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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宾的动机并不仅仅是希望确保安卓项目进展迅速。他也知道，为智能手机编写软件和为网络编写软件大相径庭，而网络软件是谷歌公司的主要业务。在谷歌的网络软件世界里，所有产品都是免费的，也从来没有一个产品真正完成过。既能对抗微软的专制，又能与一般的套装软件行业共存，这是一个真正的创新理念。谷歌会完成一个产品的80％，然后开放给用户使用，依靠他们的反馈来指导完成剩下20％的开发。因为软件是免费的，用户的期望值也就不会过高。又因为软件是在网络上运用，改进工作几乎可以实时完成。人们再也不需要像等待当时市面上出售的大多数软件那样，花一年的时间等待下一版软件进入商店了。
鲁宾知道，手机行业的人觉得谷歌对于最后期限的处理方法很恐怖。在生产和销售手机等实体物品的时候，赶上假期购物季却未能及时完成的产品就是一场灾难，会浪费上亿美元的运营商营销费用和厂商开发费用。“我记得有几次安迪会说，‘我们应该在这个日子以前完成工作。’一部分的工程师会说，‘我们到时候可做不完。’然后安迪就会说：‘你们要是做不完，我就炒了你们，另雇一支能做完的新团队来干。’”安卓团队的另一位前工程师这么说。
在大多数公司，采用这样的等级制度手段，甚至是军事手段来促使员工完成任务是惯常做法。而这在谷歌却非常少见，这使得安卓团队觉得自己像是一群革命者。随着iPhone带来的震惊逐渐消退，安卓团队也看到了iPhone未能实现的所有功能，团队成员确信自己开发的产品会全面胜出，甚至不需要谷歌来促使他们取得成功。“我基本上认为，iPhone没有什么能跟我们竞争的。”安卓团队当时的一位顶级工程师鲍勃·李（Bob Lee）说道，“我认为，（因为安卓在很多手机上的巨大安装量）它会成为Windows系统那样的软件，其市场份额会达到98％，而iPhone最终只会有2％的市场份额。”
鲁宾在向属下派发他自己的主管津贴时，他一有机会就会激发属下的这种感觉。他总是买最新的玩意儿——照相机、音响设备、游戏系统，以及其他的电子产品——以便跟上业内最新的思维方式。但他很少把买到的东西留在手里。等他研究够了，就把东西放在办公室门外，给员工发邮件通知，先到者先得。这些玩意儿常常是价值数千美元的最新款高端相机或立体声系统。如果他的不少属下要去参会——比如说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他就会包下一整架飞机，以便属下往返方便。在谷歌发布了“梦想”手机——当时被称为T…Mobile G1——后的一年，鲁宾自掏腰包给安卓团队谷歌年终奖金添上了一笔。一位工程师说，这笔钱让他的年终奖金翻了一番。
然而，这种独立模式的弊端在于，它无法让谷歌的普通员工更加亲近安卓，与甘多特拉决定加强对iPhone的支持相比，谷歌人对安卓并没有显出任何偏爱。安卓团队觉得自己几乎是万事不求人，实际并非如此；当他们需要与自己所筑起的围墙之外的谷歌人合作时，他们的请求很少得到热情的回应。“总是这个样子：‘嗨，我们在做手机呢。没想到吧？我们想在上面运行Gmail，你能帮帮忙吗？’”德萨尔沃说道，“他们的回答会是：‘啊，我们制定了一个两年期的软件开发路线图，上面没有你们的项目，所以不好意思，我们帮不上忙。’所以，起初我们得使用大众用于连接网络应用程序界面（API），而不是专用的API（那样会更快更可靠）。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谷歌聊天（Google Talk）、谷歌日历（Google Calendar）和所有的其他应用上。简直就是一个噩梦接着一个噩梦，我们只能试着完成最基本的功能，因为谁也不觉得有必要给我们任何支持。”
导致关系冷淡的原因，不仅是安卓团队与谷歌其他部门之间缺乏公平的信息交换，还有鲁宾控制信息泄露的努力效果不佳。2007年全年，公司始终有一个谣言在传来传去，说谷歌在开发手机。谷歌人惯有替产品保密的能力，因为那些产品通常是完全在公司内部开发的。尽管谷歌管理层与员工分享的信息比大多数公司都要多，却几乎很少发生走漏消息的情况。然而，为了开发安卓系统，鲁宾需要与无数的外部供应商和制造商打交道。谷歌人不能看安卓的代码，但某些安卓的外部伙伴却可以——其中的某些人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施密特、布林和佩奇力图管理好谷歌公司，以便安卓团队看上去与公司其他部门结合得比实际上更加紧密。但事实上，有时他们的做法会让安卓团队显得更不合群。例如，公司三巨头对于走漏消息很不高兴，在周五下午的一次例会上，他们宣布启动调查，要找出泄密者。