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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朋友，周末还一起相约去攀岩。但当法德尔给他提供了一个公司内部更好的机会时，福斯托却想尽办法出面阻挠。他表面上支持格里尼翁换工作的决定，背地里却找到乔布斯，试图阻止这个调动的计划。“他对史蒂夫说了很多坏话，史蒂夫最终干预了我调往托尼部门的决定。他把福斯托（和其他几个主管）叫到一个房间里，把他们痛骂了一顿，说：‘好吧，你可以留下安迪，但你手下就他一个人，别人都不归你管了。除了他以外，谁也别想从（福斯托主管的）软件部门调到（法德尔主管的）iPod部门去。’两人之间的敌对就是从这件事正式开始的。”
这场争斗就像一场宗教战争。iPhone项目伊始，福斯托就建立了一个详尽而机密的项目组。这个组织过于保密，以至于一度谁也不清楚法德尔是否知道它的存在。福斯托在他位于苹果公司园区IL2号大楼2层的办公室里开始，从公司里四处挖角，把最优秀的工程师都招至麾下，随着项目的进行，他把整座大楼的各个角落全都封锁了起来。“如果你周末工作，就会看见施工人员一刻不停地进进出出，建起一道道的墙、防盗门……所有的一切……以至于到了星期一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封锁区。我从来没见过墙砌得那么快的。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好笑。”舒沃·查特吉说，“在他们改装期间，某些人差不多每两个月就要搬家。我有一阵子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在盒子里，因为我知道，一旦我打开整理，很可能马上又要重新打包搬家了。”
“办公楼像迷宫一样，”尼廷·加纳特拉说，“你打开这扇门，前一扇门就会在你身后关上。从某些方面来讲，这儿就像是一个鬼屋。”
按照官方说法，iPhone项目是由法德尔负责的。法德尔掌管着iPod部门，从iPod基础上开始开发iPhone，不断完善功能，看来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福斯托却不这么想，他的想法要冒险得多：设法把Mac电脑上运行的软件缩小，让它们在手机上运行。“我们都觉得iPhone应该运行的是我们以前为P1（iPod操作系统的一个版本，为第一台iPod而设计）设计的软件。”法德尔手下的一位iPhone工程师说，“但福斯托和他的团队却在开发手机运行的新版OS X系统。他们完全是和我们同时进行的，但我们对此毫不知情。”
乔布斯想在iPhone上运行OS X系统，只不过觉得这可能无法实现。因此当福斯托的团队真正做到了的时候，福斯托就赢得了iPhone项目的控制权。“苹果公司里没有软硬件的专业区别。”另一位iPhone工程师说，“在苹果的发展史上，这是很多人争论的焦点。硬件工程师觉得自己也懂软件，软件工程师觉得自己也懂硬件。但史蒂夫不管这套（他不愿被扯进主管们的这种争论中去）。所以，一旦斯科特说，‘喂，史蒂夫，托尼的软件团队挺棒的，我想要这支团队。’史蒂夫就会说，‘哦，那当然啦，你是管软件的嘛。他们做软件，就该归你管。’到2007年年中iPhone开始大卖的时候，福斯托掌管了iPhone部门的很多软件工程师。几个月后，苹果公司发布iPod Touch的时候，福斯托也顺势掌管了那个项目的软件工程师。”
法德尔离开苹果之后开创了“巢”公司，这家公司生产了第一个外观漂亮、功能强大、易于使用的家用自动调温器。不出意料，这台调温器从设计到软件全都洋溢着苹果的味道。它是硅谷人士讨论得最多的创业企业之一。但无论是盟友还是对手，大家都还在谈论他和福斯托的争斗，人们对此记忆犹新。
法德尔的确曾是苹果公司最前程似锦的人，公司上下都认为他会是乔布斯的接班人。他32岁那年来到苹果，当时只知道自己将要为一个保密的项目工作，并被告知他很合适这个工作。4年后，他作为负责iPod产品线的主管，成了苹果公司最有权力的人之一。到2006年秋，iPod的销售收入占到了苹果公司190亿美元总收入的40％。iPod的市场份额超过了70％，看似所向无敌。苹果公司Mac电脑的销量也在上涨，但其销售额仅占个人电脑市场不到10％的份额。此时iPod的成功，再次使乔布斯变成了商界偶像。
在2001年，法德尔正是苹果公司想要的人。他年轻、鲁莽、聪明，在硅谷从事便携式尖端硬件设备制造已逾15载。他曾经告诉一位记者，如果他早年没有发现电脑这个玩意儿，很可能就会蹲班房。他有时会顶着一头漂染的头发来上班。看到不够水准的工作和想法时，他多半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通用魔力”公司，该公司是比尔·阿特金森（Bill Atkinson）和安迪·赫茨菲尔德（Andy Hertzfeld）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了开发前所未有的移动设备专用软件，而从苹果公司分离出来的。项目失败了，法德尔去了荷兰电气巨头飞利浦公司，在那里很快成为公司最年轻的主管。他负责该公司全新的移动计算组的工作，在那里开发了一些早期的“掌中宝”（PDA）设备（如掌上型袖珍电脑Velo和Nino），销售情况很理想。他还在那里初次体验到了便携式设备上的数字音乐的魅力。
