
庄子一类圣人把对历史形态的王道政治的否定推演到对历史之道本身的否定。历史不过是人世间的混乱，君王借此为所欲为的舞台：“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与开神”（《庄子？徐无鬼》）。历史根本就没有什么目的和意义，如果有的话，就更可怕了，因为历史中充满了人间鲜血，无辜的尸骨遍野，“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雅也，刑戮者相望也”（《庄子·在宥》）。历史中的王道正义难道就是用人的鲜血和尸骨来证明自己的意义？要退出王道政治，就得退出历史，历史与王道是二而一的形态在没有超自然的形态（上帝之国）的情形下，就只有返回到原自然的形态，而这恰恰被儒学称之为不“仁”。但庄子一类圣人反驳说，历史政治扭曲人性才是真正的不“仁”。历史有如五色、五音、五味，真正的先圣有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子人为腹不为目”（《老子十二章》）。王道和历史没有绝对的意义，什么才有绝对的意义？自然之常道。“道”才是真人的意义根据，因此君子应该放弃先王的政治秘术：“绝圣弃知，天下大治”（《庄子？在宥》）。
这个天道与儒家的生命大流的“天”在性体论上并非不同的两个东西，都是生生不已、变动不居的生命本然（Life per se）之流。熊十力说得没错：儒、道两家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上是一致的，只是去向不同，一个要弘大生命，一个要归于生命的本然状态。儒家从“天”合于人的生命大德出发，开出宗法的伦常形态，这是一种肯定过程：从肯定自然生命到肯定宗法的伦常；反之，道家从宗法的伦常形态出发，要返回到生命大德的本然，这是一个否定过程。生命必须退出历史的宗法状态，回到自然的根据中去。但是，弘展生命与保重生命的根据，同样是一个生命大德（生生）。
儒、道两家对何为政治残酷的看法相反，却都肯定生命本性的原始意义，无论弘扩生命，还是保养生命，总之是一个大生命；两者都在人的现世本然状态与现世伦常状态之间相互推导，尽管推导的方向相反，却都没有逾越出这两极。所谓中国精神气质就在这两极之间形成。肯定现世生命的终极自性，拒斥超验世界，最终走向固持人性救渡的“足乎己无待乎外”。
儒家把个体本然生命与王道历史的趋同看作一种人超越自身（与禽兽相区别）的价值生成；相反，道家把个体本然生命退出王道历史，回复到超历史、超道德、超政治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本然真性看作价值生成。所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就是独与人自己的生命本然往来，个体的生命本然与宇宙大生命是二而一的。所谓“天地”、“万物”本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自然形态意义上的，一种是历史王道意义上的，儒家强调后一种意义，个体人格与历史（长道）的伦常形态同一，就是“大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道家强调前一种意义，个体真性与自然大化的生机同一，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无论在儒家还是道家，所谓的“超越”都是一个内在循环，并没有引导出真正的超越。
真实的超越须以超自然、超历史的神性形态为前提，以自然或历史之外的神性国度为依据，以这个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为他域才有可能。只知自救不知拯救，乃是由于从来就不知道可能还有超验的神性世界，遑论有过超验的体验。
然而，同是对现世生命的肯定，同是对一重世界（现世）的执着，同是对“足乎己无待乎外”的确信，道家真人毕竟确立了与儒家君子道德不同的另一种人格理想，即超历史、超道德、超政治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超脱人格。这一理想人格的确立对中国诗人来说，是至关性命的。
此时还不是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这里要确定的是，无论如何，庄子一类圣人对历史王道的否定有自己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