对于一家以开发和共享的文化为荣的公司来说，像美国总统一样追查泄密者的做法看起来很不和谐。锡德里克·伯斯特（Cedric Beust）是安卓项目的早期工程师之一，他说，在2007年夏的某段时间，管理层的询问和主管们的托辞都变成了陈词滥调，以至于他和安卓团队的很多其他成员都不想再去参加周五的例会了。“不得不听着这些废话，又什么都不能说，简直太折磨人了。”他说，“最痛苦的是还得把我的手机藏起来（我当时随身带着一部原型机）。有几次，有人（另一个谷歌人）看到我拿着手机（原型机），就会问：‘这是什么？’这样我们就得预先准备好怎么回答。有一阵子我说那是一部黑莓的原型机。后来我说那是我们正在开发的诺基亚的什么东西。说得越无聊、越没意思，就越好。”
对于媒体来说，“谷歌也将制造手机”这可是一个精彩的故事。这太有意义了——而且简直是彻头彻尾的疯狂举动。谷歌从其成立以来一直力图瓦解电信的业务。谷歌3年来所购买的未经使用的语音和数据传输线路让运营商们确信，谷歌计划自己成为一家运营商。谷歌公司有一整支团队致力于研究无线技术，以便绕开现有的电信基础设施。谷歌已经公开宣称它渴望在移动电话上运行其应用。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鲁宾在谷歌肩挑重任。如果谷歌不是在开发手机，那他为什么要去那里上班？但谷歌刚刚与苹果展开合作，让它的应用得以运行在iPhone上。施密特是苹果董事会的成员。如果谷歌在开发iPhone的竞争产品，乔布斯会被气疯的。
2007年在谷歌因移动业务战略而发生的保密、泄密和中伤事件意味着，即使安卓团队最终的确拿出了可以发布的产品，这也不会造成什么轰动。整个世界期待着一个大家伙横空出世。谷歌公司着力于吸引关注——安排媒体电话会议，与大型软件开发商举办简报会，并向《纽约时报》的作者约翰·马尔科夫保证其获得预先采访鲁宾及其团队的机会。在11月5日的发布会前一天，鲁宾的人物传略就出现在媒体上，标题为《我，机器人：谷歌手机背后的人》＇22＇。
但谷歌从未开发过手机，甚至也从未完成过手机软件。相反，谷歌告诉全世界它建立的是……手机厂商、运营商和开发商的联合会——“开放手机联盟”（Open Handset Alliance，缩写为OHA）。这个团体将联合起来，把鲁宾对于一个更好、更统一的移动电话世界的梦想变成现实。“我们不是在开发GPhone；我们是要让1 000个人有能力开发GPhone。”鲁宾如是说。
这很古怪，像是这个星球上最有趣、最有创新精神的公司被联合国的官僚们接管了。施密特和鲁宾吹捧过这个联合会的规模——34家公司——以及它的全球活动能力。他们说将会努力开发免费的软件。手机厂商、运营商和程序员们都可以随意修改软件。他们希望制造商和运营商能够为谷歌提供一个平台，以便搜索和地图等谷歌自己的应用能够成功运行，但这并不是强制的。关于产品，施密特和鲁宾唯一确切谈到的是，开发工作已在抓紧进行，项目名叫“安卓”（在那之前，没有人知道项目的名字），手机厂商HTC公司将会在一年后发布一台搭载了这个软件的手机。
那次新闻发布会不只是平淡无奇，安卓和开放手机联盟的首次登场看来也准备得很不充分。移动电话世界最重要的公司都没有加入联合会：苹果、诺基亚（最大的手机厂商）、RIM（最大的智能手机厂商）、微软、Palm，以及两家规模最大的美国运营商——AT&T和Verizon——都拒绝了谷歌的邀请。名单上的那些公司对此也不是非常热衷，大多数公司只是在媒体上说几句客套话表示支持。多数公司加入联合会，并非是因为他们觉得谷歌所做的是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工作，而是谷歌付钱请他们加入的。谷歌付给HTC公司数百万美元，请它加入OHA并生产第一台这样的手机。
在那之前，HTC与微软是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深厚，它为微软生产载有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的手机。HTC如果与微软的敌人谷歌公司展开合作，就会失去所有的微软业务，因而为了让HTC加入联盟，谷歌需要将其与那些业务隔离开来。这些交易倒也没有什么邪恶之处，但表明了谷歌为了让安卓和OHA获得成功，需要克服多少困难。
一周之后，谷歌发布了联合创始人布林和安卓工程总监史蒂夫·霍罗威茨（Steve Horowitz）的一段视频，炫耀和讨论了实际的手机，包括一部看上去很像iPhone的原型机，凭此举获得了更多的关注。那台设备配有触屏和快速的3G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