当苹果的硬件负责人乔恩·鲁宾斯坦打电话给法德尔，试图招他来做一项不允许透露（这真令人惊讶）的工作时，他正打算自己创业。根据史蒂芬·列维在《完美之物》（The Perfect Thing）一书中所说，法德尔1月份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滑雪坡道上接到这个电话，当场就对这个工作表示了兴趣。根据列维的说法，法德尔从12岁起就崇拜苹果公司了。那是在1981年，整个夏天他都在攒钱，想买一台苹果II型电脑。鲁宾斯坦致电几周之后，法德尔加入了苹果公司，直到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是受聘为顾问，参与开发第一台iPod。
格里尼翁和其他人都说，福斯托从来都不能接受法德尔的晋升。在法德尔加入苹果之前，乔布斯的小圈子成员都是他共事多年的老同事，至少是从他1997年回归公司之后就相识的人，有些人还是他当年在NeXT公司＇17＇的属下。福斯托与乔布斯共事的时间几乎是最长的，1992年他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NeXT公司。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是乔布斯小圈子的一分子，而法德尔却是。法德尔的年纪和福斯托一样大，在公司里晋升的速度却要比福斯托快得多。法德尔负责iPod部门，那里产生了苹果公司40％的收益；福斯托负责Mac电脑的应用软件——诸如“通讯录”、邮件程序、苹果浏览器Safari，以及拍照程序Photo Booth等等。
但福斯托和乔布斯后来却走到了一起。那是2003年到2004年之间的事儿了，同事们相信是因为福斯托得了非常严重的胃病，而那时也正好是在乔布斯最初确诊患上胰腺癌的时间。乔布斯起初想用节食来治疗自己的癌症，他为福斯托制定了一种食疗方案，这似乎是治好了福斯托的病。格里尼翁说，在那以后，福斯托出席乔布斯的高级主管周一会议的次数越来越多。一般来说，福斯托甚至根本不应该知道iPhone项目的事情；他的职位还不够高。“所以，他在小圈子的谈话中得知乔布斯想要开发手机的事情，就立即想方设法地想加入这个项目。”格里尼翁说。
福斯托与法德尔全然不同。福斯托其人圆滑、迷人，说话行事很有点乔布斯式的戏剧天分，在中学时期，他除了钻研计算机科学外，还参加过学校的戏剧表演。他的同学们说，即使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表现出自己的野心和决心了。正如2011年的《彭博商业周刊》上所说：“福斯托在很多方面都像是史蒂夫的缩影。他是个吹毛求疵的经理人，对每一个细节都十分固执。他像乔布斯一样，善于把技术、功能的行话转变成浅近易懂的语言。大家都知道他喜爱银色的奔驰SL55 AMG型车，那也是乔布斯的座驾，他甚至也有一套上台讲演的标志性行头：黑鞋、牛仔裤，和一件黑色的拉链运动衫。”
两年来，福斯托和法德尔在每一件事上都争来斗去，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也都经常迫使乔布斯出面调停。为福斯托工作的尼廷·加纳特拉回忆，在2006年有一次，乔布斯不得不亲自决定iPhone采用哪一个团队的引导程序。这听起来像是工程细节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引导程序是电脑上运行的第一个软件，它会告诉处理器去寻找并启动存有本机软件的磁盘。“我们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史蒂夫来决定这么小的事儿？斯科特和托尼就不能自己搞定吗？’”
法德尔手下的另一位工程师更直率地表达了他对于这场争斗的失望：“那两年，我在感恩节、圣诞节和新年都在加班——发疯似的在工作——还要应付办公室的那些狗屁政治。”
尽管存在着争吵和最后期限的无情压力，iPhone还是在6月29日如期发售，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在它最终于当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上市时，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争相报道此事，那场面如同埃尔维斯·普雷斯利＇18＇或约翰·列侬＇19＇死而复生一样。新闻工作人员在全国的苹果商店门外安营扎寨，目睹了那些急于购买的顾客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混乱场面。在纽约市59街和第五大道交界的苹果商店门前，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的一次直播期间，记者劳拉·英格尔正在播报时，一个渴望引起注意的人走到摄像机前，一把抓过了她手里的麦克风。这看来就像是预先计划好的——事实上不是——因为她正在采访《新闻周刊》的史蒂芬·列维，列维是早于大众拿到了评测样机的全世界4位记者之一。在那个人夺走麦克风之前，英格尔给她的观众渲染了现场的情况，她悄声说道：“我可不想惹事儿，但大家看，他手里就拿着一台……这儿大概需要加派安保人员了，不过还是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