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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会议上，他们常常会用iPhone的功能来挑剔地比较安卓计划实现的功能。德萨尔沃说他还记得，在几次会议上“三巨头之一会问：‘我们为什么还要进行这个项目？我有手机，上面提供谷歌的服务，它能收发Gmail，也有日历。我为什么还要安卓这个东西？’这把我气得不轻”。
布林和佩奇不会讨论他们说这些话时真正的想法，但施密特会这么做。他说谷歌当时对于iPhone和安卓确实存在着两面性，而且他对此有充分的理由：谷歌拼命地想在手机上加进谷歌搜索和它的其他应用。多年以来的尝试都没有成功。而iPhone和安卓尽管前途光明，却都太新颖了，选择任何一个而放弃另一个都很愚蠢。
2007年，谷歌和苹果看起来甚至都不属于同一个业务领域。谷歌靠搜索广告挣钱，苹果靠出售设备赢利。“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我们都没看出来将会出现苹果和谷歌二雄并立的局面，”施密特说，“两家都是网络平台，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市场上终将剩下几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而不会有10家（公司）留下。但在当时，谁会成为最后的赢家，情况并不明朗。（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公司）诺基亚的塞班系统还很强大；微软的Windows Mobile系统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当然，黑莓也很强大（锁定了全世界几乎每一家企业）。”
因此，布林、佩奇和施密特在向安卓团队大力施压的同时，还加强了谷歌公司的iPhone团队人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任命维克·甘多特拉（Vic Gundotra）掌管这个团队，甘多特拉是谷歌新聘员工，此前曾是微软公司的知名主管。甘多特拉当时37岁，此前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为比尔·盖茨和史蒂夫·鲍尔默工作，他曾是联络微软与Windows所有的外部软件开发者——全世界成千上万的软件痴迷者——之间关系的关键人物。甘多特拉以其在技术方面的敏感性，大有史蒂夫·乔布斯之风的讲演能力，以及甘冒风险、喜好争论的个性而闻名于世。微软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和优势，甘多特拉功不可没，当时几乎无人认为Windows系统能够成功，而他依然不知疲倦地传教布道，说服了全世界众多程序员为Windows系统编写软件。甚至在微软声称其会执行甘多特拉的1年期竞业禁止协议＇21＇——这是很罕见的做法——的情况下，谷歌公司依然聘用了他，这实在是出人意料。谷歌向他支付薪金，要他1年内不得工作，直到2007年6月底到谷歌赴任。
2007年，甘多特拉在谷歌公司开始工作的日子，堪比“龙卷风蹂躏中西部小镇”。他在管理层会议上向主管们提问有关商业赢利能力的问题，让后者颇为难堪。一旦有人提出了荒谬的建议，他就会问提案人是否准备好了商业计划。这些问题在大多数公司都是正常的，而在谷歌却会让你被炒鱿鱼，因为谷歌对于其先推广产品再考虑赢利的做法颇感自豪。
但这次甘多特拉却如鱼得水，他迅速让谷歌公司在移动设备上取得的成功，不仅成为商业上的必要之举，更成为一项商业目标。他去各处参加讨论会，谈论自己为什么要随身携带并使用十几部手机；谷歌为什么要占领所有的移动平台；以及该怎么做，正如他常说的那样：“这简直就是老戏重演。在个人电脑业发生过的一模一样的戏剧化场面，也会在移动电话行业发生。”他认为这一次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此次科技进步中，谷歌和苹果是正确的一方，而微软是错误的一方。他从2005年便开始思考移动业务的未来，当时他的小女儿建议他使用手机寻找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光会回答：“不知道。”他最终选择了谷歌，是因为他无法说服微软采纳他的想法。
甘多特拉之所以在谷歌成为这样一股破坏性的力量，是因为他迅速意识到，谷歌在移动业务中的未来几乎完全取决于iPhone。他本该想办法让谷歌的应用走上所有的移动平台，但他很快就发现这纯属浪费时间——iPhone是如此革命性的设备，很快就会把自己和苹果公司其他所有设备推送到业务的顶峰。iPhone不仅会让苹果远超诺基亚和黑莓的制造商RIM等其他移动电话厂商，它还标志着微软——凭借Windows操作系统和Office办公软件——在桌面计算上的统治地位走向终结。“人人都能看出，iPhone改变了游戏规则，这是前所未有的。”他说。
