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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投机的问我提出制定《反投机法》的建议，即使不制定《反投机法》，最起码也要以立法的形式禁止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我认为是有可行性的，其实就像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都表示，如果政府规定不可以投机，那他也不会进行投机，如果我们的政府通过立法规定不允许在住房和食品领域进行投机，我想中国的投机者也不会违抗法律进行投机，至少大部分人都会放弃投机行为，就算剩下一小部分投机者，他们也不会对市场掀起太大的风浪，因为很多泡沫都是群众性投机造成的，比如股市泡沫和房市泡沫都是这种情况，小部分投机者造不出大泡沫。
当年我国取消《反投机倒把条例》被看做是社会的进步，我们现在重新制定《反投机法》同样也应该被看做是社会的进步，两者都是改革，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
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属于帕累托改进
记者：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难点在哪里？
高连奎：在谈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难点前，我更愿意谈谈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有利条件：
首先，我提出的这种社会保障模式，大家接受起来还是非常容易的。我本人有个习惯，就是每当写完一篇文章一般喜欢到网上看看转载率，当我将《论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一文发表在光明网刊发后，我认为转载这篇文章的网站应该不会多，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这篇文章是我所写文章中大网站转载率最高的，很多以前没有转载过我文章的网站，都转载了我这篇文章，这说明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思想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与接受。我认为人们以前只知道福利社会，但看到我的文章后，他们可能会认为，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社会模式，人们就会感兴趣，人们的兴趣是我推动这个主张的最有力因素。
其次，在理论上也没什么阻碍，比如大家所知的是福利社会有两大弊端就是养懒人，这是因为福利社会都是采用直接补贴的方法进行的，也就是按人头分配的，但我的主张则没有改变多劳多得的原则，福利社会相当于将一样东西送给你，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打五折后卖给你，因此“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不存在施舍的问题，也就从根本上不存在养懒汉的嫌疑。因此不会存在“养懒人”之嫌。而且福利社会税重，限制了企业的活力和国家的竞争力，但是我的主张则更加的优化，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主要是从消费角度征收，但注意是消费角度，而非消费环节，
大部分改革都会伤害到某个群体的利益，会造成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但是我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主张不是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利益重新分配，而是在每个人的消费行为间进行利益分配，比如我们将食品、住房、医疗等生存性消费领域的产品价格搞的非常低，让人们可以用最少的钱满足生存问题，在汽车、家电、家具建材等领域的享受型产品的价格可以搞的稍微高些，而奢侈品比如各种首饰、收藏品等我们将价格定的非常高，这些可以通过税收手段进行调节，也就是提高后享受型消费品和奢侈型消费品的税收，来补贴到生存性消费领域。
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了，住房、医疗这些关系到生存的消费反而贵的不得了，而那些享受型消费及奢侈型消费反而不贵，因此我们必须把这种局面扭转过来，人们幸福感才会增强。
我认为推动这一主张，我有一个有力力因素，那就是我的主张没有风险，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即使遇到一些技术性问题，但也不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损失，基本上属于帕累托改进。
至于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难点，我认为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这需要政府的推动，这需要税收制度的改革，需要先期进行社会实践，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时间与精力，但是我相信只要我的主张有政府、学术界和民众的一致认可，那推动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了，因此我对此持乐观态度。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一节 本章前言