对于甘多特拉而言，iPhone的革命性的体现数不胜数：iPhone的外形美观；苹果对它具有完全的控制权，无须担心运营商的干预；它是第一台性能强大到足以用和台式机相同的方式来运行谷歌应用的设备，还拥有功能完备的互联网浏览器，谷歌的搜索广告因而得以正常显示和工作。这对谷歌当然再好不过，因为这有助于谷歌的应用和搜索广告变得更加无处不在。谷歌还得到了额外的好处，那就是正如甘多特拉所预测的那样，微软受到了严重打击。微软的力量来自它的Windows系统和Office办公软件在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上的垄断地位，它在移动电话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虽然施密特很担心Windows系统在移动电话上的吸引力，但甘多特拉相信，iPhone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Windows系统的发展将会戛然而止。他认为iPhone起初的高价无关紧要，如果消费者坚持，苹果公司会降价的。
在2007年秋，所有这些对于甘多特拉来说似乎都是一目了然的，但对于其他很多谷歌人来说却未必如此。“大家觉得这简直就是疯了，”甘多特拉说，“那个时候，智能手机只占移动业务的很小一部分（2％），所以有人指责我竟然相信苹果的噱头。他们说，‘如果你觉得很多印度人和中国人花得起700美元来买一部手机（499美元只能买最廉价的型号），那你就是在说胡话。’”尽管施密特、布林和佩奇都支持他，很多人还是认为他在挑战谷歌文化的基本原则——这是一家与人为善的公司。谷歌在桌面电脑上的成功取决于所有的软件平台——苹果的OS X系统、微软的Windows系统，还有Linux系统——都可运行它的搜索和其他应用，所有的互联网浏览器也是如此。支持某一个伙伴而拒绝其他的，这不是谷歌公司的经营之道。“我告诉大家除了5种智能手机之外，应停止其他一切开发工作，从而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但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决定。从企业文化角度来谈，谷歌不为每一部黑莓或Windows Mobile手机开发软件，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谷歌欧洲分部的工程师们对于我们不再支持各种诺基亚手机大为光火。人们很难看出这一趋势（智能手机将会变得那么重要），特别是iPhone的潜力。我的工作团队里有人辞职了。这很残酷。（微软CEO）鲍尔默因为在公共场合说了（iPhone会失败的）那些话而出了名，不过每个人的看法也基本如此。大家就是觉得iPhone的风头很快就会过去。”
甘多特拉的出现给安卓团队带来了很多麻烦。自从2005年公司被收购以来，安卓团队的成员不仅在谷歌公司保持低调，还成功地在大多数谷歌人面前为这个项目保守机密。如今，甘多特拉加大力度推进谷歌移动项目的工作日程，而iPhone实际上已经发售，人们还能在办公室里看到谷歌自己的触屏手机——“梦想”——的早期原型机，这迫使他们不得不在远远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承认自己在做的事情并且为自己辩护。2007年，如果被迫在甘多特拉的iPhone应用和安卓之间做出选择，显然施密特、布林和佩奇都会选择iPhone。安卓还需要一年多才能够实现产品化。“那时（两个项目之间）一切（紧张状态）都会变成现实，”一位安卓团队的前成员告诉我，“那时他们（安卓）就要开始测试手机，和T…Mobile公司的人谈判他们该花多少钱进行营销。大家也将开始看到这个玩意（安卓）的市场会越来越大。”
在那之前，安卓就像是谷歌公司秘而不宣的情妇——谷歌对它倾注了无限关心，赠送了无数礼物，但还是不得不金屋藏娇。保密倒不是施密特、佩奇或布林的主意，而是安迪·鲁宾的主意。鲁宾不想让人人都知道他的项目。和大多数企业家一样，他是个控制狂，并且相信他在安卓项目上取得成功的唯一办法，就是在谷歌内部秘密行动。当时的谷歌只有9年的历史，但对于鲁宾而言，公司已经过于迟钝和官僚了。伊桑·比尔德说他记得谷歌公司的（非安卓）团队刚刚花了9个月到12个月的时间，和摩托罗拉公司商谈了一个协议——那也只不过是一个以资未来讨论的框架而已：“所以安迪只是想尽其所能地把安卓项目与那一切（令人沮丧的官僚主义）隔离开来。他们不和任何人互动，完全是单打独斗。”施密特、布林和佩奇甚至答应鲁宾，在谷歌园区的安卓总部里开了一个咖啡馆，在一段时间内仅对安卓员工开放。
谷歌内部有一个部门鲜为人知，这一做法本身就与公司的文化相悖。谷歌公司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暗箱操作，也就是避免设立那些不与外界互动的独立部门。施密特、布林和佩奇创立了这家公司，为的是积极鼓励信息的共享。任何一个工程师都可以了解其他人在干什么，甚至轻点几下鼠标就能看到软件代码。谷歌上市并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管理之前，施密特、布林和佩奇甚至会在上千名员工参加的全公司大会上，向大家发布有关谷歌公司收益和利润的详细信息。
鲁宾尊重谷歌独特的公司管理方法。但他同样明白，其他公司如果知道他在做什么，就有可能在市场上打败他。“有很多为此生气的谷歌人说我们的做法不符合谷歌的风格，因为我们不愿分享。”一位曾在安卓项目工作的顶级工程师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