早在100多年以前，西方思想家就将火药、指南针、 印刷术看作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这些发明成为西方科学复兴的手段。
中国的指南针和火药，帮助欧洲开辟了新航路后，1492年，哥伦布从欧洲航行到了美洲； 1498年，达加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了印度；1521年，麦哲伦又从美洲到达了菲律宾。此后，中国与西方在海路交通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一改自古“丝绸”一条陆路的历史，在16—18世纪进入了一个通过海路进行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正是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下，也就是在明末、清初，西方一批批的传教士进入了中国，他们成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并将中国思想文化带到了西方，这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
我们应该了解这种历史事实，这对于当代中国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角色和作用，消除“西方中心论”所孽生的殖民地文化心理，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挺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乃至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再度辉煌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本章就讲述这些内容。。 。。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节 “中国潮”时期：中国影响着欧洲最时髦的生活方式
第二节 “中国潮”时期：中国影响着欧洲最时髦的生活方式
“给我倒杯茶吧，艾兰小姐，
请用这精美的中国瓷杯”。
虽然这只是欧洲著名诗人波德莱尔诗中的一句；但足以显示出中国瓷器在当时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 体现出中华文明对当时西方人的影响，而1718世纪，西方社会的中国潮，表现各个方面。瓷器的轻薄淡雅，丝绸的华贵飘逸，茶叶苦涩里透着清香，它们不仅丰富了西方人的生活，也改变和引导了西方人的生活风格。
中国的瓷器与茶叶出现在欧洲，首先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1650年前后，英国普通人一年的生活费用大约5英镑，而一镑茶叶就价值10英镑，而瓷器只有在王宫和贵族的客厅里才能看到。他们用中国的瓷碗与茶招待最尊贵的客人。163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指示只购买带有中国图案的瓷器，1651年，荷兰联合省执政的女儿出嫁时，嫁妆是一大批中国瓷器。1662年英国与葡萄牙王室联姻，葡萄牙公主不仅带来了瓷器作嫁妆，还带来了茶叶与喝茶的癖好。
每年春天，欧洲的船队开赴中国，主要贸易项目是茶叶、瓷器、丝绸、漆器。第二年船队返回阿姆斯特丹或伦敦，一艘商船就可能装载250000件瓷器，5000件纺织品，600件漆器，6000磅茶叶。阿姆斯特丹又出版了基歇尔神父的《中国图志》，这本书以图片为主，书中各种有关中国器物、风景建筑的图画，都令人耳目一新，成为一时的畅销书。路易十四是位好奢华的君王， 1670年，路易十四忽发奇想，要为夫人建一座“中国宫”，据说建筑灵感来自中国南京的一座瓷塔。那年冬天，这座名叫“瓷园”的中国宫奇迹般地出现在凡尔赛。对于以后在欧洲持续了一个世纪的中国风格的建筑来说，“瓷园”是一个开启先河的创造。
中国货源源不断地输入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的港口、城市。当时市场上美丽的绸巾的上乘之作大多是中国输入品，即使是里昂等欧洲城市的产品，丝绣或印花的图案都是中国的。法国的丝织业最发达，丝绸画师手里都有一本《中国图谱》。荷兰出产的丝织品，同样也采用中国花样，甚至印度棉织品运回欧洲加工，印染图案时也模仿中国款式。
古罗马时代以来，欧洲人又一次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人们放弃硬梆梆的服装，走出阴晦的房屋，穿上柔轻纤巧的丝绸，欧洲市容比以前显得更青春，更有生机。至少在17世纪末，巴黎成为欧洲的时装中心。色彩艳丽的丝裙，外加一条绣满花鸟的三角丝绸肩巾，那就是有“中国风格”的法国时尚。
西方崇尚中国丝绸，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崇尚中国壁纸才100年。东印度公司的船主们从中国带回墙纸，将它们装裱在家中或办公室。中国式风景，花枝溪水，亭台飞燕，使四壁生春。人们竟相仿效，喜欢把自己的房屋装潢得象画廊一样。壁纸、天花板、屏风、绣帏绘着鲜艳的图画，画中的中国人总是手持鲜花，坐在树下的高坛上，飘渺的中国风景像仙境一样。法国、德国、英国的商人，从1610年左右开始仿制中国壁纸，直到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的彩印壁纸才站稳市场。
漆器在17世纪末也开始走红。中国漆器走红，法国工匠就大量仿制花鸟图案的漆器家具与日用品。路易十五的情人最喜欢中国式的花鸟漆器，她在巴黎郊外的贝莱夫宫几乎成为漆器博物馆。
法国王宫里的贵妇纷纷摇起了中国扇子，巴黎街头出现了中国轿子，法国人称之为“抬椅”， 1659年上演的莫里哀的剧作《可笑的女才子》中，还提到这种封闭的中国式大轿。
中国事物风行欧洲，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欧洲制造大量的中国风格的玻璃器、丝绸、家具与壁纸，甚至建筑与园林，也开始模仿中国风